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楚九和生煎馒头
沈嘉禄
有人说，上海人羁旅四方，闯荡天下，最不能释怀的就是泡饭。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带镬焦的泡饭。还有人说最想吃的是咸菜肉丝面、油条豆浆等，而据我观察，游子最想念的是弄堂口小店里的生煎馒头。生煎馒头是草根阶层的食物，不过比大饼油条来得高档，有点休闲小食的性质。旧上海，一般在老虎灶贴隔壁，开一家半开间门面的小店，店门口立着由柏油桶改制的炉子，上面置一口铸铁平底锅，里面是一张长条形的台板，两个伙计正低头包着馒头，不时吃吃地笑一声。最有人气的当属老板—也是当灶师傅，只见他将一只只雪白的小馒头在锅底排列整齐，浇一圈菜油，然后泼半碗水。只听得吱啦一声，一股香喷喷的蒸汽冲天而起，无数细小的油珠四处乱飞。得赶紧将油滋滋的木锅盖压上，再手垫抹布把住锅 沿转上几圈。做生煎馒头用半发酵的面团，这是关键之一。发得好，韧软适口，不紧不松。关键之二在于拌肉馅，肥瘦肉按比例搭配，肉皮熬烂了，冷却后切成细末，再与肉汤一起煮透，待再次冷却后切成细末，方可与肉糜拌在一起。如此包进馒头里，煎熟后肉馅就被一包溶化了的卤汁包围。咬破皮子，卤汁立马喷涌而出，又烫又鲜，欲罢不能，予口舌无比痛快的享受。吃了皮子再吃肉馅，最后就吃馒头底板。这底板已经煎成焦黄，略厚实，硬得恰到好处，带了一点肉味和菜油香，一咬，咯嘣脆。这是生煎馒头高于所有馒头的地方。煎得好，这是做生煎馒头的关键之三。有时，刚掀开锅盖的生煎馒头在锅底吱吱作响，老板就用铲刀有节奏地敲击锅沿：当得当、当得当…当得里格当…这声音，这画面，这气息，久久地凝固在 老上海的回想之中。后来，在稍具规模的点心店里，店家给生煎馒头配上了咖喱牛肉汤或油豆腐线粉汤，有干有湿，相当乐胃。上海人爱它，自有道理。
旧上海，做生煎馒头最出色的是萝春阁和大壶春。萝春阁原是黄楚九开的一家茶楼，上世纪20年代，茶楼一般不经营茶点，茶客想吃点心，差堂倌到外面去买。黄楚九每天一早到茶楼视事，经过四马路一个生意不错的生煎馒头小吃摊，他也放下身段尝过几回，馅足汁满，底板焦黄，味道相当不错。有一天他却发现生煎馒头摊打烊了，老吃客人聚不散，议论纷纷。听那个做馒头的师傅抱怨，店主只晓得赚钱，偷工减料，他不肯干缺德事，店主就炒了他的鱿鱼。黄楚九一听，立刻把这位爱岗敬业的师傅请到萝春阁去。从此萝春阁的生煎馒头出名了，茶客蜂拥而至。
开在四川路上的大壶春也是一家相当有名的生煎馒头店。1949年挤兑黄金风潮时，与中央银行一街之隔的大壶春生意奇好，因为轧金子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饿着肚子轧不动，就近吃点生煎算了。那时候，上海的每条马路大概都能看到生煎馒头的影子。最有名的是淮海中路上的春江，十年动乱时期，上海人也没有放弃吃生煎馒头的爱好，心甘情愿地等上半小时。还有金陵中路柳林路口的金中点心店，生煎也做得不错。最近二十年里，做生煎的点心店就更多了，还出现了虾仁生煎、蟹粉生煎，但吃下来还是鲜肉生煎最实惠，最经典。丰裕生煎是一家连锁企业，它的馅多汁满，皮薄底脆，配一小砂锅油豆腐线粉汤，花费不到十元，吃客很知足。吴江路美食街上的小杨生煎是新生代，店面极小，极脏，极油腻，但因为生煎做得出色，皮子薄，馅足卤满，而且个头大，渐渐地，白领们口口相传，加上小报记者的大肆渲染，小杨笑不动了。
三鲜豆皮八卦汤
二十年前在淮海路上有一家江夏点心店，湖北风味，立身之本是三鲜豆皮八卦汤。三鲜豆皮是典型的湖北小吃，吃惯蛋炒饭的上海人以为就是鸡蛋包糯米饭，里面加一点馅料，其实并不简单。据我观察，原料中有猪肉、鸡蛋、猪肚、冬笋、香菇、叉烧肉等。有时还用猪心和虾仁。这些原料都须切成丁煮成半熟，拌了酱油、白糖、绍酒等待用。为了悦目，有些店家还会加些青豆，糯米是主料，浸泡八小时后旺火蒸熟，晾一下，再用猪油加少许盐炒透待用。倒是皮子的做法颇有讲究，大米、绿豆浸泡后加水磨成浆，而且越细越好。操作时灶上置一口平底锅，淋少许油，将豆面浆在锅中摊成皮，打入鸡蛋涂匀，烙成熟皮。再把糯米倒入铺平，在半边撒馅料铺匀 ，最后将浆皮与糯米对折叠起来，就像上海人摊荷包蛋一样。最后，沿豆皮边淋些猪油，边煎油切成小块，分装成小碟上桌即可，这一块即够胃口不大的上海人打饱嗝了。三鲜豆皮以汉口中山大道大智路口的老通城最为著名，那是一家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据说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视察，曾两次亲临老通城，在品尝了三鲜豆皮后说：“豆皮是湖北的风味，你们为湖北创造了名小吃，人民感谢你们。”后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李先念等领导人也去“豆皮大王”品尝“皮薄、浆清、火功正”的豆皮，都表示赞赏。江夏点心店的豆皮吃过几回，金黄色的浆皮内嵌了软糯适口的馅料，吃的当中还不断有笋啦、肉啦、猪肚啦等馅料供我辨识，味道也确实不错。有一次还在那里喝到了八卦汤，乌龟切成小块煲得浓浓的装入炖盅里，混浊的汤色一眼看不清底，不过乌龟汤为何叫八卦汤，这个问题我到今天也没弄清楚。
大隐于市的酸梅汤
提起酸梅汤，老人就会说：噢，北京有信远斋，上海有郑福斋。那东西真解渴，大热天来上一杯，那才叫浑身透心凉呢。民国那会儿 ，徐凌霄在他的《旧都百话》中对北京的酸梅汤有过描写：“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的梅汤为解渴之需。”梁实秋在客居台北几十年后还对信远斋的酸梅汤念念不忘，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铺内清洁简单，地道北平式的装修。…（信远斋）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酽。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纯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 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上海地处江南，天更濡热，更有理由喝酸梅汤了。于是，上世纪30年代，有四个北京人合伙在上海大世界西边开了一家郑福斋。老上海们回忆，那时候到大世界玩，或到东头的共舞台看京戏，站在路边喝一碗酸梅汤，也算老上海一景。