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老龄化汹涌而来，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有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到了该调整的时候。经济之声聚焦：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小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吗？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作出适当的调整？

　　中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社会，今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率8.9%，2050年大概将达到30%。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中国经济已经无法再依靠人口红利的释放，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近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综合考量之下，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空间和基础已经具备，调整的方向也已经明确，但是这种调整绝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一定是分步骤的有过渡的。

　　有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其实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当中已经表明，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的完善政策，这句话显示出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站在现在往过去看，中国的人口真的很多；但如果往未来看，则不是担心人口多的问题，而是担心劳动力可能不够的问题。因为根据测算，从1978年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均GDP增长中有近三成来自人口红利，而此后民工荒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的人口红利逐渐在消失。有研究表明，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将在2012年到2020年间消失。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的政策的热议一直不断。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中就涉及了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众多数据，使得国内外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进一步升级。8月26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因为面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是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的趋势。文章认为，生育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有迟滞效应，即中国现在着手放宽计划生育的政策，今年出生的二胎、三胎婴儿到2025年也不过是14岁，还没有到达法定年龄，到2042年才31岁，所以真正能够大幅度改变中国人口的结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年头。

　　对此，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作如下评论。

关于人口政策调整

　　焦点一：调整是否已迫在眉睫？

　　张车伟：我基本认为调整要越快越好。从现在我国人口状况来看，生育水平已经很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生育的压力有多大，人口增长的压力有多大，而更多的是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的供给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制约因素。从生育的角度来看，城里的人越来越倾向于不太愿意生孩子；农村的还愿意生，但生育水平也一定非常低了。这样一种生育态势意味着我国这种人口转变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了。所以从人口自身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调整生育政策是已经到了应该进行的时候了。

　　焦点二：调整应着眼于长期发展

　　张车伟：调整人口政策不是说现在面临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比如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劳动力供给的问题，都很难通过人口政策调整很快起到作用。调整人口政策并不是说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要使我们面临的很多人口问题变得长期来看不那么严峻。

　　比如老龄化的形势，可能政策调整10年、20年以后，比不调整要显得更容易解决一些。劳动力的问题也是很类似，不是说调整完政策，劳动力问题现在就能够得到缓解，而是10年20年以后劳动力资源与不调整相比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我觉得人口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长期关系，而不是短期关系，人口政策的调整也应该是着眼于长期的发展。

关于人口红利

　　数据显示，1978年到本世纪初我国人均GDP的经济增长当中有3成是来自人口红利，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会在明年到2020年时间内消失。

　　焦点一：什么是人口红利？

　　张车伟：人口红利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比较快，这样就使得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期内非常丰富，就使得发展经济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成本也比较便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口红利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应该说得益于这种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但并不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劳动力资源或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以后，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

　　今后随着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加速度减缓，过去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可能会有所削弱，但这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外在变量。所以这样的暂缓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至少在今后10年或15年左右的时间内，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形势。

　　焦点二：中国如何面对未富先老？

　　张车伟：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能够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们现在已经是老龄化社会了，当老龄化社会非常严峻以后，我们可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所以，保持经济快速的增长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从过度依赖便宜劳动力成本，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模式中走出来，向更多地依赖技术创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内需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方面来转变。只有这样，我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才会增强，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余地来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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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是时候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了-《瞭望》新闻周刊   

　　8月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作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报告中涉及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众多数据，使得国内外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进一步升级。

　　8月26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文章认为生育政策有相当长的滞缓效应，即使中国现在就着手放宽计生政策，今年出生的二胎、三胎婴儿，到2025年也不过14岁，未到结婚年龄，到2042年才31岁，真正能够大幅度地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年头。

　　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热议中，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今年4月，翟振武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他对本刊记者表示：“综合考量之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空间和基础已经具备，调整的方向也已明确。但这种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一定是分步骤的、有过渡的。”

“政策调整的时候到了”

