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的江湖

　　欧美国家的院士，是科学界授予学术成就卓越、学术品格高尚的科学家的一个荣誉称号，和科学家的职务、研究经费、个人待遇并无牵涉。而中国的院士头衔却被庸俗化、功利化，院士头上除了光环，还包含着巨大的有形或无形的实际利益

　　对很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而言，院士就是一个金字招牌，谁都想挂一张在自家的大门上。

　　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夫妇、旧金山加州大学的詹裕农和叶公杼教授对媒体表示，在美国，人们不会把院士头衔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你做了院士就容易申请到经费。但在中国，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对院士评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

　　因为关注，所以难免纷争。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案例是肖传国的故事，据警方讯问资料显示，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的肖传国认为是方舟子持续举报，导致其不能入选院士，遂买凶伤人。这个极端的案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某些人对院士头衔的看重。当科学家的故事成为市井谈资的时候，人们越来越关心：院士江湖，几多风云？

　　争抢院士

　　学者一旦有了院士头衔，很快就会受到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争抢”，而一番争抢之后，他们则是身价倍增：百万薪酬、房屋安置以及充裕的科研经费等等，类似的故事在各地一再上演。

　　1991年，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实现了该校院士“零的突破”。此后，有关部门立即关照该校：“你们千万不要让杨院士坐飞机，如果有什么闪失，岂不是又变成了零。”

　　如今，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副院长、当年杨叔子的助手陈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就此事询问杨叔子是否属实。杨叔子说：“虽是江城著名笑谈，但我也的确有好几年不敢坐飞机。”

　　陈思中说：“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华中理工大学是怎样地渴盼院士、重视院士了。”

　　到1999年底，该校培养、引进和加盟而来的两院院士人数达到10名，其院士人数紧排在清华、北大、浙大、南大、上海交大等名校之后。

　　陈思中曾发表文章，分析华中理工大学缘何如此之快地形成“院士群”，首先提出“院士效应”的概念。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经常跟杨叔子院士在一起，周济、樊明武（华科的老院士）他们的形象设计都是我做的。”与几位院士的贴身工作经历，让他更深刻的感受到“院士”的影响力。一群院士聚集在一起，就会有一个“榕树效应”。

　　“榕树是一树成林，一棵树它长起来以后，就在这个领域占领了制高点，占领了一个学科的地位，它的根系也可以成树。然后，如果有几棵榕树的话，在这片土地上就变成了森林。”陈思中说，彼此根系勾连，形成一个特殊气氛。

　　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当时是华中科技大学校长。陈思中说，当时是2000年，周济刚刚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效应”这个概念，是他和一些院士、教授找到周济一起讨论，最后由周济定下来的。

　　潘垣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我国最早从事聚变研究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我国磁约束聚变技术及大型脉冲电源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为了引进潘垣院士，时任华中科技大学书记朱玉泉、校长周济等人四下合肥邀请。

　　陈思中回忆起一个细节，当他们发现潘院士的妻子患重病时，立即介绍武汉著名的同济医院帮助潘妻治病。

　　大批院士进来，“院士群”的形成，华中科技大学年科研经费大幅度增长，1999年已达1.598亿元。

陈思中说，当时水利水电系是在一个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来每年的科研经费不到100万元。张勇传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又引进了吴中如院士担任系主任，刘广润被学校聘为教授后新增为工程院士，几位院士的学科形成了水电、水机、工程一体化。一年来，科研经费上升到 800多万元，“211工程”项目又拨款1200万元。研究生由过去招7～8名，到1999年招60多位，2000年准备招博士、硕士研究生120人。
 

　　于院士个人而言，在这一次次的邀请中，他们个人因为“院士”的头衔，也获得了不菲的利益。当时，同在武汉的211工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承诺，凡引进来的院士，都能获得每人100万元的科研经费、200平方米院士楼住房、50万元安家费。

　　类似的价码并非个案。特别是那些二三线城市的院校，为了提升学校等级，扩大招生，更是显示出巨大热情，位于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师范大学，是一所二本院校，为了引进院士，开出的条件是：一套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的别墅，一次性安家费50万元，配工作车和生活保姆；配偶、子女可随调；科研费、科研条件可满足需要；年津贴20万元；可自带助手，助手从优享受本校相应的引进人才待遇，其他条件面议。

　　陈思中坦言：“现在科技发展很快的，高科技领域的东西，包括计算机，你说年轻人的思维跟院士比，你比不比得了？但是，在号召力、凝聚力、形成氛围方面，你们年轻人做不到。”

　　如今1900多位院士中，宁波籍的有95名，为了引进这些宁波老乡，当地政府在全国首创“院士董事长制”，曾一次就引进6名院士，其中5位在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办工作室。