老报人陈诏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想当年，大世界旁边的郑福斋，以专售酸梅汤闻名。每当夏令，门庭若市，生意兴趣。花上一角钱喝一大杯酸梅汤，又甜又酸，带着一股桂花的清香，真沁人心脾，可令人精神为之一爽。如果再买几块豌豆黄之类的北京糕点，边喝边吃，简直美极了。”我小时候喝过郑福斋的酸梅汤，大热天，行道树上的知了拼命地叫着，我和几个哥哥躲在树荫下喝。钱少，凑起来的角子只能买一杯，几个人轮流喝，如今想想也俨然成了一份可贵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酸梅汤在市面上绝迹了，为可口可乐和七喜等饮料取代。前些天约了三五知己到静安寺附近一处饭店吃饭，看到邻桌每人前面放了一杯深红色的饮料，而且是杯身带棱的那种老式玻璃杯。我觉得奇怪，可乐有这样盛的吗？一问服务小姐，才知是酸梅汤。有酸梅汤？我一激灵，不信今天的上海居然还能喝到这老古董级的经典冷饮。马上要了一杯，一咂嘴，果然是久违的滋味，那种熟悉的冰凉的酸甜感一下子滑入咽喉，直沁肺腑，浑身舒坦，于是大家伙每人都要了一杯来喝，喝了一口也像我一样尖叫起来。据店里的老师傅说，酸梅汤的技术依据来自店老板上一辈传下来的独家秘方，绝对是“古法炮制”。他们从定点的供货商那里收购来上等青梅，在毒日头下曝晒数天，直至皮皱收汁，然后加冰糖和桂花等辅料熬制 乌梅汁。熬好的乌梅汁沉郁墨黑，放在缸里散发着清香，每天根据天气状况兑成一定量的酸梅汤，冰镇后出售。有些老顾客就为喝这一口而专门来这里吃饭。
西哈努克亲王与鸡鸭血汤
说起城隍庙的小吃，怀旧的老上海必定会提起鸡鸭血汤，那是经几代人的努力流传至今的呢。寻根溯源，是由一个叫许福泉的小贩首创的，他使用一个俗称“铁牛”的深腹铸铁锅烧汤，中间用铝皮隔开，一半烫血，另一半以鸡头鸡脚吊汤。有客人光顾，就从盛器里拨少许鸡心、鸡肝、鸡肫、鸡肠和小蛋黄，浇上一勺血汤，撒上葱花，淋几滴鸡油，红黄绿相间，煞是可爱。如撒一点胡椒粉，味道更佳。在城隍庙大殿前还有一个名叫“老无锡”的小贩，鸡鸭血汤生意也不错，心、肝、肠、蛋由客人随意挑选。近百年时光流转，这款价廉物美的风味 美食越做越精，成了城隍庙小吃的经典，至今在老松盛等好几家小吃店里还在供应。在我家里，也做过几次鸡鸭血汤，鸡壳子吊汤，再买些鸡肫、鸡肠、鸡心等杂件，煮熟后切薄片，鸡鸭血切小块，事先在冷水里漂过，等鸡汤沸腾后投入即可。将鸡杂件分装在小碗内，将汤一碗碗地盛出，撒上葱花和鸡油，胡椒粉也是不可少的，味道绝对不比城隍庙的差。关键是血要嫩，有些小吃店用猪血代替鸡鸭血，味道就差了。
1973年，西哈努克亲王到上海访问，在此之前，亲王已经游玩了南京夫子庙，并在那里吃了十二道点心。此番来上海白相城隍庙，负责接待的南市区饮食公司接下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后，从区内各大饭店调集精兵强将，还精心设计了一份十四道点心的菜单。这十四道美点中就有一道鸡鸭血汤，这原是下里巴人的美食，用它来招待亲王，就得精工细作，如何个精法呢？师傅们三下南翔，寻找最正宗的上海本地草鸡，然后杀了108只鸡才找到所需的鸡卵—这个鸡卵并非成形的鸡蛋，而是附着在肠子里没有出生的卵，才黄豆那么大小。黄澄澄、规格一样的卵，配玉白色的鸡肠和深红色的血汤，相当悦目。当这道汤上桌时，亲王一吃，赞不绝口，一碗不过瘾，又来一碗。
糜饭饼
我在读小学时，有个同学的母亲是做糜饭饼的。一大早她就得将炉子推到街角人行道上，炉子是用柏油桶改的。还有一麻袋刨花，烘糜饭饼一定是用刨花做燃料的，发火快。炉子上搁的铸铁平底锅也很奇怪，中间陷下去一个巴掌大的圆形，里面加水，沸滚后一直冒水蒸气，帮助将糜饭饼催熟。做糜饭饼的米浆是隔夜调好的，粳米与籼米按一定比例磨成粉，然后浸泡发酵，制作前再加糖精。用勺子舀了，一勺勺地浇在锅底形成椭圆形。然后往炉膛里添一把刨花，哄的一下， 火焰蹿起来了。开锅了，用铜铲刀将糜饭饼轻轻铲起，饼面微微隆起，乳白色，饼底是焦黄色的。糜饭饼两个起卖，七分钱。所以，铲饼时总是将两个合起来，它们的边缘总是有点相连的，像快分裂完毕的两个细胞。旺火烘出来的糜饭饼很香，吃口甜津津，回味有点酸，那是发酵的缘故，这款街头美食的特点也在这里。冬天，糜饭饼的生意特别好。他母亲有时候忙不过来，我的同学就要起早帮她打下手。有时候风头突转，他躲不及了，就被熏得眼泪汪汪。校门快关上了，他才匆匆地赶来，书包在他屁股上颠着，两手冻得通红，捧着一个糜饭饼狼吞虎咽。大家给他一个绰号，“糜饭饼”。虽然并无恶意，但现在想想真不应该。他叫刘炳义。我叫他一个字：“Bing”，听上去像“糜饭饼”的饼，也像是“刘炳义”的炳。舆论和朋友两头不得罪，他认了。我也很想吃糜饭饼，就用母亲给我买大饼的钱去买这种吃不大饱的饼。有时兜里只有三分钱，就拖上一个同学入股，两人合买。看到帮母亲烧火的Bing，彼此都有点小小的难为情，我们拿了饼就一路小跑。后来，Bing悄悄地跟我一个人说，我可以单独以三分钱买一只。但我从来没有去享受这个特权。Bing的功课不太好，穿得也破，大家都不大愿意搭理他。不过Bing这个人，百科知识倒懂得很多，比如皮虫是怎么缩进树叶里的，来年又长成什么样；乌贼鱼是向后游的，在什么情况下会喷墨汁；人的头发在什么情况下会变直，并向上竖起。他甚至知道美国第七舰队的舰队混成。原来Bing看过许多闲书，我和他交上了朋友。Bing的家境确实不好，父亲长期卧床养病，他还有一个姐姐，好像功课也不行，全家都靠母亲做糜饭饼维持生计。Bing每学期要向学校提出申请，免学费和书杂费，但事后老师又会在教室里旁敲侧击地数落他。过年了，我去他家还一本小说书。一间暗黜黜的房间里，一家四口正围着吃饭，桌子中央只有一条红烧鱼，还是冷的!再没别的菜了。我回家后跟母亲一说，母亲就盛了一碗烤麸让我送给他们尝尝。
四喜烤麸
是上海人过年必备的年菜，里面还有金针菜和黑木耳，这两样东西要凭票供应。我家特别地道些，还加了花生仁和香菇，浇麻油，吃口更香。我跟他家相隔一条弄堂，送过去很方便，他们客气一番收下了，我如释重负。后来，我跟Bing进了同一所中学。有一年我们学校组织拉练，每个人都要去的。Bing由学校承担了一些费用，也跟去了。有一次大家饭后聊天，自然谈起了吃的，顺溜说到四喜烤麸。我就说，我最最喜欢吃四喜烤麸了。我是无意的，Bing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心里咯噔一下。不是有一句话吗：贻人玫瑰，手有余香。但既然送人花了，最好不要当着他人面提起这档事，哪怕是无意的。这是我从这件事上获取的人生经验。
粢饭糕