　　《瞭望》：如何看待近一时期国内外媒体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评论？

　　翟振武：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问题。简单的“算数”，有时并不能展现其完整的意义。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使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因此，中国也面临着更快速的老龄化问题。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整。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势头得到很好控制的前提下，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具备了一定的空间。

　　计生政策的调整，可以缓解老龄化进程，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完整和优化，有利于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也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因此，我个人拥护从现在就开始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政策完善和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而是要分步骤、有过渡的。

　　《瞭望》：目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点已经到了吗？您认为主要有哪些考量因素？

　　翟振武：我认为，近一段时期就已经可以开始调整计生政策了。但是人口政策这样大的政策调整，事先的准备、讨论、研究要特别充分。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应该说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

　　对计生政策作出调整，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实行30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调整空间，如果现在中国人口增长得还很凶猛，那么政策完善和调整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矛盾逐步突出，应该未雨绸缪地进行前瞻性的调整。三是，计生政策调整要稳妥、有过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这些问题都要全面考量。

　　《瞭望》：与30年前相比，中国目前的人口资源承载能力有没有变化？

　　翟振武：人口承载能力是一个变量。30年间，随着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中国的人口资源承载能力确实提高了很多。30年前我们有10亿人，现在有13亿人，生活水平还更好了，这都说明了支撑能力在不断提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大量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比如石油、钢铁、化肥等物资的大量进口。而且人口承载能力的提高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比如近年来越来越凸显的粮食、蔬菜、肉蛋生产中使用过量化肥、甚至增长素等食品安全问题。

　　在此背景下，未来在实现人口零增长、达到15亿人口峰值后，中国的人口数量应逐步、缓慢下降，以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更为有利。

“老龄化已无法逆转”

　　《瞭望》：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衡量，放宽生育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翟振武：首先应该明确，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即使现在实行“单独二胎”，甚至全面放开二胎，对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这个作用大概是2～3个百分点的降低，比如老龄化率从28%下降到25%或26%。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在日本、韩国、 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发生改变，生育率也在下降，伊朗、越南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接近更替水平（2.1）。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经济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实现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

　　任何政策都是暂时的，与它对应的是人们的观念，相比之下，后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当前在一些大城市，即使允许生二胎，也有一定比例的人选择只生一个，一个孩子都不生的也大有人在。再过20年，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放不放开生育政策恐怕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

　　《瞭望》：您认为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哪些关键点？

　　翟振武：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与此同时，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桶型”人口结构

　　《瞭望》：对于“人口红利”消失的焦虑有没有必要？

　　翟振武：“人口红利”指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时间段。有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

　　拼人口数量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美国人口才3亿，但却是超级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我们不能靠“多生孩子”来发展经济、支撑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要靠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比较优势。

　　《瞭望》：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能够缓解“人口逆淘汰”的情况吗？

　　翟振武：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抑制了农村的生育，从平均生育6～7个孩子下降到1.5个，而城市从平均生育3个孩子下降到1个。农民为计划生育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和牺牲。从30年的历史长度衡量，农村和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差距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因此，计生政策并没有导致和加剧人口的逆淘汰，相反它延缓了人口的逆淘汰。

　　而改善“人口逆淘汰”问题，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主要还要靠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靠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靠让农民少生孩子、城市人多生孩子。

　　《瞭望》：放眼中国未来20～50年的发展，怎样的人口结构是最为理想的？

　　翟振武：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倾向于倒金字塔型。塔顶的老年人口逐年增多，塔基的新生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这个情况已经不可避免，即使现在调整生育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结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增长那么快，决定了现在和未来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非常之快。到2040年左右，中国达到4亿多老龄人口的高峰值后，老龄人口会逐步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可以说，40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肯定的。

　　欧洲国家“桶型”的人口结构，呈现出“直上直下”的特征，是一种人口可持续增长的结构，也叫做“稳定人口”，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如果人口数量每年略有减少，实现“缓慢的负增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