　　浙江本地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在宁波设立工作室，和杰邦森磁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项目（额度30万元）；在自动化控制领域，与宁波多家本地企业开展合作。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技术局吕局长对媒体说，这不是以往单纯的“院士挂名”，院士在高新区注册实体公司，全部按企业模式运作，院士得参股（股权必须占25%以上），成为公司的董事长，工作室所在的技术团队必须控股。

　　而这些成了董事长的院士们，也不会长年驻留在宁波，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同时还会飞向其他地方，参与项目合作。

　　媒体曾这样写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来宁波的那天晚上，一辆银色商务车停在开元酒店门口，一身黑色呢子大衣的柴天佑走下车来。这次来宁波，是硬挤出的时间，第二天要回北京，后天到深圳开会⋯⋯他在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资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此行是来开董事会的。”

　　“尽管院士大概一个月才来宁波一次，但并不影响他管理工作室。因为他和院士之间有个约定：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间，约有一刻钟的通话时候，汇报宁波工作室前一天的运作情况。”另一位院士葛昌纯的助理王凡这样对媒体说。

　　但还是有不少人在网上提出质疑，这样候鸟型院士有点像在走穴捞钱。不少二三线城市的院士多为双聘院士，只是在学校挂名，很少出现。如天津大学姚建铨院士，同时又被郑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双聘。一人同时出现在这三个学校的院士名单中。

　院士乱象

　　成为院士后，在各院校和地方的争夺下，很多院士成了走穴达人，开始腰包鼓起来，而一切也变得与以往不同起来。近年来曝光于网络和媒体的、和院士相关的乱相逐渐增多，令这一让人尊敬的头衔失色不少。

　　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段振豪。这位1959年8月出生的博士，事发前是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近期由于其发妻揭发二奶、三奶、师生不伦恋等丑闻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与此同时，段博士的另一些问题也被曝光，经调查，发现段振豪虚报冒领差旅费，涉嫌贪污，中国科学院监察审计部门核实后已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如果不是一次情感纠纷的曝光，段振豪很有可能在今年被增补为新科院士。那么，很难说他是否会在自己的院士生涯里，继续着自己虚报费用、生活不检点等行为。

　　除此之外，学术作风不端也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早在2009年，“六教授联名投诉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抄袭剽窃”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曾对媒体说：“近20年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过度宽容，导致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不劳而获。这种对学术造假恨不起来的糊涂思想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中，何谈创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官院士的出现，让公众感到担忧，权力和学术的勾连，是否会让院士圈子变得更加不可捉摸呢？

　　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发布2011年度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名单共485人，提名材料将公示一个月。名单公布后有人统计发现，工程管理学部44名候选人中，近半是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

　　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2001年工程管理学部第一次增选院士，首次增选产生5位新院士，包括铁道部时任部长傅志寰；2003年增选时，工程管理学部产生54名有效候选人，其中汇集了34名高官和企业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等人均在其列；在2005年中国工程院公布的42名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的名单中，有29名官员和企业家。2007年，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等进入工程院管理学部12名候选人名单。

　　82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全是高官和企业家”。

　　此外，院士和商业的结合，也引起一些研究者的警惕，2010年12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院士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地企业已建立超过600个“院士工作站”，院士与企业合作对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作用突出。

　　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一项新近的研究“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11）”称，院士过度参与商业活动有利用“院士”头衔寻租的嫌疑，不利于良好的学术氛围的形成。研究以2009年南方某省都市报为例，该报全年共有18篇广告软文涉及中国两院院士。分析其主题，11篇院士软文是在卖药，4篇在卖食品，两篇在卖房子，还有1篇是教育类。在这些软文中，院士并非直接推荐产品，而是作为商品“科学性”的标签。

　　院士的光晕效应，在寻求科研经费上显得很重要，其中也存在问题。《南方周末》曾援引一位院士的话说：“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在2010年两院院士大会上，院士兼职问题就成为焦点。《中国青年报》称，世界著名数学大师丘成桐断言，取消院士到处收费兼职，中国的学术水平将提高一倍。

　　而媒体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61.5%的人认为院士兼职过多是“社会盲目崇拜、迷信专家名号所致”；49.0%的人认为是“一些地方政府、高校、企业争抢院士的结果”。

中国院士制度被指公平缺失 荣誉和权力紧密挂钩（赵杰）

　　当荣誉和权力紧密挂钩，非学术性因素过多，制度必然被异化。必须进行切实的改革，让院士称号回归到纯净且有尊严的荣誉

　　8月22日，身在国外的饶毅在自己的博客写下《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一文，这成为这位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近期发表的第二篇直指中国院士制度的文章。