过去，一些小的饮食店门口，支一口铁锅，倒大半锅油，将粢饭糕投下去，油锅马上欢腾起来，汹涌澎湃的情状。不一会，粢饭糕在油锅里露出金黄色一角，师傅用火钳翻几下夹起，排列在抓住锅子沿口的铁丝架子上滴油。粢饭糕是长方形的，厚约三四分，像一副没拆封的扑克牌，炸得外脆里软，咬一口，咸嵫嵫的，还有一股葱花香。特别是四个角最先炸焦，有点硬，咬起来很过瘾。五分钱一块，清晨用大碗去买几块，与豆浆一起吃，算是改善伙食了。下午也有卖，纯粹作为点心吃的。那时候买食用油要凭计划，每人每月才半 斤，每月的油票分四两和一两，一两的票可以买麻油。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油票的特殊设计，别的地方没有一两的油票，我不知道外地是如何买麻油的。上海人穷讲究，苦日子也要用麻油来增添一丝香味。一些老太太看到饮食店炸粢饭糕用这么多油，骇怕了，到处说这油锅里加了水。其实油水不容，哪有这个道理？炸粢饭糕时，会有许多碎屑掉在锅里，师傅要不时地用漏勺打捞上来，否则会焦糊成煤屑一样。碎屑在锅底躺得时间长，特别香脆。我最喜欢吃碎屑，碎屑也是卖的，一角钱一大碗，得候巧。师傅不会等你，积满了一碗就随便卖给顾客。我家弄堂口的饮食店一度有卖粢饭糕，我想办法跟师傅套近乎，终于买到几次碎屑，而且是满满一大碗。此事被我哥知道了，批评我嘴馋，这样好吃，将来干不成大事。他还很 认真地说：伟大人物都有一种特别的意志力和自制力，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这么一说，我才觉得事情有点严重，再也不敢去买粢饭糕碎屑了。
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欲望克制得非常辛苦。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读《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了。我不买粢饭糕碎屑，但并不反对自己看师傅做粢饭糕。做粢饭糕是很好玩的，大米与籼米按比例煮熟，起在另一口锅里，加盐，加葱花，用铜铲搅拌至起韧头。然后在洗白了的作台板上搭好一个大小与一整张报纸相当的木框子，将饭倒进去，压紧实，表面抹平。到了下午，师傅将框子拆散，饭就结成一块巨大的糕了。然后用一把很长的薄刀将饭糕划成四长条，每条比香烟盒子略宽，转移到一块狭长的木板上。接下来，师傅要切片了。许 多人认为粢饭糕是用刀切片的，错了，你看他从墙上摘下一张弓，这张弓很袖珍，用留青竹片弯成，弓弦是尼龙丝，用这样的弓切粢饭糕需要技巧，起码厚薄一样，否则顾客会挑大拣小。师傅切起糕来，一张弓仿佛在手中跳舞，上下自如。如果用刀切，粢饭糕就会粘在刀面上。切好后的粢饭糕看上去还是并在一起的，但第二天用时一分即开。师傅说：“你怎么不来买屑屑头啦？”我很不好意思：“吃腻了。”师傅笑了，将一大碗碎屑再碾碾碎，和在一锅饭里，明天，粢饭糕的截面就会像加了金黄色的桂花一样好看。我克制了自己，但并没有成为伟大人物，早知如此就不克制了。现在粢饭糕少见了，外来妹也不会做，她们也没有绷紧了尼龙丝的竹弓。一些号称上海风味的饭店里偶尔会供应，价钱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有些店家还会切成小条炸后上桌，蘸糖吃，成中带甜，名日：节节高。
观影往事
郭红解
年少时，学业负担不重，课余除了玩弄堂游戏外，最期盼的就是看电影了。
那时，电影院分为首轮、二轮，甚至还有三轮电影院。首轮放映新片，二轮、三轮放映老片，称之复映片。首轮设施比较好，夏天还有冷气开放，当然票价也贵，像大光明、新华、国际等。我大都是在二、三轮看的电影，离家最近的有浙江、嵩山和城隍庙的文化电影院。最喜欢去嵩山，淮海中路龙门路口那座城堡式建筑的电影院，虽说是二轮，但里面的坐席不像浙江那样是硬板凳，而是软座。那时还常去挨不上轮的少年之家看电影，每张票只要5分钱。小学附近沪南电影院是首轮的，每年六一节学校包场观看。我在沪南看了《红孩子》《地下少先队》《英雄小八路》《花儿朵朵》。上次去城隍庙，特地去人民路上找沪南，已没了踪影，这一带成了大型停车场。
我把一点零花钱大都花在看电影上。那天，在街头报栏里密密麻麻的电影预告中，看到淮海电影院在放30年代的老片《夜半歌声》。早就听说这是部“恐怖片”，已很少放了，禁不住刺激和猎奇，下午做完功课后步行近一个小时赶到淮海，还生怕是小孩不让进去看。后来对同学说我看过《夜半歌声》了，他们都大吃一惊。以后拍了张国荣主演的新《夜半歌声》，迟疑了一下还是没去看，为的是保持儿时那份刺激的记忆。那时小小的黑白电影歌曲照成了学生时尚的收藏，照片除印有歌曲外，还有明星剧照。
“文革”中，很少有国产电影放映，倒是看了不少朝鲜、阿尔巴尼亚电影。至今还记得《卖花姑娘》放映时的盛况，车间里人手一张票，根据班头安排观看时间，有的甚至排在半夜或清晨。面对观众异乎寻常的观影热潮，电影院24小时循环放映，影院门口不时能见到帆布口袋里装着电影拷贝、骑着自行车来去匆匆的跑片员。
那个年代语言贫乏单调，外国电影中的精彩对白带来了生动和幽默，成了互相交谈的经典话语。比如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中“对暗号”：“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郎。”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中的“下班以后洗个澡,就像穿件大皮袄。”引用最多的是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有时看了电影想“有感而发”。1975年初，看了电影《创业》后，被气势雄浑的石油会战场面和以周挺杉为代表的石油工人豪迈壮举深深感染，于是有了写稿投稿的想法。为了在文中准确引用周挺杉在影片中的一些警句，又走进影院，拿着纸和笔暗中记录着。鼓着勇气寄给了解放日报，久久没有回音，不知为什么《创业》也停映了。那年一个夏日，工友拿着解放日报激动地对我说：“你登报了！”我一看，我的观后感《地位、荣誉和幸福》在醒目位置刊出了。后来才了解《创业》“封杀”和“开禁”的前前后后。没想到我的一篇观后感会与政治大背景相连。
1980年底，一封解放日报信函寄到了我就读的大学，告知我关于《今夜星光灿烂》的影评准备刊用，由于作了较多改动，特地要我去报社看清样认同，信末署名张世楷。那天下课后，兴冲冲赶到汉口路上解放日报老楼，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主管文艺评论的编辑张世楷。“你原先是在益民食品一厂的吧？”见面后张世楷就问我。没想到，他还记得五年前我的那篇《创业》观后感，这让我深为感动。
