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见闻兴业里
顾德惠
陪同自美国回沪探亲的老同学老邻居阿弟重游故地——儿时居住的延安东路835弄兴业里，地处旧时所谓“新城隍庙”一带。上世纪早期，在上海法租界有一处荒地，当时影界人士张石川与人集资，仿南市老城隍庙格局，构建了一座规模相对小得多的庙，时人将庙名及其周边地方称之为“新城隍庙”。如今，此地已改建成了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的延安路高架旁的绿化地带一隅。
兴业里弄堂狭窄，不过三四米宽。有五幢石库门建筑，前门常关。后面与淡水路一幢大住宅仅隔一条小夹弄，两端筑墙，50年代家家户户后门24小时敞开，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又是儿童的乐园。
新城隍庙中间大门处是“百花斤”，南北两端另有小门。内有小巷横七竖八，店铺鳞次栉比。“新城隍庙”东侧连云路旁有“大块头炒面”等喷香可口的小吃美食，还有花鸟鱼虫摊头顾客络绎不绝。令人回味无穷的还有延安东路相邻“新城隍庙”转角处的“洪长兴”清真牛肉面……
兴业里有些人事在上海滩留有些许痕迹。如：上世纪40年代，曾在兴业里短暂居住的顾志刚，与好友陈蝶衣、潘勤孟、冯凤三、谭雪莱、席曙天、黄彰才、韩菁清在“瑜伽精舍”佛堂义结金兰。此后，经小报记者撰文渲染，被冠以“洋场八仙”绰号。
上海的国际饭店底层本来没有名称，因为“洋场八仙”常去那里喝咖啡，所以也被人戏称为“八仙厅”。另外，一位画虎的名家、几位实业家与现在影视界的一位名导演等人均在此留下了昔时足迹。
上海国
雷瑁梓
闵行区：澳大利亚，注重环保与绿化，是房地产市场的新贵。多数建筑为新式的别墅，住房条件优越。
黄浦区：英国，老牌的国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吞并了北爱尔兰（南市区），实力更加强大，堪称上海的代表。然而，毕竟黄河东流去，其往日的风光早已不在，被美国赶超了。
静安区：法国，堪称浪漫的经典，是上海幽雅生活的代名词。高大的法国梧桐，幽静的马路，精制的洋房，处处体现上海的怀旧品位。南京西路是上海最高级的三个办公区之一。
卢湾区：德国，并不是风格象德国，而是与德国的地位一样，卢湾对上海举足轻重。卢湾内敛，干净，与德国业很象。
虹口区：意大利，与意大利一样，虹口总是给人阳光灿烂的感觉，热情奔放。然而，虹口显然太奔放了，不太注重城区的规划协调，所以，虹口显得有一点杂乱。还好，不是太乱。
长宁区：奥地利+匈牙利，富有艺术气质，安静清洁，虹桥路一带电台、画廊比比皆是。而且与奥地利匈牙利相似，长宁的人口结构中也以老年人为主。
闸北区：中东地区、西亚阿拉伯诸国，原因不用解释了，大家都明白。
杨浦区：土尔其，与土国相似，杨浦的版图是算得上是大的，工业集中，然而，显得混乱，人口也太多。
普陀区：前苏联、俄罗斯，是上海重要的重工业区，这一点与俄罗斯相似。但是，污染严重，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普遍不高。在上海在普遍发展的时候，普陀的发展速度及后劲严重不足，这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困境也是一样的。而且，普陀的民居也也很有前苏联集体农庄、苏联建筑风格，值得保留。
徐汇区：美国，是上海目前最发达的房地产市场，商业也是十分繁荣。徐汇是继黄浦之后繁荣起来的，和美国继英国之后的情况相象。
浦东新区：中国，毫无疑问，浦东是最能代表当今中国发展的地方，称浦东为中国，当之无愧。高速的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景，充满活力与机遇。然而，浦东缺乏内涵，没有很多的文化，没有浪漫的气氛，有的只是一幢又一幢的高楼而已。浦东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冲突，就象中国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冲突一样。
宝山区：日本，新兴的发达国家，同日本一样，以钢铁为支柱，交通方便、生活高质量。但是人口严重饱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开始向小岛拓展了。
嘉定区：北欧三国（丹麦、挪威、瑞典），一样是科教发达（800年教化嘉定），工业现代化，环境优美，适合居住。然而，和北欧诸国一样，嘉定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商业太不发达，不够放便。
郊区：
金山区：巴西，发展中国家中的教发达国家，事实上金山的确挺发达。同巴西一样，金山也以石油为命脉。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石油出口，一个是石油进口加工。
松江区：印度，同印度一样，因为是文明的发源地（松江自称上海之根），对外有仇视，尤其喜欢与中国相提并论，这也一样，松江总是与浦东比来比去。不过，松江近3年的发展的确很快。注：松江话与其它地区太不一样，就象印度的英语一样难懂。
青浦区：韩国，一样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经济发展的同时业重视文物的保护。
南汇区：南非，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以前与南非一样不为人知，但随着开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块“世外桃源”。
（因宗族隔离制度，南非长期与其它国家没有外交关系。）
奉贤区：阿根廷，广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是农业大区。
崇明县：中部非洲国家，一样是欠发达地区，人口众多，但工商业不发达。然而，崇明同中非洲国家一样，拥有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人民纯朴善良，语言有别于上海其它地区。而且，崇明中部非洲国家还有相似的是都拥有自然保护区
申城遍讲普通话
吴莉莉
几位老太相聚，对当今年轻人说的沪语很是不满。甲说：哦唷，现在小人哪能啦，上海闲话讲得真难听，腔调一眼勿对。乙紧跟：电视里上海的小囡，打扮得蛮海派格，一开口，讲三句上海话就要带出一句国语。丙更愤愤：阿拉屋里的小姐还要好，廿几岁了，还把“我”讲成“无”，“外婆”叫“阿婆”；伊还有交关口头禅，啥个“隔手”、“挨下来”……小辰光被我打过，打也打不好，叫人听了难熬煞。沪生沪长的老太们，年纪已过一个甲子，从小受上海文化的熏陶，是吴地方言的忠贞捍卫者。话见不准则鸣，面对如今沪语的串味，牢骚几多，无奈几多。牢骚多了不好，在晚辈面前要担“九斤老太”的恶名；而无奈呢，还真不能嫌老太们啰嗦，这是关系到方言文化传承与延续的大事，必须引起上海市民重视。倘若任方言日渐式微，后果就麻烦。
