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蔡美儿出版了她的《虎妈的战歌》,谈的不过是如何教养她和犹太夫婿的两个千金的经历,孰料竟引起了全美国的热烈讨论。波及的范围除了大华裔圈,还震动了南韩、南亚、甚至欧洲的发达国家。譬如,今年初在达沃斯高峰论坛,蔡教授被邀请为主讲人,到处访谈,知名度大幅蹿升。
纽约时报当时有篇评论指出,美国有可能失去它世界老大的地位,在全面的竞赛中美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在三个环节都处于下风。1、美国输在了眼下:在经济低迷、失业高企,诸多药方失效一筹莫展之际,中国小有波动后经济继续增长,贸易出超加速扩大。 2、美国正在跑输过程:中国的经济规模在迅速逼近美国,可望十年内取代而跃居全球首位。同时中国无论是中小学生在国际评比中,还是在完成的工程学位(学士、硕士)数量,都稳定超出美国,甚至在美国一流学府颁发的科技博士学位里,中国研究生所占比例也很惊人。3、美国很有可能输在将来。未来的天下,是“鹰扬”还是“虎威”?这可是大问题。《虎妈的战歌》的书名,因此足以刺激美国人乃至西方文明的神经。
如果说教育后代的现状值得西人担忧的话,华人可没有理由少担忧。正像美国的一位资深中国分析家指出的,在对先行了若干步的西方文明的赶超中,与国际研究者一致为中国的成就喝彩的现象相反,国内学人私下里对中国现状的反应却是“洋人是不是存心在“捧杀”我们?”其态度是,在国际比较的公开场合为争面子表现出的信心满满,和内部深入剖析彼此长短时透露的底气不足,恰成对照。他的见解,明达而又深入,得到了不少观察的印证。
对子女的教养,迄今为止,恐怕仍处于一种“艺术”阶段,所谓the state-of-the-art parenting。即是在美国,试图分析这门至关重要的“技艺”,把子女教养作“科学化”的提升,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的事,有规模的实践则是在二战之后了。人们常常称,教育是立国立身之本,不少时候也的确是如此真诚相信的。子女教育的结果,家庭、社会、国家都命运系之,出入是如此之大,人们自然渴望能对它多一点控制,多一点预测,对怎样投入会有怎样的产出之间的关系多一点了解。
“任何人,无论在现世如何成功和显耀,如果其后代搞得乱七八糟的话,那么他(她)的一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杰奎琳.肯尼迪.奥内西斯的著名感叹想必引起无数父母的共鸣。
同时我们也一再听到其他的感叹,如“坏的孩子教不好,好的孩子不用教。”(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语)又如,“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九十老人季羡林教授的阅历语)
怎么回事?我有机会讨教陈准民教授这些问题时,他的经验是,教导学生和养育子女是一样的,要因才施教,要适才适所,要因势利导。陈准民目前是驻洛杉矶总领馆的教育参赞,此前曾担任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校长达十一年。我很赞同他的卓见。这些睿智的认识,先贤很早前就已表述过,内容经过数千年的锤炼,仍在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之中。于是就有了这个系列,取名“虎妈是孟母吗?” 浅谈别人的感悟和自己的体验,把它当做一块小小的敲门砖,扣动读者心扉。
不是吗,无论在哪里谋生计,求发展,要是到头来子女搞得乱七八糟,就像杰奎琳悲哀的那样,一切努力还不是白搭?有感于国内的“富二代”、“官二代”的荒唐行迹频频,弄得民情鼎沸,本系列就从那类错谬谈起。
1、富不过两代
“富不过两代?!” 确实耸人听闻。
历来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像是对世俗成功的诅咒;“富不过两代”却不是一种毒詈,而由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许烺光先生提出的。对中国的历史文献做了深入的统计解析,以及对近代的民俗文化做了深入的实地考察之后,许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令人深感怵然之余,它催人深思和慎戒。
“任何人,无论在现世如何成功和显耀,如果其后代搞得乱七八糟,那么他(她)的一生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句感叹发自一个名叫杰奎琳的名女人,船王奥内西斯的遗孀,更是总统肯尼迪的遗孀。在美国,杰奎琳以“懿范足式”的良母广为人所称道,对儿子的养育可说是不遗余力。在她的悉心栽培之上,在她和肯尼迪的优良基因之外,在她苦心经营留下的两亿多美金之后,小肯尼迪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杰奎琳死后没过几年,小肯和他太太就坠机而亡。经调查发觉,原因是他们在自驾小飞机参加朋友婚礼的途中,因口角而厮打,竟置飞机驾驶于不顾。幸而杰奎琳仙逝在前,否则情何以堪?