这些年电影越来越多，越来越时尚，可惜能长留记忆的实在不多，也很少见到影评、观后感这类文章了。
照相忆旧
郭红解
兔年春节，在上海美术馆观看了“1949-1999上海照相馆人像摄影艺术展”，见到了久已疏远的、原先在照相馆大橱窗里随处可见的人像艺术照。如今，人人会照相，随时可照相。而在以前，照相是件很隆重的事。那时，一般人家都没有照相机，走进照相馆里拍张照、合个影，一定是有重要的事。照片印证着人生的转折和家庭的和睦，承载着幸福美满或离情别愁。
那年小学毕业，去离家不远的吉祥照相馆拍了登记照。那时师生离别，惟一的礼物就是送张一寸的登记照。学校里新来的教自然课的董老师给我们的印象是博学多才，寒暑假给我们讲很多古今中外的故事。毕业前夕，董老师组织我们自己印照片，节省了好多钱。在暗房中，红灯下，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脸庞在显影水中渐渐显现，心中流溢的是神奇、向往和友情。后来听说，董老师是原先在区教育局被错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我们学校的。
那时，有名的大照相馆集中在南京路、淮海路上，各式小照相馆则散落在街头巷尾。据史料记载，1955年全市照相业共有453户、从业人员2172人。当时南京东路上的照相馆和照相材料店就有24户，名气很大的有王开、科艺照相馆和冠龙照相材料店。当时“王开”的“门槛”很高，寻常百姓很少进去拍照。类似的高档照相馆还有南京西路上的“中国”“万象”，淮海中路上的“人民”“蝶来”。“科艺”不照相，以冲印放大精致而闻名，当然价格也高出好多。倒是“冠龙”最具“亲和力”，我们那时候进进出出常光顾。
到“冠龙”租相机，买相纸，拷显影、定影药水，是当时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是苦涩年代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当“冠龙”推出出租相机的业务后，最跃跃欲试的莫过于我们这些不满足于上照相馆“任人摆布”、“装腔作势”的年轻人。尽管租金不菲，但十来个同学、四五个青工合租一架相机，分担的费用也能承受。记得出租的相机135胶卷的是上海58II型；120的是海鸥4型，双镜头的，我们称为“方镜”，取景器在上面，很直观，但按动快门时要特别注意，一不小心就照糊了。135胶卷是要在暗袋中打开相机后盖安装的，都是由师傅代为安装的。看到师傅双手在暗袋中运用自如地装着胶卷，真是一种享受。那时胶卷很贵，一卷120的只可照12张，翻上两边的挡片取景成长方形，可照16张。每次照相都要算计着，往往合影的多。这样胶卷是省了，但印费却增加了，要按人加印。后来，我们想自己印照片，动手制作了一个印相机，到“冠龙”买来相纸，拷来药水，用毯子遮挡住窗户光线，用红领巾裹住灯泡，简易的暗房就有了。曝光、显影、定影、清洗，流水作业，情趣无穷。最为纠结的是，清洗不够，相纸上残留着药水就贴到窗玻璃上上光，干后粘着撕不下来，只能“望照兴叹”。
曾经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照相馆如今难寻踪影了，而留存的照片却越发珍贵。诚如摄影展结束语指出的：我们需要抢救、搜集和研究散落在亿万个家庭中的照相馆人像照片，需要对这些照片进行社会学、历史学意义上的解读，需要鼓励当事人或继承人说出照片中的故事。我知道，上海市档案馆这些年正在做这件事，征集和收藏民间的历史照片，使个人的、家庭的记忆转化为集体的、社会的记忆。
翼风航模店关门了
潘丽达
翼风航模南京西路的老店
昨天的东方早报说南京路的翼风航模店关门了，叹口气，南京路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记忆呢？
小辰光住在西康路南阳路口的南沙公寓，从西摩路小菜场散散步就过去，南京西路口先是太仓食品店，然后是富连布店、对面是平安电影院、沿南京路走是美琪大戏院，南京理发店，凯司令西点，少年儿童书店，再过去就是航模店了。如果一次性走到，在那时可是一次远征了。
航模店我从来不去，阿拉阿哥也不白相，用先生的闲话讲潘家门的人动手能力差。但是，阿拉先生是那里的常客，年少时有一点点零用钱就会去买航模，精心雕琢很是入迷。记得阿拉筹备婚事要打家具，现在年轻人是不晓得咯种事体的了。南沙公寓的房子因为我和哥哥都要结婚就调到天山新村去了，我和父母住在天山五村的两房一厅，哥哥住在玉屏路一室户，想想从小住电梯公寓房子的人住到这个地方也实在是不习惯的，但好坏结婚还算有房子了。
虽然爸爸妈妈不住在上海，但我们还是拿的两居室的朝北小房间，11平方米吧，现在不能想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就要精打细算，这个时候先生从小做航模的本事拿出来，先设计家具图，然后同比缩小做成模型，再找人打制家具。全部是时尚的西式家具，我的爷爷还应邀到上海来，在我的新房里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呢。当时我们住得朝北房间对面有个地下室，是拆纱头的加工组，空气老差一直有飞尘出来，可惜当时根本不知什么叫环境污染。只是儿子小辰光一直生毛病，现在想想就是被污染的结果，搬到虹梅路以后，天地大了，空气好了，儿子身体就越来越棒了。
翼风航模店一定承载着先生很多童年的梦想，少年的憧憬，他这几天在新疆，讲给他听一定会感怀吧。西康路还偶然会走过路过，远远眺望自己曾经的家，那么多年过去了，南沙公寓还是很贵族气息地挺立着。梧桐树肥大的树叶还是把我曾经无数个夜晚躺着看天的钢窗给遮蔽。我们的后阳台以前是个幼儿园，高大的白玉兰年年开花，雪白的花瓣会随风飘进我们的厨房。那个时候三家人合用一个厨房，切磋厨艺还是很有意思的。小辰光我发戆脾气，会躲在厕所把门反锁了不出来，家里的浴缸很大，我会躺在里面休息，头顶上挂了许多毛巾衣服的，我冷了就拿下来一件件披在身上，妈妈是不会来睬我的，她从来不和我的坏脾气妥协。爸爸在家会心疼，在门外不断地敲门，丽达，丽达地叫，我总归要等爸爸叫够了才很有面子地出来。当年的邻居都还在么？一个都不认识咯。