从前弄堂里的邻居也是多籍贯的，宁波阿姆、广东阿妈、苏州好婆、无锡亲娘，哪家祖籍彼此都清楚，比户籍警还稔熟。各家孩子开口都讲上海话，啥人讲不好，要被小朋友嘲笑的。有童谣作证：“××人，到上海，上海话讲勿来，米西米西炒咸菜”。大人们讲不准倒没关系，父辈、祖辈级的，各自乡音夹着沪语，洋泾浜的上海话开开，听得懂就是了。如今的申城海纳百川，上海人开口，想不操国语都不行。同楼邻居见面总要打个招呼，然而面熟陌生，哪晓得众高邻贵姓、贵籍？讲沪语吧，怕人家听不懂，弄不好还以为侬搭上海人架子，只好用国语；送快递的、换桶装水的师傅上门，也要交流几句，不用普通话就难为外来打工者。其实上海人讲普通话也不难，年轻人且不说，就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解放后上的小学，多少学过点汉语拼音，说普通话并不费力，若要标准，便有些勉为其难。有两个听来和看来的小笑话，算得经典：幼儿园有位老教师要上公开课，她让孩子们事先画好图画。上课那天老师说：“小朋友，把你们的小肚皮（小图片）拿出来给大家看”悉力索洛一阵响声后，孩子们全撩起衣服，露出他们的小肚皮！为师的说不好国语，沪语和普通话一团杂糅，真叫听课人哭笑不得；还有位主人陪外地朋友坐汽车去风景区玩，巴士上客人站起来看窗外景色，主人急得叫：当心，要睡觉（摔跤）的，当心睡（摔）下去！客人们却想，这么好的风景怎么不让大家看，还要叫我们睡觉呢，不理他！主人只好一个个地去拽人衣服，强迫大家坐下。语音不准，造成一场误会。解放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倡民族共同语，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现在国情、国力又上层楼，举国都用普通话，交流已不成障碍。但是新问题又来了，方言区域日渐缩小，上海小囡不会讲上海话就是例子。老太们有微词，语言学家更忧心忡忡。方言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地域分支语言，是一笔重要的非物质财富。保护中华民族财富，人人义不容辞。年轻的上海人仅是讲不好方言，而沪上的幼童已处于不会讲的尴尬。有个老太五岁的外孙不肯讲沪语，做外婆的开国语却有点累，孩子笑外婆把“晚安”讲成“饭碗”，老太的教育“权威”从此动摇。旁人劝：哦唷，侬吃力口伐？教伊讲上海话！外婆也为难：“我是逼小人讲的，伊半半六十日才蹦出几个字来，比方‘我要吃巧克力’，前面几个字屏得吃力煞,后头索性出来‘choco－late’”方言讲不来外语代，好罢，这小家伙连国语都不用了。
申城遍讲普通话是好事，这足以说明上海的开放与活力。上海人要保留沪方言，因为沪语是上海的“沪粹”（有别于国粹）。爱护沪粹，老上海人匹夫有责；学点沪语，新上海人也很需要。上海方言这份珍贵的非物资的财富，靠你、我、他大家一起来守才保得住。
申城街头忆旧
杨忠明
秋夜，我在沪上大沽路老弄堂附近的街边徜徉，眼前，既熟悉又陌生，一边是儿时曾经排队买山芋的“大有康”米号的老房子犹存，一边是新楼高耸，怀旧，一种回味，一种逸趣，旧时的街景渐渐地在我眼前回放……
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我住在申城老大沽路马立斯菜场正对面的老屋，夏夜路边，昏暗的老式荷叶边灯罩的路灯下，有人在打康乐球，声声清脆，小菜场里咸黄鱼腥味丝丝袭人，路边，有人在吃小摊馄饨。跑马厅旁“人民大道”铁链条边一盏盏宫灯的座基上是周围蜗居市民享受快哉清风的消暑福地。白天此地，又是学生踢足球的好场地。儿时，我喜欢看黄陂路武胜路口解放军军营那几匹拉大车的雄壮威武的军马出现，路旁有间店铺，门虽设而常关，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墙上贴着好多中国画，数日一换，朱漆巨桌边有人忙碌着，后来明白，那是家裱画铺。暑天，路边的杨树上爬满天牛、金龟虫；草地上蚂蚱跳，蜻蜓飞。有时一场特大暴雨过后，人民大道周围的大小马路变得一片泽国，嘿嘿！这是上海小囡蹚大水玩的好时光，在污浊的雨水中淌来走去，不亦乐乎！
弄堂口小人书摊是上海小囡开心之地，那个矮长板凳乌黑油亮，书架上插满已经不知被多少人翻阅旧得泛黄的小人书，有些《七侠五义》《十三妹》等构图简朴，画法粗犷的武侠小人书，应是民国旧物；还有解放军战斗故事等书，摊主精明，一本厚书分拆成三，可赚更多钱。“老虎灶”里烧水的大铁锅有人定期把锅翻转来合扑在街边用铁铲刮灰，厚厚一层锅底黑灰，被铲得一干二净，小孩围观以为奇。
看“西洋镜”旧时街景之一，近十只漆成红色的西洋镜箱放在一个下有撑脚木架的大扁箱中，一分钱看一次，左手握盒仰头对着天空，眼睛对准装有放大镜的圆孔，右手旋动纽把，里面群魔乱舞、夹七杂八的图片跳将出来，哄得小孩是哈哈大笑！拉洋片则是一只大型箱子，前面几个观看孔给坐在凳子上小孩看，摊主边拉图片边说唱，那是沪上另一种街头玩意儿。
那年头，马路上的小生意吆喝声很好听，有旧货啊买烂东西、钉碗、箍桶、修阳伞、修棕绷藤绷、穿牙刷、卖熏肠肚子、山东人卖狗皮膏药、削刀磨剪刀。还有真正的高鼻头外国人磨剪刀，用一个脚踏轮子来带动砂轮磨刀，火星飞溅，煞是好看！我最喜欢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连云路新城隍庙街头一个山东口音、肥头大耳的胖子手舞足蹈的叫卖声：“来来来，瞧一瞧，杂杂（只只）都是活地（的）！”原来是一粒凸镜后加两片小玻璃夹着“烂稻草水”的土制“显微镜”，眯只眼往里一瞧，哈哈！一滴水中看世界，数不清的“小虫”在游动，从前沪上早已消失的街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修碗
邵毅平
对于阿南来说，我是万能修理匠。笔写不出字了，我甩两下，又能写了；本子散页了，我用胶水一粘，又能用了；童车龙头歪了，我扳一下，又能骑了……我想，在他心里，我无所不能。天崩了，我会顶；地裂了，我会补……我享受这种被崇拜的感觉。
然而有一天，他打破了一个碗，不仅没有丝毫害怕或歉疚，反而指着一地碎片，理直气壮地说：“爸爸修！”在那一刻，我终于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了。
碗并不是一定不能修的。小时候我就见过修碗的。那时候乡下不轻易买新碗，如果只是一摔两瓣，或者扳坏了一片，只要不是“粉碎性骨折”，都会请修碗匠把它修好。修好的碗，沿缝一排“钉书钉”，不渗不漏，功能如初。修碗好看，修碗匠聚精会神，“自顾自顾自顾自”，一修老半天；我聚精会神，“自顾自顾自顾自”，一看老半天。
可是，现在早已不是修碗的时代了；再说，我也从未习过修碗的手艺。我想对他解释，我其实不是万能的，可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已经摇摆着走了。于是我明白，那句“爸爸修”不是商量，更不是乞求，而是信任与命令，容不得讨价还价的。我当然不能辜负了，于是就乘他不注意，把碎片悄悄地扔了。
以后每次都是这样。好在，对于修理的结果，他并不放在心上。
后来，渐渐地他不打破碗了。又后来，不打破碗的日子也久了。那天，我们边喝着咖啡，边像朋友一样聊天。我忽然想起了修碗的事，就问他还记不记得，他说当然记得。我得意地取笑他：“你小时候也忒戆了，还当我真的会修碗！”
不料他却诧异了：“怎么，碗不是爸爸修好的？”
这下轮到我诧异了：“怎么，你到现在还以为我会修碗啊？”
“家里碗不是都没少吗？”
“就不能买新的？”
“那么，那些碎片呢？”
“乘你不注意，我转手就扔了。”
他愣了愣，然后笑了：“原来如此。我还一直以为家里的碗都是爸爸修好的呢！”
那一刻，我若有所失。我想，他小时候的这些记忆，一直尘封在某个角落里，从未被“反思”过；而此刻，我把它们重新抖落了出来，让他看到了事情的真相。这样，在他心里，一个伟大的修碗匠的形象，一定已在瞬间轰然倒塌，就像神甫和上帝在亚瑟心里那样。
但我安慰自己说，这是“必须的”。在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比尔不是说了吗：“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
荡荡老底子淮海路
阿七頭
以前淮海路宽宽的人行道挤满了人，好像大游行，小吃店，西菜馆，中菜馆，皮鞋店，绸缎店，香烟店，电器店，旧货店，各行各业什么都有，购物贵廉都有，十分方便。兜一圈啥未事才买着了。现在呢，眼镜店，手机店，婚纱店倒是不少，还有不少二死店，你进去是你死，你不进去是它死，太高档了，人流却大大不及以前。如有不信者，不妨去荡荡老底子的淮海路。
从淡水路向西南转角老胡开文讲起，老胡开文是歙县徽墨名店，不过除文房四宝外，其它文具都卖。对马路的代销站转行的饮食摊，（或马当路角子上记不清楚了），文革中期晚上有现烧咖啡卖，十几只煤气灶头上过滤式咖啡壶，同时煮起来，老远就闻到香味。
