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华是一位优雅的退休教师，教书一生，阅书无数。

　　然而，父亲陈云，对于女儿陈伟华，仍旧是一部厚重的大书，每次翻开这部大书，她就会有新的感悟和体会；穷尽一生，也不一定能完全读懂它。

陈云同志与女儿陈伟华合影

1

　　那是不久前，北京的一个清晨，7:00准时开动的G101次列车上，消瘦、安静的陈伟华坐在我隔壁的位子上；她梳着一头齐耳短发，记忆里她好像穿的是一件深色格子衫……她长得像极了她的母亲于若木，言谈话语举手投足的瞬间都传神了陈云家风——极其极其地低调。

　　隔着一条通道，一起同去南京参加会议的人们互致问候。当我隔着通道与同排位子上的陈伟华搭讪时，一开始真有点不习惯她默默无言的“低调”。

　　“陈老师，您一定也是搞经济研究的吧？”我好奇地问道。

　　“不是的，我是教书的，和孩子们在一起多有意思啊！”陈伟华把头偏过来回答我。

　　这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曾经的历史教师，说起自己的学生即刻神采飞扬：“学生给我寄的贺卡我都留着呢，已经一大堆了……现在还有几个经常和我联系的学生，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2

　　1966年，陈伟华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正要考大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于是，她被分配到北京郊区，就在长城脚下的怀柔山区做了一名人民教师。这一干就是10年。

　　据陈伟华回忆，1977年还在农村工作的她，准备参加高考时，想让妈妈在北师大的朋友帮助问问复习有什么范围没有。于若木回信告诉她，你爸爸说了这叫“走后门”……后来陈伟华凭自己的实力考上北师大，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原国家人事部。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师范招生很困难。恢复工作不久的陈云建议有关部门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所以，爸爸动员她归队，带头作出表率。于是，她毅然回到了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做了一名中学老师。

　　严于律己，对所有子女的严格要求是父亲不变的品格。

　　陈伟华记忆里还有一个个不能忘记的故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两年零七个月，当时跟着去的只有厨师、警卫员还有一个秘书。“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我妈妈下放到干校去了，我们兄弟姐妹各自去各自的地方。当时，因为爸爸的厨师生病了，就让我姐姐到江西给他做饭，照顾他的生活，我姐姐在那里待了10个月。爸爸说：你在我这儿10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就让我姐姐回单位以后，把这10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单位，后来单位给姐姐开了一个收据。现在这个收据还收藏在上海的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

　　从1949年进京，陈云一家在西城区北长街58号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听了陈伟华的讲述，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有谁能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子女的前途？又有谁，连区区10个月工资的“便宜”都不占？唐代诗人罗隐有一句诗：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用来形容陈云同志的一生真是恰如其分。

3

　　陈伟华说，她爸爸有一句名言：“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

　　爸爸的一生最重视调查研究，陈伟华回忆说——

　　1961年6～7 月间，爸爸回到自己的故乡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调查。当时去青浦农村调查的目的，是要想方设法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当时全国粮、棉、油、肉、蔬菜的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父亲是主持经济工作的党的副主席，他亲自到农村深入调查研究，寻找造成困难的原因，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

　　1956年11月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的时候，他常对商业部的干部说：“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陈伟华后来听一些老同志讲，父亲还经常自己去北京的百货大楼、菜市口，还有天桥的农贸市场，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地走，大东西看过了，就看小东西。一次，忽然发现市场上没有卖女同志装饰发型用的发卡；就问人家为什么没有发卡？人家说公私合营以后，没有生产这个的了，生产这个发卡的钢材也没有了。父亲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非常着急，当时就给负责钢材生产部门的同志打电话，后来还写了一个条子，说你们一定要拨出几吨钢材来，给全国女同志每人两个发卡……

　　陈伟华感叹道：工作做到这种细微的程度，这样的调查研究，我想咱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不多的。

