该立未立该废未废

　　8月21日，中国农业大学新生开学。当天，该校公布的一个统计数据引起媒体的注意——从2002年至2010年，该校本科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一直稳定在30%以上。而今年，这一比例首次跌破30%，只有28.26%。

　　就在此前不久，一名有15年教龄的中学老师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学校里的尖子生大多家庭条件好，直呼：“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一网帖引起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新一轮讨论——在寒门子弟上学已不成问题的今天，为何考入高等学府的农村孩子反而越来越少？

　　这一问题在近日由中宣部理论局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一书中也有过讨论。该书将“如何实现教育公平”列为群众关心的8大热点问题之一，提出当下推动教育公平工作的重点，已由“有学上”演变为“上好学”，要解决不同群体之间接受优质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

“有学上”短板在于“民工娃”

　　到目前为止，全国城乡均已实现免费义务教育，适龄儿童“不花钱、有学上”。《法制日报》记者查阅相关统计发现，2010年全国高中毛入学率达80%；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已占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建立，2010年资助学生1.8亿人，资助经费510亿元。

　　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看，“有学上”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然而在现实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仍时不时地要遭到“无学可上”的惊吓。

　　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陆续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1.4万名学生。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称，已经制定和采取了学生分流方案。就打工子弟学校关停后学生安置问题，北京市教委明确表示“保证不让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

　　早在2001年，国家就对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提出了“两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有效缓解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难问题。“民工娃”在城市中的义务教育原本已不成问题，但此次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事件，还是带给了外来务工人员许多焦虑。

　　在“面对面”中，针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同样带着担忧。书中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弟有1100万多人，而且今后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提高4个百分点，意味着还将有5000万人“进城”，将增加约800万适龄随迁子女。

　　在城里上学的“民工娃”越来越多，但针对他们的教育政策却仍然存在种种缺陷。“面对面”指出：“一些公办校入学‘门槛高’、部分民办校教学质量低、在当地接受‘初中后教育’难等问题依然突出。”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凝聚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和汗水，让他们的子女安心上学，是当地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面”的编写者们在书中如此强调，他们提出的措施是：“应该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纳入区域教育管理体系，指导和督促公办中小学做好接收就学和教育教学工作。提高公办校对随迁子女的接收能力。降低入学门槛，简化入学手续，禁止收取借读费。”

　　除此之外，作为补充，应建立健全以接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校的审批、管理和扶持制度，将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纳入本地规划，帮助改善办学条件。制定具体办法鼓励公办校对民办校结对帮扶，组织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轮流支教，鼓励社会各界向其捐资助学。

“教育不公”源头在“机制不公”

　　即便“有学上”已渐渐不成问题，但被认为是“社会公平基石，人生公平起点”的教育公平，其含义远不止于此。

　　“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不久前，一名中学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这是“面对面”一书中“如何解决教育公平”这一章节的标题，而它也正好切中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不论是很多家长头疼的‘择校’，还是不同地区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这些都反映出城乡、地区和校际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接受优质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从“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到“接受优质教育”机会的不均等，“面对面”的编写者试图强调，我们在推动教育公平工作上的重心已经发生改变。

　　寒门为何难出贵子？除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投入不足等问题外，“制度改革滞后的掣肘”被该书编者提出来加以强调：“例如，城乡中小学校教师编制和工资待遇缺少统一标准；教师合理流动制度、省级政府统筹管理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机制还不完善；而随迁子女无法享受‘同城待遇’，根本在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身份壁垒’。”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非常认同应从社会制度层面去思考这一问题，“教育不公的根基在于社会基础环境上的不公。比如，城市居民和一个偏僻乡村的农民，其所能享受的权利就有非常大的差距。作为其中一个层面，教育领域自然也承袭着这种不公”。

　　这样的不公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储朝晖说：“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了大多数优质教育资源，而农村和边缘贫困地区则相对稀缺。即便在同一城市，不同学校占有资源也存在巨大差距。虽然国家已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但很多地方名校‘名牌效应’依然存在，加剧着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

　　“一些不利于教育公平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消除，一些促进教育公平的机制还未建立。”这是“面对面”对当下教育不公深层次原因的总结。

“教育公平”需“学校平等”

　　“一些不利于教育公平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消除，那就一条条去消除；一些促进教育公平的机制还未建立，那就一点点去建立。”储朝晖认为，要最终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就要彻底地实现整个社会权利的平等，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政府层面应该有长远打算，但必须从现实出发一件件地去做。

　　在应该被消除的机制中，储朝晖认为最关键的要消除所谓的“择校”，“学校和学校之间不应该因为行政干预而分出三六九等来，如果学校之间地位不平等，会直接导致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

　　这一点同样在“面对面”中被大篇幅提及。“在我国许多城市，中小学校择校非常普遍。为了孩子能进名校，家长托关系、找门路，不惜举家迁移、不惜付高额‘赞助费’”。

　　书中还详细提出了应该被执行的具体措施：“‘择校’实质上是‘择师’。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在于师资力量的均衡配置。应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实行区域内中小学教师编制和工资待遇统一标准；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高级职务（职称），必须有在农村或薄弱学校任教的经历；配足配齐农村、薄弱学校合格教师，加大培训力度，组织教师到优质学校学习进修，提高教学水平。”