老胡开文淡水路对面，最老早是一家礼拜堂，小辰光只要进去坐一息，就有饼干派,常去吃吃小点心。再朝西就是一间单开间熟食店，再就是老松盛本帮饭店。那里宵夜的单档双档（油面筋塞肉线粉汤）十分好吃。
老松盛隔壁就是上海钟表行，后来才搬过康绥公寓下面，记得那时放着英纳格的广告牌，灯光下发出悦目的荧光绿。钟表行向西就是淮国旧，最近的帖子上的照片已不是原貎了，前身是一家叫五星公司的百货商店，门面是纯白色的磨石子，不是现在照片中的颜色。淮国旧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暂不表。再过去是一家皮鞋或服装店，直到重庆南路角子，有家青鸟照相馆，靠重庆路白色的店面墙上有一只大鸟，似凤凰。
淮国旧对面就是徐重道中药店和四明里，重庆路上有沧浪亭卖糕点，青团，条头糕，定胜糕，方糕等十分有名。四明里有一代名医张尔梅，名骨医魏指薪也在稍远南昌路口处。
青鸟对面角子上是一家绸缎店，沿重庆路还有淮海理发店和永茂昌糕团店，里面的鲜肉汤团十分有名，夏天吃冷面，冷拌馄饨，还有现炒浇头面，鳝丝，虾仁，炸酱等等，不过最好吃的热炸大排面，送上来时大排上还冒沸油气泡，三角四分一碗，最好玩的是，伙计还会用地道的本地腔唱出某枱要什么给厨房听，十分动听，想来听过这种本地腔的人不会太多。绸缎店隔壁是一条短弄堂，弄堂口有一食档，日里卖煎馄饨和锅贴，夜里卖菠菜粗炒面，也有油头腐线粉汤卖，生意不错。现在还在。
弄堂过去就是采芝邨，卖苏式点心，秋冬有鲜肉月饼和一口酥卖，咬开有肉汁流出，西侧橱窗有另类熟食卖，记得除麻雀外，还有形如蟑螂叫龙虱的恐布物体卖，据说广东人喜欢吃，味极鲜。后来叫燎原食品店。最老早采芝邨旁有一间一开间门面的小旧书店，卖低档旧书，但很快便收档。
采芝邨过去是一家中华烟行，卖各种牌子香烟外，还卖洋酒和雪茄，烟斗丝。烟行过去有康歌无线电行，主要卖成品收音机，也有少量零件卖，康歌过去有一家百货店，记得好象是益民百货前身，益民后搬去稍西近思南路。
过康绥公寓后有一架小梯通往上面街面住户，再过去是一家上海旧书店，开架，但珍稀书刊则放柜，我常在此打书钉。渡过好多时光。旧书店原址现已被上海钟表行使用，前身应该是一家银行，旧书店过去就是一家叫群英的脚踏车行，当脚踏车还未凭票时，此地常有得内幕消息者通宵排队买永久26型。车行过去便是正章洗染店。
这一排对面就是全国闻名的妇女商店，自重庆路直到雁荡路（华龙路），雁荡路上有一级理发店叫中原理发店。淮海路上老克勒和时髦女士”才”到这丬店里剃头，妇女商店座落在培恩（文）公寓下面，夹雁荡路对面是永业大楼，永业下又是一间银行，反正都叫中国人民银行。银行朝西有培丽土特产商店，出售全国土产，文革中干脆改名为全国土产。
培丽隔壁是海影图片社，原专卖电影或越剧明星，什么赵丹，白杨，黄丹凤，金焰，舒绣文，戚雅仙，毕春芳，徐玉兰，王文娟等照片满店都是，也经营冲放，文革中八角五分一卷的120胶卷十分抢手，开后门兼排队才能买到。据说文革中改名曙光。
海影过去有一二家小铺不记得，然后是淮海中路派出所和春江饮食店，生煎馒头一角六分一客，牛肉汤一角。此地原是一家买处理电子零件的销售店，春江前身是在对马路正章隔壁的５２６弄和合坊过街楼下面，占约三分之二宽度有多，二只铁锅敲得銧銧响，吃一客还奉送一碗蛋皮汤，老板（小业主）亲自端来。
对面和合坊向西是一间二开间的叫康什么的服装店，常有木模特裸露着引起路人关注，服装店隔壁是华新茶叶店，老派作风，一只只大口瓶，上面有贴纸用隶书写着黄山毛峰，洞庭碧螺，西湖龙井，苿莉花茶等等，一张长柜台，旁边还有茶几櫈子。当时龙井也不过四元多一斤而已。二角几分有一包。
茶叶店过去是默林水果店，热天有堂吃西瓜留籽，冬天有美味滚烫的水果羮吃，一角一碗。默林隔壁就是大美摄影材料行，专卖摄影器材，胶卷，相纸和有关化学药品。大美隔壁５４２号就是飞龙大楼，五层高建筑，当时已算除培文，永业外淮海路中段的高楼了。飞龙下面就是野荸荠食品店，卖苏杭小食，秋冬也有鲜肉月饼卖，还有一大铁锅用黑沙炒糖炒栗子，粒粒爆开，店内还有寸金糖，胡桃云片糕，纸包素鸡，香豆腐干，密汁小方豆腐干，咸橄榄，玫瑰瓜子，酱油瓜子等等零食卖，因在电影贴隔壁，所以生意十分之好。
野荸荠旁边就是淮海（巴黎）电影院，东侧有小梯，上去则是一家弹子房，淮海电影院过去就是很少有人提起的东华俄菜馆，可算时白俄在淮海路上留下的唯一纪念吧，里面的罗宋汤三角五分一碗，是用厚边的白瓷碗装的，奉上时浇上一点鲜奶油，使汤色呈奶白色，上面漂着厚厚一层红油，十分悦目，正宗的罗宋汤必有红菜头，类似于萝卜，不过是紫红色的。卷心菜永远是软硬正好，是我吃过的西菜馆中最正宗，口感最好的一份罗宋汤。
成都路转角就是蓬莱大药房，对面现伊势丹地方应该还有几家店铺，但因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几块广告牌遮盖，据说要成立什么一大纪念馆的刘少奇版本，不过常看到绘图匠拎了油漆筒，不用脚手架就爬在竹梯上把巨大的广告画一笔笔画出来，足可以观看半日。
短短一段路，从重庆路至成都路而已，想得出的东西几乎都有卖，几化闹猛？
忒长了，息口气，有空再荡下去，淮海路真够长
半夜餐
贺友直
我们下放时，还只是高级社，还只是土地归公，但毛病已显露出来了。最为突出的是生产上不去，缺粮少副食品，普遍的现象是吃不饱，那时的农民困难到什么程度？要寄封信筹措八分钱买邮票都没处去找。我等下放干部也只好跟着一起过吃不饱的日子。
但是我等有工资保证，有钱就有办法。不知哪一位消息灵通的打听到镇上的小饭店夜里十一点开门，供应菜汤面、肉包子，这是解馋充饥的希望之路。但是每逢开会，领队就三令五申下放干部务必做到与农民同甘苦，严禁到镇上小饭店吃喝，以免损害政治影响。
然而现实比大道理更起作用。我所在的队离颛桥镇最远，步行45分钟（迫切心情驱使下的速度）赶到镇上，小饭店刚开门不久，伙计还正在点火生炉子，那时镇上还没有电灯，点的叫“了泡”的煤油灯，灯光暗淡摸索上楼，刚上到伸出楼板，只见已有两位端坐在上，眯起眼睛收小光圈才看清，原来是常教训我们要注意影响的两位领队，看来他俩也发现了我等，什么表情没有看清，我自己是什么表情，没带镜子无法自见，只是心里在想：“原来如此。”
那晚，受钻在被窝里懒得起来的仁兄之托，带回来三只肉包子，他睡眼迷蒙地在被窝里把三只肉包子消灭了。
申城儿童零食小吃忆旧
杨忠明
春节到了，瓜子零食年货必备。如今的孩子真幸福，天天像过年，满城尽是美味零食！大小超市数不清的零食堆成山，五颜六色看得人眼花缭乱肚皮饱……遥忆童年，弄堂口吹糖人摊边，孩童围观糖悟空、鼠偷油，摊主笑容可掬，一双油亮亮的手将竹签一拗两截，往饴糖锅里蘸上少许，小孩满心喜欢接过手来不停地搅动小竹签上那晶晶亮的麦芽糖，舔上一口，真甜！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沪城新年小街一景。
现在再平常不过的饼干、蛋糕、糖果、瓜子在那年头是过年美食。记得从前乘火车能买到一小盒蜡纸包装饼干，大人欣喜携回家，小囡好像中了大奖！上海小孩喜欢吃油氽臭豆腐干，那炸臭豆腐的油烟鲜香味弥漫整条弄堂，串在麦秆上的金黄色热气腾腾的臭豆腐引得小孩肚子里的馋虫纷纷爬到嘴边，一口咬下，鲜汁涌出，那股鲜香味儿在齿舌间盘旋良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申城烟纸店几格斜放的大口瓶里有儿童最喜欢的三角形纸包的零食：甜、咸支卜、咸、甜橄榄、盐津枣粒条、奶油桃爿、炒沙豆、鱼皮花生、梅饼、拌砂糖、汕头话梅、粽子糖、白糖杨梅干……至于点心小吃有大饼油条脆麻花、老虎脚爪赤豆糕、桂花糖粥粢饭糕、羌饼薄饼酒酿饼，刚刚出炉滚烫的葱油饼：葱色碧绿，猪油透明，咬上一口，脆、鲜、咸、油、香，味道好极了！“哈点来！”这是小学生向同窗讨零食吃的常用语，配合的动作是右手平摊向前伸出，有同学从家里带来香脆芝麻山芋干，一群小囡围着“哈点来！”之声此起彼落，后来才悟出，此话大概是老上海洋泾浜英语“half”（分我一点之意）。现在孩子喝雪碧、橙汁、椰奶是平常事，那年头，我们龙门民办二小有的学生用甘草粉冲成甜水喝，或是拿粒“盐水片”舔舔或泡水解暑。渴了，街口1分2杯的凉茶清心又降火，2分1片西瓜飒啦哩甜！1966年盛夏某日，我表弟从长春食品店里熟人处讨来一大杯冰水，几个小孩抢着喝，咦？冰水入口，感觉就像现在喝茅台，一条线沿着食管缓缓流向胃门……