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但是真难忘记快乐的童年，寂寞的童年。现在碰到当年农场的同事，总还要说丽达你们的地板比我们家的桌子还要亮哦。是啊，当年即便文化大革命，房管所每季度都要来打蜡一次，我们要把家里能够翻起来的家具都翻过来，床单全部翻起来，让房管所的人能够打蜡。我们要把地扫干净，他们工人来把蜡打上去，然后去休息，我们就蜗居在厨房随便吃点啥，等他们下午来用蜡把把蜡再擦掉，这可是力气活。就像皮鞋先擦油，然后用软布磨光一样。皮鞋多小，房间多大啊。
童年一去不复返，南京西路变化太大，故世的朱同学家门口的西康路小学老早没有了，变成恒隆广场了，波特曼大酒店把小时候我坐在窗前就可以看见的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馆）上面的红五星给遮挡了。这一路上走过去，熟悉的店家是荡然无存，满眼的顶级品牌与我何关啊。现在的小人也不搭航模，弄变形精刚了。前几日为送礼我去玩具柜领教过，那是应有尽有，全部仿真的，还按年龄段有难易度区分。大人要白相DIY么可以到宜家去买家具来玩拼装，设计和配置精良，不会多一只螺丝也不会少一只，按图索骥也好玩。所以航模店是可以关门了。
关于上海模型店——翼风的一点回忆 2011-1-25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出差去上海，慕名去了“上海翼风模型店”。那是第一次去这个店，很小的门头，“翼”字带有明显的文革气息，上面一个羽毛的羽，下面一道横。好像是在南京西路上（我记不准了），店内也不宽敞，货种很少，附近也不繁华，地处偏僻，店里的服务员一男二女，虽然年纪较大了，却非常和善，可惜没有请教姓名。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就当时来说，算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专业航模店了。至今还记得，当时买了10套弹射，10套海模，总共才三块多钱（已经是大价钱了，还是自掏腰包），分给学生制作。后来又陆续到上海几次，也是每次必去那个店看看，一是怀旧，二是浏览航模器材，算是对这个商店情有独钟吧。可惜的是，后来店员的接待态度大不如前，有搭没搭的，冷淡多了，现在是不是好多了，我不知道。将来回国去上海，我还是要去看看这个店的。
——应该在南京西路的“春雷”剧场对面，这个剧场现在如果还在肯定也不叫这个明显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了。
记得90年我在里面买过一台压燃的引擎，燃料要用乙醚和蓖麻油混合。
那时候每次去上海都回去逛一圈，现在好像还在，但是已经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了。
小小翼凤店，
行人皆惦念。
莫道行人心太痴，
航模心相连。
——小时候买过的几本书，可惜都没有留下来，遥控飞机最终还是没能飞上天，唯一留下的仅有一台压燃式发动机，因没有燃料也从未转动过，数次搬家都没舍得扔掉。
——“翼风”这个老航模熟悉的航模商店对于我国开展航模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想问问：有谁知道“翼风”是何年何月开业的？一开业就在459号吗？又是何人创业的？这位老人还健在吗？我们大家都要感谢他！
——“翼风”是1953年开业的，老板姓郭。这位老人好象没见到过。主要是他儿子郭传龄兄妹二人管理。
——我家离翼风只有几百米，所以翼风开张以后就经常去。翼风开张以前我是到北京路陕西路口的美琪书店去买航模材料的。郭氏兄妹都见到过，我还看到郭传龄在画汽车的图，后来想想大概是在画玩具汽车的外形图吧。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美琪书店的伙计老黄来做公方经理，郭氏兄妹就不怎么见到了。
放假的时候我经常在航模俱乐部（离开翼风就一条街），外地航模俱乐部的人到上海采购航模器材需要带路，俱乐部的领导有时候就安排我陪他们去翼风，还去张小泉买斜口刀……。一晃六十年过去了！
——我真的记错了吗？怎么一说到翼风脑子里就立即会出现“新科技”三个大字？第一次和同学一起去好像就是按这三个字去找这家店的，大概是在1973或74年。
——我的第一架弹射模型飞机就是我妈妈去翼风买回的套材装起来的。
洗被子
曹丽华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洗衣机，洗床单被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但在我小时候，过年洗被子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所有的东西全靠手洗。要过年了，家里的被子要洗洗了，就盼着年前有个大晴天。洗床单被里的那天要早早地起床，在房子外面空地处的几棵大树之间拉起晾被的绳子，以免被别人占了先，到时找不到地方晾。早起的另一个原因是，那时大多数家庭一条棉被就一个被里和一个被面，没有多余的，洗了的被里晚上还要用，所以当天洗，一定要当天干。起床后将要洗的被子拆了叠齐了放水里浸着，因为被里浸水后很重，用手搓很吃力，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家里都有一块洗被子用的木板。然后将浸过水被夹里放在木板上用板刷一点一点地刷，比较脏的地方多刷一下，刷好后翻个身再刷其他地方，全部刷好后漂洗干净就要拗干晾了。但是一个人拗不动并且拗不干，要两个人分开站，各拿所洗被里的一头往相反方向使劲，将被子拧干，然后就可以晾到早已拴好的绳子上了。以上这些事一般要在早上九、十点前做好，否则会耽误晚上睡觉了。到了下午二三点钟，晾晒的被子基本干了，晒着的棉被和洗过的被里被收了进来，开始缝被子了。缝被子算是一种技术活，会不会缝，缝得是否服帖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心灵手巧的试金石。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就已经开始帮父母干这些事了，大冬天里在户外洗被子，两只手冻得像胡萝卜，通红通红的，不过洗得用力，时间一长就不觉冷了。晚上睡在洗过的被子里，暖暖的带有一股太阳的味道，真是好舒服呵，这一天的辛劳就算有了回报。
后来有了洗衣机，开始是单缸的，然后是双缸的。但住房还是原来的住房，洗衣机在使用前要将它搬到水龙头处，洗完后要再搬回原处，也很费时费力。再后来住上了独门独户的房子，洗衣机被放在固定的地方，想洗，只要把衣被往洗衣机一放，到时洗衣机会提醒你将洗好并且烘干的衣物取出即可。