类似小肯尼迪的行径,即令上帝恐怕也难帮得上忙,何况区区寡母?板子当然不能打在杰奎琳一个人身上。那么,还有谁得承担罪过?杰奎琳生前有此感叹,潜意识里她难道有这样的恐惧?我们难以确知。但是她在名利场里周旋,所见所闻有不少足可引起她忧虑的,自是不难推想。许烺光的探索之一,就是要追寻答案,下一代怎样成长才能称职接棒的。这可不是什么家庭的琐屑事,特别是就华夏文化价值来说。(不妨看看充满纷争的近代史,国共两方最显赫家族的晚景和结局。)
文化的内涵包括些什么,向来是见解各殊,但作为基石有两类是必备的:1、习俗和仪式,如生、婚、丧、庆等方式和节假日,及其崇拜的对象;2、下一代的培养方法和规矩。文化之能持久,在于这些规范已融入民众的血液,成为不言自明的习惯,对它们的服膺是不假思索的,而不是有意识选择来的。怎样养育子女,因此浸透了所属文化的价值。子女的生育教养对于华夏文化,意义尤其大。因为华人的安身立命之基,是把自己当做血缘链条的一环:对祖先崇敬,并有责任通过子裔继续其命脉。华夏文化缺少西方文明的基本构件,如个人的灵魂、罪愆、救赎、救主等观念;华人则从实际出发,“祭神如神在”。自慰地想,假设神存在的话,就应当保佑自己家庭的顺遂,所祭的祖先才是实实在在的。因而,儿子能否不辱没祖先,并发扬广大家族的链锁,意义超越了对下一代的“教育成效”。
文化的这种差异,从市场和管理的角度,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市场化进展的结果——深受华夏伦理影响的东亚经济体(无论台港、新加坡还是日本、韩国)的发展可为佐证——企业还将以家族拥有并经营为其主导形式。因此,解析富二代(包括官二代)的行为和心理有其社会意义,重温许烺光在这方面的著述也有其现实价值。
许教授(1909-1999)学术成就卓著,1977年被选任美国人类学会会长。他鲜为国内所知,原因大致有三:他毕业于上海,早在1944年就已赴美国任教,并终身客居彼岸;他的著作几乎全部以英文撰写(直至约十年前才在台湾陆续汉译成《许烺光著作集》);他没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典型路数进行研究。顺便说,笔者八十年代留学,也是到美国以后才知道有张爱玲、沈从文、熊十力其人,才读了久闻其名的“江村文化”,也才发现许烺光先生的《祖阴下》丝毫不比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逊色。
“富不过两代”是《祖阴下》得出的结论。这本力作初版于1948年,是许烺光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博士学位后,运用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对云南的小乡村 “喜洲镇”长时间田野调查(一千户、八千人;1941年7月-1942年6月,及1943年的7月-9月)的成果。笔者在此引用的,则是该书1967年的增订版。对平民家庭里贫和富两个群体的考察,以及从史料对权贵名人的跨代统计分析,令许烺光相信,华夏文化里“父子同一”的主轴关系,和 “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周期性地削弱了富裕人家子弟的能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 一个看上去以保护其后代社会地位而不断延续家族的亲属系统在其内部创造了有利于对方(贫寒子弟)的作用,因此造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惊人的变动性。”
许教授对历史上成功人士的分析,主要依据的是蒋良黻的《历代名人年历碑传总表》(包括了30个姓氏的所有的名人),从籍贯和生卒年代来判断同姓者是否存在父子或祖孙关系,由此来判断该家族的荣枯延续的时间。他不无惊讶地发觉,“在所有三十个家族中,家族显赫的时间没超过两代,或至少不超过三代。”尽管中国社会在传统制度的安排上有太多“有利于名门望族延续的因素,但中国的名门望族与欧洲的相比,历时周期要短暂得多。”
为了印证他的结论无误,许烺光又遍访地方志记载的名人望族的兴衰,比如浙江省的镇海、慈溪、鄞县,发现“富不过两代”的规律依然奏效,“在发达地区,名人出生于名门望族和贫民百姓的比率几乎相等。”
有人或许会说,那是哪个年代的事啰,现在可是大不同了。笔者却赞同许教授的见解,“社会的变化和传统历史文化的种种因素紧密相连。了解过去是理解现在的必要条件”。那么在目前,导致“富不过两代”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我们拟在下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