芥辣菜、菜包菜、盐金花菜，是当年食品匮乏岁月里流行于上海街头供孩子们解馋的顶级时尚小吃，卷心菜烫后腌，卷成小卷，盛入小碟，浇上调味料，1分1碟，牙签代筷，入口嚼之，爽、脆、甜、酸、辣，五味齐全，放学小孩最中意。盐金花菜花头浓，一排长瓶好几个，摊主飞快将调料一洒，瓶底敲得乒乓响，吸引孩子来埋单。
1967年淮海中路“乐安坊”对面“光明村”点心店，热气腾腾菜、肉中包，每只5分钱，我最企盼有客光临，外婆拿出5角钱，我奔出去买回10只，招待来客。那个滚烫包子肉嫩菜香汁水浓，至今难以忘怀！最近我在苏州观前街搜寻儿时记忆中的味觉痕迹：胡桃软糖、蜜汁豆干、苏州麻饼、五香酱肉、焖肉面……
变迁
华文
上世纪70年代初，才读小学的我便随父母一起告别南市老城厢，迁徙到父亲任教的复旦大学。
夜晚，当通向五角场的3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载着我们来复旦时，郊外的一切令我新鲜好奇。清晨，随着笼罩着田野的薄雾散尽，复旦这片土地向我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铁丝网勾勒着校园的轮廓，老旧的建筑，低矮的楼群，泥泞的街道，与复旦仅一箭之遥的五角场也是一派乡镇景象。商业网点奇缺，偌大的复旦宿舍区仅有一个白天营业、称作“合作社”的小店。一到夜晚，只有几盏路灯孤独地守候在街角。一些青年教师在熬夜读书后只能以饼干充饥，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夜晚校园里教学楼和科研楼依然灯火通明，一些不甘虚掷光阴的学生和教师依然孜孜于学问，艰难地进行科研攻关，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复旦腾飞的脊梁。
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奋发，六、七十年代的动乱，复旦终于迎来了八、九十年代的腾飞和21世纪的辉煌。岁月悠悠，我不断见证着复旦前进的步伐：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一大批博士点、硕士点相继建成，教学、科研成果不断创新，大批拔尖人才的引进，让名师荟萃、新秀辈出的复旦园，增添无限活力，“211”工程等的建设，使复旦朝学术型、研究型大学转型。复旦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复旦长高了：以前校园内多为二三层楼高的飞檐翘角的建筑，改革开放后文科大楼、文科图书馆、逸夫楼、李达三楼、光华楼等高楼先后崛起。复旦长大了：不仅与上海医科大学强强联手，还开发了江湾新校区，确立了以邯郸校区与江湾新校区为主体，以枫林校区和浦东张江校区为两翼的校园新布局，实现了复旦拥有国际一流医学教育与科研的梦想，并使高校科研与张江相关产业形成了紧密的结合。复旦变亮了，复旦的夜空霓虹闪烁，餐厅、超市、网吧、书店星罗棋布；夜晚的步行街流光溢彩，从6楼的家中遥望泛光照明的光华楼美仑美奂。复旦更美了，原先的工厂早已不见了踪影，校园里繁花似锦，绿树成荫，亭台楼阁精巧别致，校园里浓浓的绿色透过欧陆风情的黑色雕花栏杆露了出来，青青的草地上安放着白色长椅，莘莘学子晨读的身影隐约其间，如诗如画……
进入新千年，与复旦毗邻的五角场正处于历史的腾飞时期。经上海市委调研决策，决定将其发展为上海市除陆家嘴、徐家汇外第三个副中心。如今，五角场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夜晚从家中的窗户远眺五角场，那儿已是霓虹璀璨，一座座摩天大楼被点缀得如童话里的水晶宫一般。万达广场、东方商厦、巴黎春天、百联又一城等高档商场集中亮相在五角场，一个崭新的五角场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复旦也是国家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一缩影，祝愿母校在未来征程上再铸辉煌！
从大锅饭到电饭煲饭
程乃珊
上海方言一句“你吃啥饭？”其实寓意你从事何种职业。不过讲到“吃啥饭”，从中也可看到我们的城市生活轨迹。
大锅饭作为一种体制，确有众多弊病，但大灶头烧出的大锅饭，却是香糯可口之极，十里洋场上海，三代同堂大家庭只要不分家，就在一只锅里吃饭。所以就是那种老洋房灶间，不少厨房仍有大灶头的遗迹。现在想想，合家三代共吃一灶饭，多温馨！
我记忆中的大锅饭，是下乡时农民家大灶烧，用柴火烧出的大锅饭，特别是新米饭特别香，就几块萝卜干下饭都满口香喷喷的。
最难吃的大锅饭是食堂饭，一只只分二两三两装在被敲得斑斑驳驳的搪瓷碗里，大约为了求出饭率，饭都是烂拖拖的，沿碗边上一圈的饭又干硬得烙牙齿。搪瓷碗不保暖，在这样的大冷天，饭未吃完一半已冷了。不过想到当时内地不少地方还吃粗粮，心也平了。
人讲吃饭难，对上海过往众多生煤球炉人家，烧锅饭还真不容易。上海人家的好小囡第一学会的家务事，就是生煤炉，一般上海人每天清早上班前第一要做的，也是生煤炉。
有说，上海过日子，一只煤气灶比抽水马桶还重要。民以食为天呀！上海话“刁煤炉”就是要它旺时死样怪气，你急它不急，你不急着用火，它又旺得水开了一壶又一壶，弄得你冲也无处冲。因此“刁煤炉”在上海话中是一句较文雅的骂人话，意指专喜欢与人作对不肯配合之举。
笔者对铝制饭盒有份特殊美好的记忆，总觉得那是成长的象征。读中学时我们都时兴带饭的。早上将饭盒装好，学校操场上已有大蒸笼一笼笼放好，到中午时就能领到已蒸得热腾腾的饭，有股特别的温濡的木材香味。那时好像很多同学都带饭的，午休时候大家团团一起吃饭一起讨论功课，相对短短的十分钟课休时间，这一个多小时的午休最易增进校园友谊！那时每天一只帆布书包之外，女同学多人手一只彩色编的网线袋装饭盒；男同学要“酷”多了，用几根帆布带子扎住像拎篮球样，这已成我们这代中学生特别的一道风景线。
对烧煤气人家，一切当然要方便多，但也得人守住炉子，一不当心水就会“潽”出来将炉火潽息成夹生饭，或者火太旺饭烧焦。
大冷天，上海人家必有只稻草焐窝，内外两层用旧布密密缝好还有只厚厚的盖子，以保证饭锅仍是热腾腾的。
对双职工家庭来讲，下班回家再淘米烧饭确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家务。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好友间曾悄悄窃语，日本人发明一种饭锅，上班前将电插头一插，回家后一锅热腾腾的饭已好了！简直是天方夜谭！读者应记得电影《花样年华》，女主角的专做日本贸易的丈夫带回一只电饭煲大家好奇围观的镜头吧？
1959年，第一批日产乐声牌（松下）登陆香港，共24只，售价4500日元，相当普通人大半个月人工，属奢侈品。随着香港经济腾飞，职业女性剧增，电饭煲很快在香港普及，但十年后的上海，对此物仍十分稀罕，真是那个时代上海的悲哀。
其实那时上海一些有海外关系的家庭也有亲戚馈赠电饭煲的，不过大多作装饰品不用。一来那时工资低，相比之下电费显得比煤气贵。电饭煲一用再加上恒温保暖，这要用多少电！再者，不少上海人家都是小火表搭大火表，有的还算灯头加人头，总觉得上海人家算水电费，是一则最繁琐的四则应用题，你家里一只大多数人看不懂的用电的饭锅，不闹矛盾才怪呢！
现在讲起这些，恍如隔世！上海人家现今哪家不用电饭煲？连民工的出租房都用上电饭煲呢！电饭煲烧饭松软香，且没有饭焦。不过，很怀念从前家中的老焐窝，特别下午相对家务较清闲时分，头发斑白的老保姆戴着老花镜一面缝焐窝一面轻哼绍兴戏的景象。在电器化普及之前，连保姆，都像家人样一心呵护着这个家！真弄不清我们的文明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饭焐子
陈光新
