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出身、大陸走紅的知名經濟學者—長江學院兼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郎咸平，原本就是話題人物，最近再度成為大陸媒體討論焦點。他十一月下旬在成都演講，傳出這場近兩小時的演講收入為人民幣十八萬元（約台幣九十萬元），並要求入住總統套房，整場活動共耗費卅多萬元（約台幣一百六十萬元）。學者擁有明星般的身價，引起一番論戰。

　　大陸媒體前年披露的資料，郎咸平是目前擁有最高出席活動身價的大陸名嘴，一場演講收入上看台幣五十七萬元以上，剛公布的二○一一中國作家富豪排行榜上，他名列第九，版稅收入就達四百八十五萬元人民幣，吸金功力比起暢銷作家不遑多讓。

　　活動出席費排名居次的包括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財經書籍「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以及上海電視台財經節目主持人左安龍等人，演講收入大約台幣四十七萬元，同樣驚人。

　　郎咸平新聞見報後，隨即引起大陸各大媒體熱烈討論，正反意見都成為爭論焦點，但郎咸平一直沒有回應。支持者說，知名經濟學者當然值這個價，連普通小明星都不只拿這些出席費；只要活動合法，根本無須擔心出席費暴漲的問題，反而應該鼓勵，至少證明了知識的價值。

　　支持者強調，經濟學者市場行情升高，正好回擊瀰漫社會的「讀書無用論」，有一定正面影響，或多或少發揮了普及經濟學常識的功能；如果學者講的對聽眾來說物超所值，這樣的賺錢方式就合理，付這些錢一點都不貴。

　　但反對的人認為，必須反思學者明星化背後的社會問題，一個對專家學者言論只追求「語出驚人」的社會，並非健康發展的有序社會；還有評論指出，知名經濟學者領取高額的出席活動費用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只關心自身利益、盡力追捧明星學者的浮躁社會，充斥人云亦云的各種論調。

　　輿論批評，學者明星化現象代表民眾有了困惑或焦慮，不想透過閱讀，徹底把問題搞清楚，反而去聽經濟學者的演講；這種只求解答，卻忽視解答過程的偏好，正逐步吞噬思考的樂趣，同時弱化聽眾的判斷能力，值得關注。

郎咸平成都演讲 该反思的不是18万“价位”（邓海建）

漫画：后生可畏 图/陆贞琴

11月26日，郎咸平在成都1个酒店举行演讲。主办方称郎咸平近2小时的演讲收入为18万元和要求订酒店总统套房，并表示举办该场演讲共花费30余万元。（11月27日《京华时报》）

抽象地看18万这个数字，确实不算便宜，但如果对应一辆豪车、甚至一栋住宅，估计就算不得“不菲”。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地八卦郎咸平先生18万元的演讲收入，既不道德，也无意义。需求与价值决定价格郎先生的价码，应该由买方与演讲内容共同决定，旁人置喙多多，无外乎“羡慕嫉妒恨”。

回头看看这些年，尤其是经历2006年、2007年股市大牛之后，全球金融危机接踵而至，于是，经济的波诡云谲令经济学家身价倍增。2009年，一份《部分经济学家出场费一览表》在网上流传，彼时就有不少人感叹“专家的钱来得太快”!当时，根据这份表格显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名列“三甲”其中，郎咸平以12万元居首。算上CPI的速度、经济学家大浪淘沙的不易、高曝光度后的附加值……郎先生今日的价码似乎也算不上多么意外。

这是一件好事。毕竟，“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已经转身过去，比之二流明星的出场费，这些价码实在还算“偏低”。一个社会对经济学家的姿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神，哪怕是出来有偿科普，总比疏离于民众十万八千里来得强。再说，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这些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人家也并不排斥频繁在媒体面前曝光。经济学家出来曝光是一种能力，而民众消费经济学的虔诚，无论真假，都透露着那么一丝积极的信号。

要说反思，该反思的不是18万的价码，而是公众对经济学家的这种“热望”。近些年，随着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财经政策在抵达社会公平与正义层面发挥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力，遗憾的是，公共财经政策的阐释与导向工作却疏有人为，公众的无助感只能通过货币化的经济学讲座来抚慰。此外，国内独立经济学家的缺失，也为不少扮演着政府政策顾问和高校教授等公共角色的经济学者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当一个身兼“公共属性”的经济学家一年要四处连讲100多场的时候，“档期”也就成了时间的代名词其立场与观点的严谨、理性，难免也会招致公众的质疑。

经济学家合法获利无可厚非，社会以货币的形式兑现对经济学的尊重与敬仰也是大势所趋。但在一场场高贵的经济学讲座中，公权者当反审职能责任，学术也当秉持纯洁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