现在的生活真是方便。不过我仍不时会想起以前过年洗被的往事。
六十年代的年夜饭
金永康
我长期生活在远郊的一个镇上，对于上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内年夜饭吃些什么记忆犹新。我将年夜大菜概括为“老四样”：一是油豆腐嵌肉，二是一碗红烧带鱼，三是一盆白斩鸡或酱鸭，四是线粉汤，大抵如此。除此四样，配以炒青菜白菜肉丝之类，便是一桌难得吃到的“年夜大餐”。不过，当时油豆腐、带鱼等物，还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有“大户”“小户”之分，若人丁兴旺的，可分到冰冻带鱼2条，少则拿到1条。冰冻鸡鸭也是如此，大户可分到一只大公鸡，小户可能就分到一只“小种鸭”。
十几岁的我很垂涎“老笋烧肉”，然而笋干是分配给烈军属的。当时商店里难见一粒花生米，乃至1980年我和几位同事去石化城玩，中饭时在一家饭店吃到一盆花生肉丁，我连呼“真香啊”，那一时期的物资匮乏程度可见一斑。
买肉皮
史美龙
小辰光吃年夜饭，三鲜汤常常是餐桌上的主角，啥叫三鲜？油炸过的肉皮加上肉丸和蛋饺，用文火煮成一砂锅汤，再放些黄芽菜，一家门团团围坐喝得热热乎乎，年也过得滋润。然而在样样凭票的年代，肉皮是上海乡下头农户屋里厢的稀罕物，到过年辰光才能凭票买到一份。有一年，农户的运气不好，年货里肉皮消失了。
我家是农户，过年缺少肉皮，心里自然有些“挖塞”。为此，大人走东家穿西家打听买肉皮的门路，好让过年有点改善。隔壁小伙伴阿根是个“小灵通”，亮灯时分，伊端着饭碗头来讲：“明朝下半日，军大菜场有肉皮买，全部不凭票。”怕我不相信，伊居然口口声声赌咒：“假使有半句骗人的话，就从门口爬到村东头的小河浜旁边。”
军大菜场是为第二军医大学家属区服务的地方菜场，货源充足，多余的副食品经常让赶巧的外头人买到。但临近春节会不会让大家碰到好运，还真有点将信将疑。
第二天，虽然阳光灿烂，但到了中午路上冻土还没有融化。我和阿根踩着硬邦邦的泥土，赶了半个钟头路到军大菜场，果然早有先知先觉者在肉铺前挨个排起了队伍，所幸人还不多。天气真冷，我们在原地跺脚取暖，等着肉铺开秤。不一会，人越来越多，我和阿根被人流挤到队伍中间。好不容易等到开秤辰光，想不到的是前方突然有人叫道：“今朝肉皮无货，回去啰。”顿时，前胸贴后背几百号人的队伍像散了架。阿根呆呆看着我，惊诧之余又不乏尴尬和歉疚，看样子伊回去后要履行昨日傍晚诺言了。
阿根嘟嘟囔囔地走出菜场，我迟疑半天刚要举步离开，不料肉铺里间铁门“哐当”一声打开，胸前系着蓝围单的售货大叔探了探头，吹着口哨慢悠悠抱出一筐肉皮。我眼前霎地一亮，扭身奔向柜台，岂料塑料鞋底一滑，摔了个“啃泥地”，下巴和手掌顿时涌出血丝，痛得钻心。等爬起来，肉铺前已挤满黑压压的人群，而且个个比我高出一头多。我忍着疼痛想挤到乱作一团的柜台跟前，无奈力不从心，只能在一边“观战”，眼巴巴地望着人家喜滋滋地买好肉皮离开。
“快来快来，排在我前面。”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转眼一看，是阿根冒了出来，伊的位置与柜台伸手可及。我来不及多想，闪身挤在阿根前面。很快轮到我，花2元钱买下了一份3斤多的油炸肉皮，顾不上油渍渍的，抱在怀里夺路而走。
在菜场门口，我等着阿根，不一会伊空着两手走来。我问怎么回事，伊叹了口气。原来，我离开后风云突变，已经买过肉皮的返身过来冲进队伍想再买一份，造成秩序再度混乱，阿根被挤到一边。轮到伊的辰光，恰好肉皮告罄。
回到屋里厢，母亲一边在我下巴和手掌涂上红药水，一边夸奖我为全家过个开心年立了大功。但一听我讲述买肉皮的经过，不禁皱了皱眉，随后把肉皮分成两半。我好生奇怪，因为吃肉皮的辰光还没有到呢。母亲笑着说：“这份肉皮要是呒没阿根侬也买不到，应该讲伊的功劳比侬还大，分出一点来，好让伊拉过年也能吃上三鲜汤。再说，好心应该有好报啊。”
三鲜汤还没吃，鲜味已在嘴里盘桓，我拿起肉皮赶紧朝阿根屋里厢走去。
规范：成长伴随着痛苦——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回顾之二
连建明
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发展速度惊人，但在前十年，也曝出多起震惊世界的事件，原因就在于10年前朱镕基总理所说的“很不规范”。为了市场的规范，我们付出了代价，但是，换来今天的高速发展，这种痛苦还是值得的。历史表明，只有一个规范的市场，才有一个市场的大发展。
“深圳8·10”事件引发新股发行改革
新中国股市起步不久，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那就是“深圳8·10”事件，随后就有了新股发行制度的逐渐规范。“深圳8·10”事件其实是由认购新股引发的事端，不了解历史的新股民可能会觉得奇怪，认购新股也会出事？现在认购新股很简单，只要点点鼠标或者打打电话，但20年前不是这样的。
深圳当时发行新股采用发售认购申请表的方式，准备1992年8月10日与11日发售股票认购申请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为中签表，中签率为10%。此前深圳已采用过这种方式发行新股，但这一次出事了。
出事背景与国内股票热逐渐兴起有关，特别是上海造就的认购证神话。1992年1月13日，上海发行认购新股的认购证，每份20元，有效期一年，可以认购1992年上海发行的所有新股。到2月2日发售结束，共发行207.6万份，由于认购量并不大，加上这年新股发行量大增，使得认购证的中签率几乎百分之百。3月2日和5月25日两次摇号的中签率分别是10%和50%，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倍左右，最高价接近10倍，认购证成为暴富的代名词，没有买认购证的人后悔不已。
在新股暴富诱惑下，听说深圳发行新股认购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涌来。深圳显然对猛然爆发的新股认购热情认识不够，新股认购表发售点有300个，平均每处的认购者多达5000人。拥挤的人流为了防止被冲散，此时不分男女老少，前胸贴后背地紧紧抱住前面一人，全然顾不上酷暑和暴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签表。