　　不管饶毅此文意欲何指，他至少抛出了中国院士制度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公平缺失。“水平很高的人落选，水平低的人当选，我们的院士制度导致该结果比例过高”，一位长期研究院士制度的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非学术性因素过多，导致了院士制度的诸多现实问题。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扬宗认为，由于历史基础不好，现在的院士制度会导致一种结果，不但一些能力不高者获选院士，他们反过来会排斥优秀者、海外归国者。“饶毅被排斥，或为典型”。

　　院士制度肇始

　　回忆起中国院士制度建立史，王扬宗对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印象最为深刻，因为那次选举比较严格地坚持了学术贡献至上和独立原则，从筹备到选举程序都很严格，“是学术界一次自主、公正的选举”。

　　这次选举主要由成立于1935年6月的中研院评议会主持，在同时当选的41位评议员中，包括了来自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聘任评议员30人以及由中研院院长和所长组成的11位当然评议员。

　　评议会成立之初，即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当年的《科学》杂志发表社论，称评议员“除极少数非科学家外，余皆为吾国科学界各方代表人物，极一时之选，评议会既告成立，实为该院最高策源机关，斯不仅关系该院前途之发展，亦吾国科学史上值得记载之一件大事”。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15个筹委会委员，由评议员以通信投票的方式产生，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5人，当选者需得到全体评议员半数以上投票。1948年4月，第一届院士产生，此后每届的评议员都须经院士会议由院士投票方可产生。

　　1947年3月至5月，随着《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下称“规程”）的发布以及选举筹备会的成立，院士选举进入程序化操作阶段。院士候选人提名在全国展开。

　　正式提名结束后，选举筹备会于8月27日至10月13日连续召开四次会议，按照《规程》对各方提名进行严格的初审，结果在所提的510人中，删掉108人，将剩余的402人再提交给评议会。

　　1948年3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最终确定了81名中研院首届院士。而所有的候选人必须经过4/5投同意票才可当选，即25名评议员中需要得到20名评议员的票。

　　“从候选人资格确认，到最后的投票表决，这次选举自始至终都很好地执行了《规程》”，中科院自然科技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金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选举投票时各组之间相互尊重对方在讨论时的意见，要求当选五分之四的同意票，并要求共投五轮方能最终确定，这些做法在中国院士制度史上是最严格的。

　　王扬宗认为，中研院坚持了较好的学术体制，并且在选举中独立运作，“政府方面曾有一些干扰，但它能够坚决抵制，严格按照《规程》办事”，并且，评议会制度颇具权威，能够引导全国的学术方向，并且使得院士成为真正荣誉。

　　不过，在中研院的这次选举过程中，除去最具决定意义的学术贡献标准，候选人还要面对“爱国与否的标准”。众所周知的著名化学家萨本铁就曾因在日伪政府所在地大学任职而不被接受，另外还有一位是赵承嘏。“‘汉奸’一律不能入选院士，这是一条非常严格的规定”，郭金海告诉本刊。

　　不管怎样，中研院此次选举奠定了中国院士制度的良好基础。郭金海认为，这次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一个典范，标志着中国的学术建制已逐步走向成熟。

　　当学术遇到权力

　　在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第二年，新中国成立，并于同年11月1日成立中国科学院。“中科院成立后即废除了中研院制度，并于1950年成立委员会制度”，郭金海告诉本刊，委员会主要起到顾问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对中科院的运作机制也进行了积极探索。1953年，该院派钱三强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学到了对方的学部委员制度，同时，也注意到了院士制度。

　　代表团回国后，有人建议在中国推行院士制度，遭到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的反对，“其理由为担心院士权力过大”，王扬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在大家心目中，院士的称号很神圣，要求很高。因此，各方意见达成一致转而退一步建立学部委员制度。

　　在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批准后，学部于1954年6月开始筹备，1955年6月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开始了学部委员的推选工作。学部委员的入选资格主要有三条：学术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忠于人民的事业。学部委员的推选虽然都经过了科学家的提名推荐，但“最后由中央有关党政部门协商决定”。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数位专家均认为，这样一来，中科院的院士制度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行政体制轨道，其独立的学术地位受到影响，这种问题后来被逐步渗透，直至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一度试图利用院士制度作为谋利之阶。

　随着中科院学部委员制度建立，一些问题也渐次暴露。首先是选举程序被简化甚至缺失。“第一次选举只是进行了一个摸底，也就是在同行中对候选人做了一些了解，投票也没有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王扬宗说。其次是权威性被削弱。尤其是工程科学和技术领域，有很多人得票很少，同样获选。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部委员完全由领导决定”。凡此种种，导致新中国院士制度从建立之初问题就比较多。