　　书中还强调，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但有些学校为了争夺优秀生源和自身利益，在招生过程中不按章办事，给择校制造了空间。“应按照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学校分布情况，科学划定学校服务范围，合理分配招生名额，通过规范升学入学，不给择校留机会。禁止公办学校开设‘实验班’、‘占坑班’,杜绝以任何名义收取择校费，切断录取择校生与获得利益之间的联系”。

　　在认同以上做法的同时，储朝晖还提出，当务之急应该重新设计一套对学生的评价、选拔体系，“农村孩子也有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素质，比如意志力更强、更坚韧，这其实是一个人在发展中非常关键的素质，但是却不在我们评价一个学生的体系之中，所以农村孩子自然不占便宜”。重新设计的评价体系，应该紧紧围绕“最适合人的发展”这一核心标准，而不应以知识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将农村孩子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

打工子弟城市就学的障碍在哪 （熊丙奇）

　　8月18日中午，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门口几名校内工作人员正在悬挂“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字样的牌照。现在的校名多了“实验”二字。几名前来了解学校情况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家长被校方告知此处不是安置学校，而距离此校不远的“现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才是安置他们孩子上学的地方。可是这所谓的“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一天前还是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在摇身一变却成为了“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谁说政府解决打工子弟问题的“决心不大”、“能量不大”？一夜之间居然就可以把一个活动中心，变为一所小学，而且，海淀区教工委负责人称，该新校区符合办学标准，师资力量优越，不需缴纳“赞助费”。（新京报8月20日）这么快就“改造”出一所师资优越的小学来，可谓“北京速度”啊！

　　但很显然，政府部门的“决心”用的不是地方，而原来接受安置学生的小学，一夜之间更名，更是和政府部门一起演出了一场闹剧。这至少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暴露出少数公办学校不愿意安置打工子弟的本来面目；其二，政府部门对学校资质的审查“因校而异”，让此前因打工子弟不具办学资质而关停的理由，很站不住脚——对于“新变出”的“学校”，前来探访的多位家长担忧，相关硬件是否达标，教学质量是否下滑等，可见，这一学校可能连这些打工子弟以前所上的学校的条件还不如，是“冒充合格”的学校。然而，它在政府部门眼里，却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

　　城市公办学校不愿意安置打工子弟，这很让人受伤，甚至让人怀疑，这还是肩负教书育人神圣责任的“学校”吗？这样的“学校”还能在教学中，理直气壮地教育孩子追求平等、自由、博爱吗？然而，这却在现实中一再发生。根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北京市教育事业概况，2010年北京全市有小学1104所，比2005年减少299所；初中345所，比2005年404所，减少59所。对此，很多人迷惑不解，为什么北京宁可撤并掉中小学，却不愿意让这些学校接纳打工子弟？

　　而站在城市的角度，这却“比较好理解”。城市公办学校不情愿向打工子弟开放，接受打工子弟，大致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遭到就读的城市户籍家庭反对，认为如此一来，学校的校风、学风会被打工子弟“带坏”。去年，就曾有媒体报道，一所接受打工子弟的城市公办学校，居然把学校分成两个互不相通的校区，一个归城市户籍学生，一个归同民工孩子。北京这所小学赶着改校名，并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再搞出另一所以安置学校名命名的学校，不知背后有无城市家庭反对的原因。

　　其次，具体办学者担心给办学带来麻烦，影响本校的教育平均水平和升学率。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确实会给原有的办学带来冲击，包括这些孩子的不适应问题，与城市孩子间的交往问题，另外，由于家庭环境因素，他们的学习成绩也可能低于城市家庭。面对这些实际问题，负责的、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教育者会想办法促进融合，并不在意所谓的升学率，但遗憾的是，不少中小学的办学者追求的是现实的办学政绩，且把打工子弟视为麻烦，所以，也打心里不愿意接纳。

　　再次，城市管理者担心把打工子弟的求学问题解决得太好，会使城市成为“教育洼地”，导致更多的打工子弟涌入，让城市不堪重负。换言之，就是有条件，也应该制造“障碍”，让打工子弟不那么顺利入学。

　　以上这三方面，第一条要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户籍福利的传统思想中，一些大城市居民有着天然的优越性，给予外地户籍人口同城待遇，往往会引发本地户籍人口与外地户籍人口间的口水仗，也一定程度直接到影响政府的决策。而第二条和第三条，却是在眼下可以通过制度的改革，加以消除的。

　　对于办学者的担忧，这主要因为目前的办学，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学校不是教育家办学，追求的是十分现实的教育利益和教育政绩，要让教育家精神在学校中回归，使学校的办学者不是官员而是教育家，需建立中小学的现代学校制度，这也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重要改革。对于城市管理者担心开放教育、推进教育公平会把城市变为“洼地”的担忧，这主要因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合理——以县乡财政为主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机制，导致义务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均衡、城乡不均衡和校际不均衡，以“流入地为主”保障流动儿童求学的机制，导致流入地为流入儿童承担更大的教育投入，如果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统筹力度，同时建立起学费随学籍走的义务教育经费流动机制，这一现实困境就将得以突破。

　　事实上，这两方面的制度改革，也将影响到城市户籍人口的心态，进而，城市教育资源向打工子弟开放，给予每个孩子平等的教育，就不再这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