8月10日中签表很快就发售完毕，让排了三天两夜队的股民难以理解的是，一些网点的抽签表很快发售完毕。数千人的队伍，只有前面几十人买到抽签表。但有的发售点刚宣布卖完，就有一些“黄牛”手握几十张、上百张抽签表，以每张700元至1000元价格兜售，人们心中郁积的愤懑可想而知。8月10日晚，因为没有买到抽签表，超过万人的队伍打着“反腐败、反舞弊、要求公正”的标语，沿着深南大道，涌向市政府表达不满。深圳市政府紧急决定再发售500万份抽签表并彻查舞弊事件后，事态平息了。据事后清查的结果，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105399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深圳8·10”事件震惊了国内，也震惊了全球。据说当时纽约的主要报刊连着三天转载报道此事。从该事件中，人们一方面真切感受到资本流动过程中形成的能量，这种能量既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如果驾驭不当，其巨大冲击力也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年幼的中国股市，无论是管理方式还是监管体制，在这股巨大的冲击波面前显得较脆弱。
“深圳8·10”事件后，新股发行停止了一年，并引发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还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3年4月22日《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新股发行逐渐走上规范之路。在20年里，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次数最多，除了认购证、认购表，还有发行新股与银行储蓄存款挂钩的方式，甚至实施过短暂的上网竞价方式，从按市值配售到现在的IPO询价+网上定价的发行方式，一直在探索公平、公正的新股发行方式。
虽然目前市场化的新股发行方式基本上与国际接轨，但证监会仍在不断完善新股发行制度，一项新股发行方式改革了20年还没结束，说明中国股市仍没成熟。
327国债期货事件 使衍生品推迟15年
如果说“深圳8·10”事件涉及的是个人投资者，那么327国债期货事件更多涉及了机构投资者，更惊心动魄。发生在1995年2月23日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以其惨烈、惊心和对市场造成的严重后果，成为烙在证券市场上一道永远的伤痕，金融期货和魔鬼一度画上了等号。此后整整15年，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衍生品绝缘。
1993年10月25日，上证所向社会公众推出国债期货交易。为了推广和尽快活跃市场，上证所设定的入市门槛很低，买卖每口2万元合约只需500元，资金杠杆效应高达近70倍！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推出国债期货交易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国债发行困难的局面，在制度不完善、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金融衍生品的试验匆匆开始了。初期市场是比较平稳的，但由于当时国内通胀率很高，1994年财政部决定对3年以上的长期国债实行保值贴补，国债利率原来固定的天平被打破了，由此打开了国债期货投机炒作的魔盒。
国家是否会对327国债进行贴息，即327国债的利率会否从9.5%补贴到12.24%，是引发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导火索。以万国、辽国发为首的空头认为，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财政部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贴息，而多头财政部背景的中经开不以为然。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急剧增加，一场大战一触即发。2月23日一早，贴息传言得到证实，空头阵营瞬间瓦解。327品种一分钟内上涨2元，10分钟后又上涨3.7元。时称“证券王国”的万国顿时陷入绝境。按照当天持仓量和价格测算，万国亏损额逾16亿元。收市前8分钟，管金生孤注一掷，大量透支保证金，通过公司的两个席位连续23笔、每笔90万口，在327品种上抛出了2070万口巨量卖单，实际成交1044.92万口，将327品种从151.3元硬生生打到147.5元。此举导致当日开仓的多头全部爆仓。如按此价计算，万国反而能盈利42亿元。当晚10点多，交易所传来消息，当日16时22分13秒后属蓄意违规交易，为无效交易，327品种收盘价为151.3元。一代“证券万国”就此轰然倒下。
然而，当时市场的投机狂炒之风并没有刹车，各种利益机构都介入到了国债期货的交易中，上证所的国债期货交易由此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期货品种，局面已经完全失控。5月11日，319品种上演与327品种类似的严重违规交易，并直接导致我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国债期货在5月17日彻底关门。
327国债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痛，折射出的是人性贪婪的大爆发。万国证券的垮台，并不在于管金生对保值贴补率的判断失误，最主要原因在于大量违规持仓。如果当时管金生遵守交易所规定的持仓限制，即使判断失误造成亏损，也不至于公司垮台。而之所以持仓比例远远超过交易所的规定，显然是一种赌徒心理，把市场看成了赌场，这种贪婪造成的赌徒心态必然走向悲剧。事实上，当时持仓比例大大超标的不止万国一家，辽国发等机构都超比例持仓，以至于这些机构持有国债期货总量远远超过了国债现货总和。可以说，327国债事件是中国机构在20年里最大的一场赌局。
327国债事件的爆发，让人认识到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是多么重要。中国资本市场就是在这样一个个痛苦事件中不断规范，15年后我们有了金融衍生品——今年推出了股指期货。有了327的教训，今年推出的股指期货就稳健得多，规范得多。
