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发明创造力较差，模仿、抄袭的能力较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否则也不会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不过，有些事情尽管心知肚明，但被外国人给指点评论一番，看了还是觉得有些惭愧、无语，却又不得不承认，看看10月31的《纽约时报》如何说“中国的抄袭风气”吧。北京大力敦促中国公司和科学家发明创新，但得到的不是苹果，而是Apple Peel（苹果皮），Apple Stoer（假苹果店）和BlockBerry（仿BlackBerry，有译为“破莓”）。乔布斯在1979年参观施乐公司研究实验室后得到灵感发明了鼠标和图形界面。但是，中国人常常不是在竞争产生的成果上继续开发，而是直接偷来，再低价售出。

　　在经济发展如此迅猛而法律体系负担过重的国家，不诚实的人常常获胜。保护诚实者的体制实在是不够健全。不诚实的抄袭者迅速行动，在快速增长的市场获得优势；他们的成功反过来又使中国的抄袭风得以延续。

　　《纽约时报》报道说，去年，浙江省一份科学杂志透露，他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在20个月的时间内，近三分之一的投稿涉嫌抄袭。该报随之提出问题，今天的中国可能有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他也许曾在最近关门的某家山寨苹果店工作。但是，他是否会有信心，相信自己的想法能得到保护，相信供应商不会窃取他的产品，相信法院能实施法律？

　　抄袭和造假往往联系在一起，都具有欺骗性。如果空气质量这种纯数字的东西也真假难辨，外媒就要说三道四了、品评一番了。美国《洛杉矶时报》10月30日的文章说，美国大使馆空气质量数据让中方数据黯然失色。原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楼顶上有一台只有微波炉大小的仪器，用来检测空气中细颗粒物。今年10月的一天，大使馆检测结果远远高于美国环保署设定的标准，已经“指数超标”。但北京当天自己的检测数据却为“轻度污染”。报道解释说，中方数据和美国数据的差别在于二者检测内容不同。中国设在首都周边检测站的对象为直径等于或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而美国大使馆的检测对象则是直径等于或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医生说，2.5微米以下颗粒物可以渗入人们的肺部以及其他器官。汽车和卡车排放的废气是颗粒物污染的主要来源，而这是北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曾经担任中国政府空气质量顾问的大卫·瓦格纳认为，这个问题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技术原因。他说：“从政治角度而言，标准很难更改。10年来，政府一直在说情况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修改标准，可想而知，人们将会十分愤怒。”他认为，瓦格纳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在奥运会之后并未变得更糟糕，但也未改善。其实，没改善就没改善，以后慢慢改，但在数据上做文章，还不如山寨们。山寨无论如何还给中国人带来了便宜的产品，可数据失真，并不产生任何价值。 即便是心理安慰也寥寥无几，因为大家的鼻子是雪亮的。

　　曾经担任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顾问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彤表示，环保部需要购买检测仪器以及培训人员，以确保数据准确可靠，可这都是要花钱的。朱教授的这个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如果花钱能解决数字不准确的问题，这就简单了。问题不是出在仪器身上，而是管着仪器的那些人。

　　诚实、孝顺，这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如今却逐渐随风而去。好在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中国伦理学会日前启动一项道德培养工程，计划利用五年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名“中华小孝子”。根据这项五年计划，每个区县将选出30至60名学龄前儿童，从明年开始接受为期100天的礼仪和道德教育。通过考核的儿童将再接受3年类似教育，最后他们将获得“中华小孝子”称号。

　　此项计划一出台便引发多方质疑。西南民族大学中国伦理学专家肖雪慧说,有一些“孝”道课程已经过时了，传授这些知识无异于宣扬服从权威。肖雪慧在自己的微博上说：“真想改善道德，从小培育基本人性，比什么‘百万孝子工程’靠谱。”

　　作家金满楼认为这项工程很可笑。他说孝子不是政府可以培养出来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更直面问题的关键，他很好奇谁将为这项工程埋单。熊丙奇说，如果资金来源于国库，公众就有足够理由质询类似道德工程较之更为宽泛的公民教育的有效性。他说：“无怪乎公众会质疑，主办方到底是更关心道德，还是更关心这项工程带来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