4

　　“我觉得腐败分子和叛徒没有两样！”——说到时下的贪污腐败现象，陈伟华这样说。在她看来，在战争年代，叛徒为了自己苟且偷生，没有经受住考验，出卖了党组织和同志，他们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现在的腐败分子性质和他们一样，就是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人民群众，所以，他们不能称为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党内的败类。

　　她觉得，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里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有人粗略统计，在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当中，大概136处讲到“人民”，平均每半分钟就会提到“人民”这个词，可见“人民”在党心中的分量。

　　“我觉得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共产党永远要坚持的，它不仅是一条宗旨更是党的生命，坚持这一点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党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陈伟华深有感触。

　　掐指算来，陈伟华退休已经7年了，但她比没退休时还要忙。她曾任北京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还经常应邀去参加一些纪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为了让更多人读懂父亲那一代人的革命信念，让更多人把老一辈革命者的品德风范传承下去，她依然是一名孜孜不倦的教师，依然在每天阅读父亲——这本大书。

相关评论：陈云之女咋“一鸣惊人”？（逗号-贵宾）

       党的第一和第二代重要领导集体成员陈云同志的女儿陈伟华，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怒斥中国现在的腐败分子和叛徒没两样。身为退休中学教师的陈伟华，仍念念不忘父亲教诲，强调父亲为官清廉。
     如果简单和直白地说，腐败分子和叛徒没两样，意思即腐败分子和叛徒一样，两者间是可以划等号的。虽然陈伟华是一位退休老师，她的感言代表她自己，之前始终秉承家风，保持着低调为人的作风；但就这句话的意义和影响而言，尽管没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却有着震聋发聩的效应。人民网有个栏目叫“一语惊坛”，这样朴实无华的话语绝对具有“惊坛”的功力，并将从此改变默默无闻的形象而“一鸣惊人”。
     叛徒这个词语，不仅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还有着鲜明的感情色彩，比较多地出现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特指背叛祖国和革命的人。把腐败分子和叛徒“等量齐观”，其实倒还真没有“亏待”谁。不妨盘点两者间的共同点有多少，判断陈伟华的这道题目做得对不对。首先是信念动摇。无论腐败分子还是叛徒，最共同的特点都是从信念动摇开始的。坚定的信念，支撑和决定着一个人的使命和人生的航向，是中枢指挥系统。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堕落为人民币服务的败类，从坚定的革命者沦落为可耻的叛徒，其实都是因为中枢指挥系统出现故障或蜕化变质。其次是意志薄弱。简单地说就是没骨气没毅力。腐败分子或是因为自己本来就缺乏坚定的意志，或因为贪图享受，经不起各种诱惑而堕落的；至于叛徒，则也是因为经不起敌人功名利禄的物欲，或是刑罚的折磨而背信弃义的。第三是后果严重。腐败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政权和事业，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叛徒的危害同样可以葬送革命和事业。党史上最惊心动魄的顾顺章叛变事件，曾使党的组织遭遇重大破坏；如果不是地下工作者钱壮飞等冒着生命危险，及时传递出顾顺章叛变的重要情报，周恩来等及时组织紧急转移，党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都可能将因此而改写。
     如果继续盘点的话，肯定还能够梳理出更多的共同点。但是，即使仅就这些已经盘点出来的共同点，也足够在腐败分子和叛徒之间划上等号了，这说明陈伟华的眼光独到，分析和判断得很正确和精辟。我们党对叛徒向来采取严惩的态度，因为既然关系到党和事业的生死存亡，惩治叛徒是含糊不得的，周恩来还曾亲自领导中央特科开展锄奸行动，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联想到我们党的反腐败，党的历代领导都十分重视反腐败。毛主席认为，“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亲自批准枪决刘青山和张子善，展示铁腕反腐手段，因此营造出廉政的氛围。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沉渣泛起，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严惩不够，缺乏锄奸的坚定决心和铁腕手段而缺少了威慑力。陈伟华的说法，可以勾起我们对叛徒危害性的认识，也希望我们党多点惩治腐败的反思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