　　王扬宗撰文《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问题》指出，首批学部委员的人数是前中研院院士的3.6倍。这个数量上的急剧增长，并不代表七八年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出于当时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迫切需要，反映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于科技事业的极大重视。学部委员制是为快速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而采取的举措。

　　按照1955年6月28日的《中科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1955年6月28日），学部是分工进行学术领导的重要机构，然而有意味的是，学部和学部委员在学术方面的领导作用相当有限。

　　现已退休的前中科院院史研究室主任樊洪业撰文指出：“中科院学部虽然名义上是对院属各研究所实行对口的学术领导，但学部常委只是在头两年有些‘议事’，未久即形同虚设。各学部的办公室也迅速蜕变为院机关中的业务行政部门。”

　　王扬宗认为，在中科院的领导体制中，科学院党组、正副秘书长和学术秘书处（1956年7月撤销）、计划局等有关领导机构，具有更大权威，在许多具体环节，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很难落实。“比如，华罗庚虽然担任数理学部副主任和数学所所长，但有时对所务和学术的领导权还不如一些党员；一些学部常委还不如学部秘书重要”。

　　由此，他认为，归根结蒂，就是当时中共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隔阂，前者对后者不很信任。因此，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作用受到限制，以至于“文革”一开始，学部委员首当其冲被当做批判对象，学部委员制度遂告停止，并且一停就是十年。

　　院士制度异化

　　“文革”结束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学部恢复，在增选学部委员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院士制度，主要以1980年7月，中科院联合中国社科院向国务院递呈《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和《中科院、中国社科院院士条例（草案）》为标志。

　　到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为此，曾经参与组织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钱三强于当年5月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增选学部委员，经李鹏同意，随后增选工作顺利进行，并于1991年12月26日，增选名单获国务院正式批准，不久公布。

　　“199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是我国院士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王扬宗认为，原来赋予学部委员的权力被削弱，转而以咨询职能为主。

　　1984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拟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将中科院学部委员称号改为院士。当时设想第一批院士（包括社会科学）仅为200人，但是由于存在较大争议，直到1994年初，最终决定所有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

　　其间，1992年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科院院士章程》，并于此后至今六次修订。其中规定，中科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将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决定了我国院士的规模较大，增选数额也较多，势必降低院士的学术资格标准”，王扬宗认为，少数院士的学术表现以及院士增选中的种种问题与院士称号的崇高荣誉很不相符。“这些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科学技术日益重视，甚至有日益突出的趋势。”

　　王扬宗用院士制度的变异来描述这种趋势。他认为，“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特权阶层。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的特殊权利，几乎已形成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

　　剥离与改革

　　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现在的院士制度之所以出现严重“异化”，主要原因在于非学术性因素过多。“要照顾年龄平衡、地域平衡，类似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去，就成为造成制度不公平的环境”。

　　由此，他认为，要实现院士制度的科学性，树立院士的荣誉，就必须剥离这些因素。

　　王扬宗认为，除此之外，一些单位为增选院士所做各种名目的活动应予禁止，“虽然规则有强调，但是中国的人情世故常常起作用，这在选举时会受影响”；其次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我国社科院士参差不齐、无法与国际比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意识形态限制较多，缺乏科学标准，所以，“应解放思想，弱化这方面的因素干扰”。

　　除了剥离，更重要的建议是改革。一直提出要把院士拉下“神坛”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由于院士制度从建立之初章程中一些规定就缺乏法律依据，导致学术与权力绑定在一起，那么改革就要由此启动，要么暂停院士制度，“十年八年后各项标准更加客观完备、科学素养和水平达到了预期高度再恢复”；要么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带动院士制度的自然完善。

　　王扬宗则认为，控制院士规模是首要之义，“是改革现行院士制度的必要前提”。应像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技术发明奖评选一样，宁缺毋滥。并要给院士称号降温，“必须想一些切实的办法进行改革，让院士称号回归到高标准和纯净且有尊严的荣誉。”

　　在此基础上，要坚持国际通行的资格标准，提升中国院士的资格要求，是改革现行院士制度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要吸纳更多具有国际水准的院士进入，以确保整体水平，而这亟待拆除观念和政策上的种种不必要的壁垒和科技体制障碍。

　　所幸的是，问题虽多，有关方面已开始重视。据本刊了解，今年将由中科院挑头，与中国社科院等相关单位一起，做院士制度的调研，并提出改进办法。“该工作已经开始启动”，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过他也坦言，不必对此举寄望过高，因为“许多问题并非中科院所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