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们说的，一个人之所以是他/她，形成有别于他人的（包括个性、性向、学习能力、创意潜能、对他人感受的敏感性、与人互动的倾向等等）的性状（behavioral traits,暂且不论体貌等物理性状）,约有一半来自基因的遗传；在另一半统称为“环境”的因素里，家庭小境遇占了其中的一半，而家庭以外的大境遇（社会文化等因素）占了余下的四分之一。这个50%-25%-25%的结构，是为了便于理解相当粗糙的划分，当然有伸缩调整的余地 （比如不少人相信，智商有40%-75% 是由基因决定的）。但就教育而言，它所传递的基本讯息是，1、长期进化的结果，人（脑）远非一块白板，是不能够任意重塑、无限教育的； 2、个性的铸就和智慧的获取，遗传的因素是决定性的。然而天赋（并不全都是可取的）怎样发挥和实现，尤其是怎样得到社会和市场的认可，即常说的“成才”，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socialization）,环境的因素举足轻重；3、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性和人际互动的能力大部分是个体习得，而不是被教会的。对于儿童，受伙伴团组（peer group）的影响往往超过家庭的影响。

　　上述三个讯息，以及整个基本架构的判断，历来争议极大，甚至构成“问罪”的依据，常常痛遭围剿挞伐（罪名有“优生论”、“种族歧视”、“天才论”、“教育无用论”，不一而足）。

　　首先，人不是白板一块，是不可以在上面随意涂抹“最美的图画”，或者擦掉已有的内容再改写“最新的文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长期以来一直冲突不断，人种经过数百万年特别是最后十万年的进化，发展到现今，人脑已大致底定，不可能说变就变得了的。人脑万一发生剧烈的变异，结果多半也是负面的，比如器官变形、患癌症之类。考古和文化人类学也积累了相当充分的证据，五千年以来人脑的思维能力并没多大长进。现代人和苏格拉底、老子那个时代的人相比，也未见得更聪明些。假如用电脑来比喻的话，那么人的心智能力就像电脑的运算能力，已经由芯片以及已定的线路组合决定了的。加载一些适用的软件，功能只是增多了些，边际上的改进而已。

　　在教育，道理也是一样的。即使对一个孩子，在最微观具体的层次上，抚育也只有因势利导。古代中国的价值观，把人之本初的根性界定为善，并倾向于认定“赤子之心”是白璧纯良的。其实任何一位母亲，只要平心静气地观察和比较自己的或邻人的婴孩，都会对儿童无限可塑这样的乡愿有所保留。

　　其次，孩子个性的成长必须和社会的境遇互动，数千年前的孟母就悟出了这层道理，虽然她不识字。孟母看到儿子的玩伴把小孟轲在往下拽，就知道“迁居”才是上策。营造家里的“优良”环境，不如择善地而栖息。正是靠大环境的互动促进，而不是通常所谓的孟母家教，孟轲才发展成为孟子的。

　　现代调研分析也一再证实了孟母的逻辑：同伴圈子对学龄儿童形成个性人格的影响（所谓peer pressure），要比家庭和家教来得大。这一层发现也许让许多年轻父母失望，人们以为既然孩子是我生的，当然归我来塑造。父母望着自己可爱的小宝贝，雄心油然而生，寻找秘笈良方，摩拳擦掌，执意要培养出一个小天才。

　　可是很少有人这样想，我的配偶是我自己挑选的，我改造那“另一半”，又有多少把握？孩子还不是自己选择来的，出生时自然带来了他自己的天性，其中虽然有你一半的基因，但和另一半的基因怎样结合，却不再是你能控制，更不是你能任意重塑得了的。回忆一下自己的兄弟姊妹，同父同母，在一个屋顶下长大，个性的差别与不同家庭的其他孩子几乎一样大。

　　要明白教养是否有成效，“养不教”不完全“父（母）之过”。当人们理解到“家教”是有其限度的，会容易保持平衡的心态，既减少对自己的苛责，也减少扭曲孩子天性的压力。父母的责任虽说重大，却是有限的。父母所能做的，是尽量创造条件，让孩子的天性焕发出来；并尽量诱发孩子的潜能，把潜能集中运用到既能丰富自己生命又能丰裕人类福祉的地方。

　　家教和同伴圈子，哪一个在孩子个性的社会化过程里占更大的份量？通常两者是高度混杂在一起的，很难分别哪一个的影响有多大。把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分隔开来的一个有效方法，是观察同一个体迁移到崭新的环境是是怎样接受全然不同的习俗的。1980年代大陆赴北美留学的群体生活，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大规模检验场所。

　　当年的大陆留学生，年过三十拖家带口的不少，孩子四岁到十岁时赴美，完全没接触过英语和异邦文化的很多。一个令人惊异的普遍观察，是小孩的口音和口味的巨大改变，改变之迅速甚至在父母觉察之前。口味和口音，人们最为牢固的两个习惯，对于接近成年的人，一旦养成就很难变更。以我自己的经验，从小学开始学习普通话，同学里还有获得过普通话评比全国一等、二等奖的。但直到今天我一下北京的飞机场，在出租车上聊了没几句，出租司机一定会说，你是从上海来的吧。直到今天，我一到上海必定会去吃大饼油条和咸豆腐浆，还觉得是种享受。然而孩子到美国后，用不了半年竟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