晚上，一家人围坐一桌吃饭。看到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80多岁的老母亲情不自禁发起了感慨：“现在的人真有福气，几乎家家都有电饭煲、微波炉，烧好的饭可以自动保温，热个菜只要三两分钟，即使三九寒冬也不必担心饭凉了菜冷了……”她的一番诉说，引起了我们对逝去往事的回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烧的是一只煤炉，每天的烧煮顺序是先煮饭后烧菜。夏天倒还好办，到了冬天问题可就来了：等到菜烧好时，先前煮好的饭早就凉了。那个时候的保温措施，最早是用旧衣服包裹。母亲找出一件不穿的旧棉衣，一钢精锅饭烧好了，不管干饭稀饭，都立即端到旧棉衣上，把棉衣的几边和袖子翻上来，把饭锅包裹起来进行保温。一件棉衣很难把饭锅包裹严实，保温效果因此而大打折扣。后来，看到有农民挑着稻草编的草焐子进城来卖，母亲就按照饭锅的大小买回来一只，专门用来焐饭。这种用稻草编织的草焐子，被热锅烫了以后，草茎容易发脆、断裂。母亲就用旧的软布在里面“衬”上一层，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今年用过了，把它搁到一边，明年冬天拿出来接着用。
到了八十年代，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泡沫塑料的饭焐子，下面是圆筒形，上面一个盖子。把烧好的饭锅往里一放，盖子一盖，严丝合缝，保温效果胜出一筹。几年之后，随着电饭煲的面世和普及，这种塑料饭焐子也很快不见了踪影。造饭焐子的那些厂家，大概都与时俱进转产电饭煲去了吧？
又见“老虎灶”—草根民生（1）
张春海 尤莼洁
不知何时起，在上海的乡间，“老虎灶”又回来了。
与老上海人记忆中的不同，这些“老虎灶”经过了改良，铁皮做的小锅炉由电子控温，自来水管子直接入炉，外面竖着一根细细烟囱，并没有书中所载“灶行原类虎，水势宛喷龙”（据说这也是老虎灶名字的来源）的气势。
只是，还是一如既往的便宜，一瓶水1毛钱。在奉贤平安镇的一家“老虎灶”，我们问老板娘是否能赚钱，“利很薄的，不过生意还可以，平常一天能卖五六百瓶，过年的时候能有1500瓶呢。”老板娘姓万，是本地人，她和丈夫每天5点起床烧第一壶水，晚上9点熄火，守着老虎灶生活简单而又辛苦。老板娘还在旁边的小屋里支了一架织布机，做围裙，做床单，售价也便宜到最低几块钱。说是老板和老板娘，似乎更像以物易物时代的手工艺者，并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这里的水蛮好，滚烫。”一位骑摩托车来泡水的爷叔说，他就住在旁边的居民小区里，一张嘴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在家里用电或者用煤气烧，一瓶2毛钱成本总是要的，别看一瓶就省1毛钱，对我们小老百姓也是钞票啊。”
为什么“老虎灶”的开水可以这么便宜？老板家的院子里堆着废木材废纸板，小山一样，有些是问刚拆迁的人家买的废料，一车四五元，这些就是燃料，1毛钱的水价需要精打细算地维持，来满足同样精打细算的需求。
但烧废柴是否会加大碳排放、污染环境？复旦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戴星翼前段时间考察过“老虎灶”，他认为，木柴和煤气、火电都是传统能源，碳排放的多少并不看有没有烟，而是看能源利用效率，“老虎灶”把众多家庭的需求集中起来，使用的又是废木柴，相比各家用煤气或电烧水，大大降低了单位能耗，因此，“老虎灶”其实是一种更节能的生活方式。至于“老虎灶”会产生黑烟的问题，戴星翼认为，这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
“在茫茫长夜，连都会霓虹灯都相继隐灭，惟他的腔内仍是通红，与我们相伴到黎明。”这是程乃珊在《逝去的上海老虎灶》中的描述。但再一次见“老虎灶”的景象，与诗意无关，与怀旧无关，如果非要描述，唯有“民生”二字：通过“老虎灶”每天能节省的那几毛钱，即使在今天这个物质并不匮乏的社会，对一些人而言，也许并不重若泰山，但也不是那么可有可无。
冬天的乡间，“老虎灶”的炉火虽微小却温暖，惠及的，或为普通平民百姓，或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勤劳、俭朴，对生活充满爱与希望，是草根，亦是国家与社会的基石。他们种种的生活需求，或可称为草根市场，虽无繁华夺目之处，但庞大而又值得尊重和关怀。这个市场的景象，不仅存在于乡间散落的“老虎灶”上，也在城市众多的角落里。今后，我们还会用镜头一一记录。对一个向来以节约为美德、人均财富也称不上富庶的国家来说，这些景象并不可耻，而是真实而坦然的一部分，我们为更美好的城市而继续奋进的动力与勇气，有一部分就来自其中，就好像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样。
“老虎灶”旁，一边是烧水养家的奶奶，一边是学着写字的孙儿。
烧开水的安徽阿婆，“老虎灶”内的火光照亮她的一张笑脸。
一位烧开水的老伯的手，布满捡柴劈柴磨出来的黑黑皱纹。
一个旧铝锅内装满了一壶一壶水换来的一毛一毛的钢儿。
一间“老虎灶”，不仅是冬天里大家买热水的地方，也是邻居乡亲相聚的温暖小屋。
一张旧船票
张志德
这张旧船票，我已保存近三十个年头，几次搬家整理杂物时，都舍不得丢弃，因为它记录了我的一个荣耀。
1980年暑假，我应邀出席在青岛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离报到日期，还剩三天，但还未买到船票（当时还未开通上海至青岛的直达车，坐飞机，我没有资格）。
我即发电报给会议主办单位：买不到船票，不能准时抵达，放弃参加会议。主办单位回电：务必参加，你的论文已安排大会第一宣读人，并有科协领导作重要讲话。
那天早晨五时，我到金陵东路退票窗口排队，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希望能买到一张退票。苍天有眼，大约九时左右，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到窗口退票，是一张第二天下午开往青岛的二等舱船票。我对售票员说：“我买了。”售票员说：“你有证明吗？”我急忙出示参加会议的邀请函及单位工作证。她看了一眼问：“你是教授吗？”我如实回答：“讲师。”“那是不能卖给你的。”她冷冷地说。我苦苦恳求，又把主办单位回电函件给她看，这时候窗口内出现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仔细看了我的证明材料后说：“破格卖给你。不过你回单位报销可成问题。”我说：“我自己想办法。”
第三天下午三时，我坐进二等舱房间，真有别样的好心情。轮船起航了，我和其它三位旅客都没有出门，倚在席梦思铺位上聊天。船出吴淞口，我们彼此较为熟悉，初步了解到各人的现任职位。这时候，服务员送来开水。我自觉自己职位最低，年纪最轻，就要为各位长者泡茶，却被那位浙江省嘉兴地委书记阻止了说：“张老师，你不用忙，我给大家沏新上市的龙井茶，尝个鲜。”
我对那位南京军区某师参谋长说：“今天，我能同诸位首长同行，得感谢您的帮助。”原来那天退票的解放军战士是他师部的警卫员。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参谋长的爱人是驻地小学教师，适逢暑假，参谋长到青岛出差，爱人也回青岛探亲，后勤部就给他俩买了二张二等舱船票。参谋长知道了，坚决不同意，并对经办人说：“我妻子不能坐二等舱，我是师领导，更要带头遵守财务纪律。”于是，就有了退票的一幕。