银广夏15个跌停板 带来监管风暴
事实上，当时在股市进行赌博的不仅仅是一个管金生，透支交易、操纵股价的现象到处存在，这是一个庄家纵横的时代。
如果把中国A股市场这20年历史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可以说前十年是问题大暴露的时期，庄家操纵股价、上市公司造假、大股东贪婪占有上市公司资产、证券公司疯狂挪用客户保证金等等问题，都发端于前十年。各种利益集团把股市当成自己的提款机，种种严重违规现象，甚至到了影响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地步，于是就有了后来一场场打击风暴。而后十年就是规范、发展的十年，特别是2005年之后，在初步解决了这些严重问题之后，中国股市引来了跨越式大发展时期。
转折发生在2000年。当年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回答了股市问题，朱镕基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是很不规范。”总理嘴中说出“很不规范”4个字，足以说明问题严重性。这一年12月25日，中科创业（现名ST康达尔）开始跳水，连续9个跌停板。随后，曾经的百元股亿安科技（现名ST宝利来）5个跌停板，意味着庄家走向覆灭。
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赌场论”，引发一场对股市定位与建设的大讨论。2001年3月，史美伦从香港来到北京，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被委任为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的港澳台专业人士。这位“铁娘子”带来了一场监管风暴，这一年也被称为“监管年”。
也就在2001年8月，出现监管风暴中最严重的事件——银广夏事件。银广夏严重造假事件被媒体揭露后震惊全国，股票连续15个跌停板，创下股市20年里跌停板数量之最。中国证监会最后查实认定银广夏在4年里累计虚构销售收入10亿多元，虚增利润7.7亿多元，一个胆大妄为、大肆造假的泡沫破裂了。
随后，一个个造假案件被揭露出来，虽然十分艰难。刘姝威揭露蓝田股份虚假会计报表后，一度遭到人身威胁，但这一切为后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下了基础。一个个庄家被扳倒，2004年最大的庄家——德隆轰然倒塌，“三驾马车”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连续跌停。虽然查处庄家的过程伴随着股市的下跌，当时很多股民不太理解，但这一切换来了后来股市的健康发展。
同时，对于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清理，对于证券公司的整顿也在这几年进行，代价不菲。中国最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南方证券在2005年4月被宣布关闭，但换来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渐规范。一系列制度也逐渐完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初步建立起来，规范化运作理念也开始为市场接触。如今，“赌场”再也不能和中国证券市场画上等号，股市也没有“推倒重来”，而是迎来大发展的春天。
规范的过程伴随着痛苦，但是，唯有规范才能发展，中国股市近5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规范，也是个漫长之路，今天，内幕交易等等毒瘤依然困扰着进入弱冠之年的中国股市。规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水龙头的前世与今生
宗福先
公用客堂间（门）（油画） 蒋昌一
公用灶间（油画） 蒋昌一
独用水龙头（油画） 蒋昌一
看着蒋昌一先生的组画《邻里之间》那纠缠在一起的破旧水龙头，那老式宅库门、弄堂的门面和共用间，它们那么熟悉，熟悉得简直令我心里隐隐作痛；但是它们又那么陌生，陌生得令我觉得恍如隔世。
画里有六个水龙头，而我最多只有过三家人共用一个厨房的经验。但是这个画面，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上海人，都不会陌生。还应该有一幅与之孪生的画面，就是纵横交错的电线、高低不同的灯头、一排排煤气表、明暗不等的灯泡与长短不一的拉线。记得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里去，他住三楼，楼梯之黑暗，便是白天也必须开灯。他家的路灯拉线就从三楼一直悬将下来。我摸黑找到那根线，拉亮了灯朝三楼爬去。爬到一半“啪”地一声灯被关掉了，眼前一片漆黑。幸亏朋友听见了，出门来拉开了属于他家的那盏灯，我才重见光明。朋友拉我进门悄悄地说：你开了人家的灯！我说：那么小气？
但是今天我不会再说这么不宽容的话了。他们是被那个年代的贫困逼出来的。一滴水、一瞬间的电流，是他们唯一能为自己节约下来或者说“挣回来”的财富。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发财的渠道与可能，他们的聪明才智，只能用在邻里之间的明争暗斗。厨房间里的矛盾与争斗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曾经是上海市民新闻的经久不衰的话题。
但是仿佛突然之间，这个话题消失了。再也无影无踪。
蒋昌一的《邻里之间》组画暗示我们，这些水龙头、这些宅库门有过辉煌的时刻，在它们面前曾经你来我往，人头攒动。画面上的每个龙头、每根水管，每个公用灶间等都通向一个家庭、一个故事。我非常想知道，那时它们的主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到这里的？他们又是怎样如这些龙头般挤在一起生活的？这里的六个龙头之下、邻里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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