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1日，胡润给我打电话，“你在北京吗？我们要公布2011年的财富报告，想请你到场做个点评。”我在路上。第二天从微博上读到了胡润的数据——中国现在的千万富翁家庭有96万个，在2010年这一年里，有5000到6000个人到海外进行了移民。

　　胡润的数据从来是一个“大概”。不过，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给出了近似和更精确的数据：当前中国高净值人士的数量是50万人，人均拥有可投资资产3000万人民币，加在一起的可投资资产是1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总量的三分之一。个人资产超过一个亿的大陆企业家中，有27%已经移民了，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加在一起，就是有74%的人已经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

　　移民最多的国家是四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我知道新加坡的政策：2010年是150万元新币，今年涨到250万元，理由当然是申请人太多了。在那个鸟岛大的地方买一个象样的房子起码又要150万到200万新币，也就是说，没有3000万元人民币的资产别让那儿跑。再说美国，11月底，公布了一个数据，过去三年中，美国移民的四分之三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移民呢？

　　我问一位到了温哥华的先生，“过得好吗？”

　　“非常好。”

　　“怎么个好法？”

　　“清早起来，送儿子去读书，然后回家除草，中午睡个午觉，下午继续除后院的草，太阳要下山了，把儿子接回来，再到前院看看，草有没有再长出来，明天继续除。”

　　那里的天很蓝，那里的牛奶没有三聚氰氨，那里的牛肉没有瘦肉精，那里的菜油不是地沟油。

　　但是，那里的新闻与你无关，那里的生意与你无关，那里的人民与你无关，那个国家，与你无关。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也有些国家发生过有产者的集体大移民，但那大多与阶级斗争和种族清洗有关，比如1918年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对俄罗斯贵族和资本家的驱逐，比如1940年代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迫害。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在高速发展的和平时期——甚至是世界上表现最好的经济体，却有超过七成的有产者试图离开这个，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事情。那天，我在一个论坛上表述这一历史事实，台下坐着不少政府官员，大家的脸色都很凝重。

　　为什么要移民呢？再问一遍这个问题。

　　我想破了头，理由大概有三个，第一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第二是子女教育，第三是财富的不安全感。

　　第一条理由是可以理解的，都说“商人无国界”，况且每个人都有在地球上自由迁徙的自由；

　　第二条理由就让人深思了，大凡有子女读过中国的初中和高中的，都会对应试教育深恶痛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不是一般的残酷，咱们有钱了，为什么不转到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去？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让人逃避的制度，那么，政策制订者们是不是该捂上被子好好想一下了？

　　第三条理由就更值得上上下下深思了。有产者为什么会有不安全感？他们是对什么不满？是哪一种预感让他们想要逃避？这些人移民之后，决不会在瓦蓝瓦蓝的温哥华“除草等死”，他们还是会回到熟悉的中国市场，继续做生意赚钱，然后把钱通过各种灰色渠道输送出去，他们的行为一定会更加的短期化——因为这已经不是他自己的国家，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又在哪里？

　　这种财富不安全感，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最远的一次是2000年前的汉武帝，他为了征讨匈奴，把国库都干空了，于是以强制性的手段向有产者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他还鼓励民众互相举报，造成全国中产以上的家庭集体破产，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自此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翻译过来就是：“自此以后，民众喜欢偷窃，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中国历代政权的晚期，如晚唐、晚明、晚清和民国晚期，都是奢靡得一塌糊涂，吃喝嫖赌，器物声乐精致到了极致，而这一切都与民众不再愿意储蓄有关。所以，一个国家的奢侈品消费特别的高涨，并不一定是国力富足、民众富裕的表现。

　　最后问个问题，移民的人很快乐吗？他们真的可以“离开”吗？

　　1975年，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被迫离开捷克，移民官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让他随便选一个国家，昆德拉慢慢转动地球仪，良久，轻轻地问，“您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你的钱走了，你的人走了，但是，你的心呢？也许，移民者都是昆德拉——在心灵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