那位上海汽轮机厂总工程师对我说：“要不再过几年，你就可以自由自在乘飞机，坐软卧出差。”我感慨地说：“我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傍晚，地委书记建议：大家难得相聚，共进晚餐。我们到甲板餐厅坐定后，参谋长拿着菜单要我点菜。地委书记说：“不要浪费，四菜一汤就可以了。”总工程师买来了两瓶青岛牌啤酒，说：“平时，我是滴酒不染的，今天见到大家高兴，就破例了。”大家拍手鼓掌。不一会，服务员端上了回锅肉片、芹菜炒干丝、红烧鱼块、白菜煮毛豆、榨菜鸡蛋汤。参谋长见到后高兴地说：“张老师是个好当家，点菜经济实惠，营养丰富，我买单了。”地委书记发话：“还是平摊分账好，我们做领导的，先从管住嘴做起吧!”……
一星期后，我到学校财务科报销差旅费，我自觉地把十二元九角二等舱船票留下。后来妻子知道了，心疼地说：“这笔钱够你一个月在校的午餐费，下个月你要喝咸菜汤过饭了。”我说：“值得。这次青岛开会，我感受到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这给广大知识分子是一个鼓舞；我能坐上二等舱，是一个国家进入新时代的变化；更为感动的是：我近距离目睹了共和国几位高级干部平易近人，严以责己的风范，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的。”
到了九十年代，我坐软卧到成都出席教材审稿会议，乘飞机到西安参加招生工作……没有留下票据，报销了。
电话逸事
陈祖芬
1989年，我在京住的两居室月租不到6元，但是电话费每月要18元，可见电话之金贵。上图为电话费发票，下图为房管所月租收据。
以下三图是前后两代电报的样式和封袋。那时，有些电话不好打的地方电报能到，电报是不可或缺的通讯手段。
1984年4月18日的《光明日报》，给我一份惊喜，那240户装上电话的农民，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
随身带的人民日报社空白介绍信：
随身带着写好的文汇报介绍信：
那时北京人艺和中国儿艺都要调我去，有关负责人除了分别登上我那6楼外，还是只能靠写信，尽管情势颇紧张——因为我家没电话附近也没有公用电话。
当时联系手段基本是通信，连只有一点点视力的骆宾基前辈也只能用斗大的字给我写信。
陈祖芬自述：上海人把我当北京人，北京人把我当上海人。我早上醒来常常发现自己既不在上海也不在北京。人家叫我作家，我作文常常不在家。我在上海读大学时想当剧作家。我高中毕业时想当翻译。我上小学时想读遍天下的童话。我两岁时是上海电影院的老影迷。我生出来的时候没哭，光笑了。
小引
周立波和1982年上海《新民晚报》的一则找对象启事
最近在网上看周立波讲30年，他是笑侃，我是笑翻。周立波在007的音乐中戴着大墨镜扛着道具枪酷酷地上场，他的功夫也确实了得。每天要看14份报，随处带着小笔记本随时记下闪现的思想，这些只是他的基本功之一二。有句话叫做：功夫在诗外。诗外的功夫焉是凡常之人能学到的？譬如阅历，譬如想象力。不过有一点是人人都拥有的，只不过周立波尽情地享用了极致地运用了。那就是今天才有的自由空间。老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想或可改成人生不自由事常八九。越是经历过太多的不自由，才越是会把今天的自由最大化，于是，上海出了一个周立波。
关于贫瘠年代的不自由，我随便拿出一张1982年11月5日的上海《新民晚报》，上面登载一家锻压厂为未婚男青年找对象的启事。“断章取义”如下：“本厂是上海军工小三线，全民所有制单位……距上海约400公里，每天有上海公交专车直达，乘车10小时即可到达……凡本市和外省市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未婚女青年（除大三线单位外）、上海街道、里弄集体事业单位及社会待业女青年……”
这是一则绕口令式的启事，若是译成外文，外国人面对这“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小三线”、“县以上”、“里弄集体事业单位”等等名词，肯定很雷很无奈。
当然，在当时登这启事，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工作做得细致，恐怕只有上海人才有这样的精细，用现在的语言，叫做：细节决定成败。
那时候除了这些“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等等的约束，还有太多的不自由，譬如要紧要命的时候打不到电话。
广州有一怪，电话不如汽车快
1984年我北京家中当然不会有电话。但是我外出采访前，不能不打一系列联系电话。而打公用电话就得等、等、等——占线的、没人接的、别人插进来打的。等着打电话的人，神情都是程式化的：心急如焚，头上冒火。我拨着电话，占线，占线，占线，占线……怎么哪个电话都占线？“你先打吧。”我对身后一个人说。他刚打完，一个反应灵敏的人一下把话筒抢到手，我只好仰天长叹：时间啊！
每每当我又要开始一次还漫无头绪的采访的时候，使我感到望而生畏的不是这个题材的广度和难度，而是：电话！
我原先以为电话是对劳动力的一种解放，可那时真觉得电话简直是对人的一种折磨。那年5月有一个信息对我太具冲击力。报载北京丰台区的蘑菇专业户走进市电话局营业室，拿出一张两千元的支票要求自费装电话。而且当天下午电话局的师傅们就为他家安上了电话。
电话！我对电话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手段有着太强烈的感性认识。我真为这个自费装上电话的蘑菇专业户高兴！
但是，一个个电话打到了电话局：你们电话局是不是吃了他的蘑菇了？为什么我们申请装电话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上？
哪里装得过来呢。电话局采取过一个应急措施，全市在长安街、王府井、前门……装了一批铝合金投币式公用电话亭。但是北京最多的是胡同，怎么没见胡同里有电话亭呢？后来我走进胡同就明白了。有人为了偷电话机身里的硬币，把机身拆走了。怪不得电话亭不敢进容易出事的胡同。
1985年我终于可以从深圳先去广州采访电信。
那是一个迷迷糊糊的晚上。我是说我乏得迷迷糊糊。不知什么时候，我朦朦胧胧地睁开眼，一座灯火辉煌的白色大厦充满了我的视觉屏幕。广州可到了。这是哪条街呢？这是……这还是在深圳到广州的深南公路上！眼前是一辆乳白色的小面包车。漆黑的夜里，“小面包”的尾灯和我这辆车的前灯，使那乳白色完成了从车体幻化成大厦的蒙太奇。
实在是我太困了，实在是车开得太慢了。深夜的公路上，竟还会像北京的闹市那样经常车辆堵塞。有一次我在车里醒过来，看见迎面而来的车流停滞了。前面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碎的事故。这条公路上每月都有死者。听说这年1月到8月，广东省的车祸一万多宗，死者一千多，伤者七千多。但是深南公路上，相向而行的两股车流以“前仆后继”的劲头奔驰不息。
湖南的车、香港的车、广西的车、广州的车、新疆的车……来自全国的车在这里各领风骚一瞬间，好像在举行汽车的“选美”活动。
我那车里的迪斯科音乐更在强化这种“百舸争流”的气氛。交通是城市发达的一个标志，车队像血液一样流动于广州的大街小巷。
广州好像没有夜晚。住进饭店，发现从凌晨开始，窗外是没完没了的汽车声，过道里是没完没了的走动声。广州的电话，白天打不通，晚上响不停。我很快产生一种心理变态：看见电话就怕。电话太跟不上需要，又太需要了。蕴含着令人激动不安的心态，充满着胁迫现状的动感。当然，静止的社会是扼杀创造性的，一个城市的问题，正是这个城市的机会。
广州人说：广州有一怪，电话不如汽车快。有一次我给广州的某单位打电话，拨了半天打不通，便想起了“广州有一怪”的“醒世恒言”。我坐上车赶到该单位，说完事再返回住地，前后不过半小时。呜呼!电话不如汽车快!
1989年夏，还是不敢相信家里能安上电话
任何事物都是由社会的需求量来决定它的价值的。
1989年夏，听我那塔楼里的住户说，使馆区所属的电话局要换程控。原来这个局的电话号码就让给这一趟街的居民。不用钻天打洞找头头走路子，电话就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于是纷纷登记，多交预收金，乐不可支。但还是不敢相信，电话这么容易就能装上?
电话工来了，正骑在电线杆上架电线呢。高高的电线杆下，集合着住在塔楼里的头等电话爱好者，譬如我。拔直了脖子，绷紧着身子，仰望那高不可攀、不可企及的电话工。没有人说话。生怕意外的嘈杂惊扰了超凡入圣的操作。
电线杆上的一个人把电话线奋力一抛，抛上了四层楼。电话爱好者们雀跃起来。真不容易!大家说。这是惟一可以说应该说的共同语言。表情也一律，像交流电。似乎只是为电话工抛掷技艺而高兴，为赞扬电话工而赞扬电话工，完全不与自己相关。然而各家冷暖自己知。那个十七层的靓女想着只要床头装电话，夜不成眠时就可以与远在深圳的丈夫说些亲亲爱爱的话。那个住在十八层的孝女想着客厅里装上电话，就可以时不时地向离休老父汇报小外孙吃了半只法式面包或是大便很乖。都是十万火急之事，都想第一个装上。不知为什么四层的一家先拉上了电话线。是和电话局有特殊关系，还是认识架线工?人们交换着探询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悟到他们是烧香了。
住一层的老教师昨天把在室外操作的电话工请到家中，沏上清茶，讲大课似的讲述电话如何重要对电工如何敬慕。今天步入楼道，迎面一个小伙子对他说：下午给您装。老先生一愣，不知说话者为谁，也不知是在与谁说话。定睛细看，似是昨天喝茶的电工，但神情庄严了许多。
老教师赶回家里与老妻加加减减地算了一笔账。譬如增加咸菜的开支，减少鸡蛋的供应，提倡多食馒头，制止面包之类的高消费。如此两人一月可省出五十多元。于是老两口上街用这笔钱买了一条阿诗玛香烟，准备接待电工。这当儿，楼里楼外，火火风风，各家都在各显神通。
随即有人在楼道里发布消息：四层那家装得快，是因为烧了大炷香——送了两条万宝路。
老教师的阿诗玛拿不出手了。谁能为阿诗玛提神壮胆呢?供在组合柜最显眼处的那瓶洋酒人头马，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焕发起金红的生命之光。然而这是老夫老妻的银婚纪念物。二十五年前结婚的时候，正打派仗。大家无非送些塑料布或者领袖石膏像。后来不知哪里去了，大抵随着那个不可一世的时代殉葬了。陪同殉葬的还有他们夫妻两人的青春。银婚这天，很想补偿一下，享受一番，疯狂一次。大学者王国维说得好：一事能狂便少年。朋友们很默契地送来一些他们最疯狂的想象力也够不着的东西。譬如一位当上科技实业家的老同学，送来了一瓶洋酒：人头马。这是洋人送给这位实业家而他自己舍不得享用的。银婚之后，银夫对银妻曰：这瓶酒要陪伴我们到死了。银妻不觉黯然，终究丈夫此生也不会享受，不能一狂了。
现在，狠狠心把人头马连同阿诗玛这马并那玛一起送给电话工吧?老夫讷讷，老妻默默。
两位芳邻长驱而入。这两天，原先每个单元如自耕自作的独家农舍似的高楼，突然打破了小农经济的格局，如同面对空袭，生活在一个防空洞里的人们，再没有门户之隔。大家都不关门了。芳邻们两双纤纤玉手各抱着一纸箱的强力啤酒。到一层老先生家，一则喘口玉气，二则看看老先生准备了什么上贡的礼品。关心先生的礼品是否够劲儿，更关心自家的礼品是否高先生一筹。老先生如牧童遥指杏花村似的以童稚可掬之态指着他视为至亲至爱的人头马。芳邻一号大为不敬地一扭臀：电话工都是三个人一组，叫三个人怎么分一瓶酒?人家四层的塞了两条洋烟，我准备了三箱啤酒。不是这个强力，这是给他们干活时喝的，增加气氛。那三箱是进口的兰妹啤酒，人家送我公公的。借花献佛，整个儿一大送!
老先生不无感伤地望着人头马和阿诗玛：我家电话装成装不成，全看你俩的运气了。
这天下午电话工走进了老先生家。老夫老妻惊恐地手足无措。电话工说，昨天听您说得怪难的。四层那家更难，老人有心脏病，一发病就要打电话叫人叫车。我们就先给他家装了。
老夫老妻的眼神落到安然端坐在组合柜里的人头马上。
二十多年后
《北京晚报》2007年1月17日报道，北京人均手机1.2部。《华商报》2007年12月25日报道，手机短信走过15年，中国人变得爱“说”。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更有名言，“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新器官”。2009年4月1日，中国经济网上有2009年愚人节超搞笑整人手机短信大荟萃。再回想“吃商品粮”、“里弄集体事业单位”，回想电话不如汽车快的年代，叫我想起一个夸张有趣的广告：我赚——钱啦，赚钱啦，不知道怎么花。我想现在的手机族是：我自——由啦，自由啦，电话随时打，短信发发发！
米缸
沈嘉禄
过去，上海人家大多置有一口米缸，就塞在床底下。我小时候学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淘米。做完功课，暮色四合，是预备烧夜饭的时候。照妈妈的吩咐，我从菜橱里捧出一只钢精锅子，将床底下的米缸拖出来，问：“要淘几罐头啊？”
量米的是一只马口铁小罐头，根据当晚吃饭人的多少而定——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多，周末尤其多，故而有此一问。
淘米，须使劲搓揉翻旋，似有章法，陈年洋籼米淘出来的水是很混浊的。更须认真，一不小心，会有米粒顺水逃逸，那是要挨骂的。
我家的米缸高一尺，直径一尺半，缸外壁施祭蓝釉，有莹莹光泽。爸爸告诉我，这是解放前买下的一只炭火缸，冬天用来烤火。那么——我家先前也阔过？自我懂事后，家中再无烤火这回事了。有一次淘米时，罐头刮到了坚硬的缸底，发出刺耳的声音。“妈，缸里没米了！”我的声音带了一点欣喜。因为我很想攥着购粮证和钱去买米。这是我接触钱的好机会，可以体验一下交易过程，虽然稚嫩的肩膀只勉强负得起十来斤米吧。
现在想来真该打，我不曾想到妈妈听到这声“报告”时的惊心，也不懂得去察看妈妈脸上笼罩的愁云。妈妈放下手里的活——给外销毛衣绣十字花，带了一块手绢出门了。一刻钟后，捏着两张钞票回来，关照我去买七斤米。为什么不是一个整数？数了钱我后悔失口，就这么点钱嘛。
那情景，在我七岁时发生，我要用一辈子记住它。
我十岁了，国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家境也有所好转，淘米依然是我的任务。有一次淘米，意外地发现了虫子。它们从米粒中钻出来，突围似地爬到我小手背上。我惊慌地缩回了手，尖叫起来，很委屈的样子。
妈妈却不着急，居然还笑：“是吗，米缸里生虫啦？”
米缸生虫有什么好高兴的？吃下去要生病的吧。妈妈却说不碍事，米虫吃米，我们即使吃了它，也不会生病，再说大家扯平了。
过了两天我总算弄懂了，米缸生虫，说明我家的米缸很久没有见底了，陈米在缸底囤卧着，日久容易生虫。后来，根据妈妈的指示，将陈米清出，用湿抹布将缸内壁细细擦净，晾干后再盛米。这活比较麻烦，我为此出了汗，当然也很高兴。
我第一次看妈妈做饭，是做面疙瘩。卷心菜老帮子剁碎，入锅煮熟后，妈妈捧一只大碗，将事先拌和好的稀面浆，一筷一筷地夹入锅内。面疙瘩少油寡味，泛红的卷心菜帮子吃口有点棉。妈妈不时将自己碗内的面疙瘩拨给我一些，我不懂推辞，吃得稀里哗啦。吃面疙瘩，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
十岁左右，我家又吃了几顿面疙瘩，是与咸菜肉丝共煮的，出锅前加一勺猪油，还加了佛手牌味精，肥肉丝漂浮在汤面上，鲜美至极。妈妈做面疙瘩时还哼了几句越剧，好像是《何文秀》。
前不久我去浙东临海古城游玩，拐进紫阳街，城墙下开了几家古玩铺，生意清淡。有一家，老红木八仙桌下坐着一口缸。对了，就是炭火缸——跟我家的米缸一模一样。现在我知道，那是宜均，非陶非瓷是谓炻。向老板询价，老板伸出一个手掌：五块。
古玩业的行话我略懂一点。五块，就是五百元。在我总角之年，家里所有财产加起来可能也不满一只手，虽然床底下就卧着这样一口米缸。
彩电，我的“红娘”
陈奇
那是1989年，当时，彩电是我们上海人心中的“王子”。似乎年轻人要找到心爱的姑娘，必须先寻觅到彩电。因为，彩电不仅仅代表你的价值和实力，还代表着你的能力。
记得当时，我同琼的关系正处于“初级阶段”。一天，琼找到我，皱着眉对我说：“我妈不同意我们再谈下去了。”我忙问：“为什么？”琼说：“我妈说隔壁张阿姨给介绍的小伙子比你更好。”我感到十分奇怪：“你妈看也没有看到过我，怎么知道我比那个小伙子差？”琼说：“我妈听张阿姨说，那个小伙子的父亲是上无四厂供销科的，电视机票随便拿。”我听了，顿时哑口无言。
晚上，我一个人十分无聊地到处晃悠。走到华侨商店附近，忽然听见耳边轻轻地有人问道：“电视机票子要不要？”我眼睛一亮，马上问道：“怎么要法？”那个戴绒线帽的人四面看看，说：“800元一张金星票子。”我脑子一时失灵，以为听错了，忙问：“到底多少？”“绒线帽”说：“800元，一分钱也不能少。”“不要”，我一口回绝，要知道，800元，相当于我当时近四个月的工资呀，再加上买电视机的钱，我一年不吃饭也买不起。走了几步，一个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他比你好，因为他电视机票随便拿。”我一咬牙，再一次寻到“绒线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以760元成交。约好第二天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第二天，我从银行取出多年的积蓄，再一次来到华侨商店门口。正当我同“绒线帽”交易时，不料被人一把抓住，原来“便衣”早就盯上了我们。就这样，为了一张彩电票，我生平第一次进了黄浦公安分局。在黄浦分局，我老老实实地交代了我的“问题”。当听说是为了不使自己心爱的姑娘离开自己，才被迫用高价购买彩电票时，公安人员非常同情。加上闻讯而来的单位领导证明，本人一贯是规矩人。所以，那一天，居然获得开恩，不仅予以释放，而且还破天荒地把彩电票还给了我。我如获至宝，于当晚自说自话地来到琼的家。琼和她的家人十分惊讶，而我却像一只斗胜的公鸡，高昂着头，向我那未来的丈母娘骄傲地献上一张18英寸金星彩电票。那一天，在眉开眼笑的丈母娘的夸奖中，我同琼的关系马上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升华。更妙的是，当这张彩电票在张阿姨、李阿姨等四邻八舍兜了一遍以后，还放在琼的家中玻璃台板下压了半年。当我和琼结婚时，彩电票才成为我们新房中的“金星”。
如今，虽然这台彩电在我家早已经“下岗”，42英寸液晶彩电已经是我家的“王子”，但我仍然舍不得仍掉那台“红娘”彩电，把它拿到我的小房间，经常独自欣赏——我深深地感谢它。
骑自行车的日子
陈吉汉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才十几岁，最崇拜当乡邮员的二叔，他骑着自行车能在一尺宽的田埂上行走自如，那辆特制的绿色专用自行车对我极具诱惑。在一次精心的策划过后，我偷偷地推出了二叔的爱车，在夏夜的月光下，独自一人，骑跨在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双手扶把，两脚蹬地，滑行了很久，才渐渐把两只脚踩上了踏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功的喜悦——尽管换来一顿严厉的训斥。
哥哥结婚时买了一辆自行车，也圆了我的骑车梦。骑车的机会多了，车技也慢慢熟练起来，但第一次骑车带人，我还是闯了大祸。那是我骑车送妈妈去十里外的外婆家，因为我的力气小，控制车把的技巧也不够，妈妈在上我的自行车时，我一时没有把握住车把，自行车猛地一摇摆，后轮的钢丝刮破了妈妈的脚后跟，缝了好几针，至今都觉得实在对不起妈妈。
上中学时为了省下坐汽车的路费，我每周来回骑车数十里，从来没感到过累，但也没少闯祸。有一次，路上有一位养钓鱼鹰的渔民肩扛着一根长竹竿在前面走，我骑车跟在后面很好奇地看他肩上的鹰，一不小心，他那长竹竿的尖端绞进了我自行车的前轮，咔嚓一声，那个尖端就断了。老渔民说，那可是要花很多功夫才能加工好的特殊机关，没有它，就无法召回捕鱼的鹰。他拉住我的车不放，好说歹说我还是赔掉了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才被放过。
最倒霉的一次，我在街上撞上了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其实因为我刹车还算及时，仅仅把他的裤子碰上了一点泥土，他却不问青红皂白地扯下了我的自行车铃铛顺手扔进了路边的池塘里。因为车是借别人的，我只好花了两元钱赔了一个新铃铛。
要说自行车被盗那可是件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我回顾一下二十多年的骑车史，被盗自行车至少在五六辆以上吧。上大学时，朋友的自行车让我代管一下，我把它锁在宿舍楼下去午睡了，起床时哪里还有车？朋友不讲义气硬是让我赔了二百元，其实我后来知道他那只是一辆二手车，也不值这个价，我那时很穷，只好吃了一个月的馒头咸菜，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赔给了他，第一次丢车也丢掉了朋友情分。
工作后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第一辆金狮自行车让我爱不释手，可就在我用清水认真洗刷干净的那一天，车却被盗贼瞄上了，后来我算学了一招，自行车那是越脏越安全，千万不能擦得太干净，因为小偷也不容易，总不能偷一辆破旧的车吧。
我住在一个小城市，交通状况很糟糕，自行车也算是专门为我等小市民制造的最完美的交通工具了，往大里说，环保；往小里说，省钱、方便。儿子上学，我是专职驾驶员，别管路有多堵，勇往直前。年近四十，身体开始发福了，再说多蹬自行车也少花点健身费用。这可是硬道理呀！
老屋
林楣
每次从老屋回来，我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情绪。
我很认真地走完那段一边是25层高楼一边是低矮棚户的小路。高楼那边的人从别致的旋转门里进进出出，棚户房这边的人在露天的灶台上炒菜，一边还抖动着双腿嘴里咒骂着万恶的蚊子。从玻璃窗里可以看见棚户房的主人也在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铺了地砖贴了墙纸装了空调，可是，偶尔抬头望见近在咫尺的25层的高楼，他们的若有所失还是写在脸上。
小路转到大路上，我的老屋就在路口，据说是犹太人的房子，属于“红房子”。小时候，我们的院子里还种着葡萄树。十几平方米的老屋是我们祖孙四代二十几口人住过的小屋，现在租借给一对母子，我回老屋是收房租去。
小时候，我们老屋所处的那幢老房子是很有点级别的，除了我家是国家配给的，其他都属于私房性质，房主都是地主老财或是华侨商人，每家每户都守着好几间房，虽然没啥气派的家什，但是他们的房间都宽敞得让我好生羡慕。
我们家几代顽强地在小屋里生存发展，见缝插针地看着邻居的眼色忐忑不安地搭了灶间又装修了老屋，老屋就像一位上了年岁的贵妇面生皱纹却又不失端庄典雅。雪白的壁、红木的地、安静地默默地目送着我们陆陆续续离开了她住进了钢筋水泥的大楼里。
第一个离开老屋的是因结婚换房的叔叔。那时，他每每到老屋来看望我们，总会流露出对老屋的种种感叹，语气里有点嫌弃的意思。我不明白从小在老屋里长大的叔叔怎会鄙视或者嫌弃老屋呢？当然，在参观了叔叔的新居后，我们对他的“鄙视”是能够理解了。
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是我。我坚持到最后是因为此房离我上班地儿近，于是我就乐得其所地早早地成了“有房族”。我就像呵护自己的皮肤一样爱护着我的老屋，墙壁上从不戳戳钉钉，地板上也不划划敲敲，连带着将不属于老屋的楼道天井也维护得井井有条。老屋应该喜欢我这样服侍她。
离开老屋十多年了。皱纹斑痕甚至疮口四处可见。我知道房客不是故意，老屋体弱多病，涂再多的雪花膏也遮不了岁月的痕迹。老屋同处的一幢楼里，多了许多新面孔，当年的地主老财都不知哪里去了，这些房全部租借给了各类新住户。于是整幢楼里乱七八糟，人口密度极高，不要说葡萄藤了，估计再不整治连“四害”都要死灰复燃了。我惴惴地讨了房租慌忙地“逃”到了马路上，突然，我发现自己怎么生出了一种厌恶的情绪？是与叔叔一样的那种“嫌弃”吗？那可是我的老屋啊！
当乘了车回到绿化丛生、高楼林立的小区，我好像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可是，一打开房门，我决然没有像爱护自己的皮肤一样去爱护现在这房子的冲动。我知道我是爱老屋的，但是爱恨交加。我对姐姐说：“如果有啥不开心，回老屋看看吧，很多的疙瘩会解开的。”
一种“嫌弃”的情绪让你知道什么是过好当下的日子。
领到工资好比发了财
贺友直
正式定工资了，我的是每月104元，按级别属文艺10级。这个数目在当时虽还算不上高工资，但与一般职工比是不算低的了。有了固定工作，每个月有为数不少的固定收入，家庭生活立马改观。妻子出去在地区妇联从事社会工作，雇了一位保姆照顾两个孩子，吃穿不用担心，租屋不欠租，还长期订了两大瓶牛奶。我还记得第一次领到工资就在新闸路一爿旧货店里花25元买了一只老红木的台子，其实这只是麻将台子，因为它四边有放筹码的抽屉，但是我们把它当吃饭台子。因为它身骨好，使用了50多年没有走样，这就应了一句经验之言：新货不如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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