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虎妈的战歌》里,虎妈在同女儿的犹太爸爸争论教育的利弊时,颇为自得地说,要是他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还是照她的虎妈法来教吧。书中也不乏蔡美儿和她的犹太婆婆相处,以及她们对后代教育取向的记述。殊不知,正是犹太族裔的教育方法,大有华人社会深入分析和积极借取的地方。看看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占全球人口不到千分之二的犹太人对人类文明的创新贡献有多么巨大,有谁还敢怀疑,犹太人对儿童的教育,从理念到方法,不是在世界最成功之列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目和比例是一个标志,常常被引用判断一个族裔在学理上的原创能力(还没包括艺术)。这个数据定义清晰,而且广为中国人所认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中国的教育成效的现状。过去一百年来(1901-2010),全世界的诺奖获得者里犹太裔达到了181个,占其总数的22%;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出生在或在美国完成教育或研究的犹太人,占获得诺贝尔奖的所有美国籍(均为各国移民)里的36%!也就是说,在所有获得诺贝尔奖者里,五个之中起码有一个是犹太裔;在所有得到诺奖的美国人里,超过三分之一为犹太裔。
须知这里所谓的“犹太裔”是有严格标准的:至少有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的犹太血统的才算。顺便提一句,按这样的标准,老虎伍兹都不能算是黑人高球手。据《时代》周刊的数据,伍兹的黑人血统只有八分之一;相反地他更接近于华人(八分之三),由于伍兹的母亲来自泰国是四分之一的华裔,而他的父亲来自牙买加,是四分之一的黑人加上八分之一的华裔。按美国的规矩,一个人只要有十六分之一或以上的黑人血缘,就能算是黑人了。
犹太裔开创现代科技的贡献是非常辉煌的,从一些“硬领域”取得的成就上看得更清楚。在化学、物理学、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四个领域,他们获得的诺奖的比例分别占了全球和美国的26%和39%。其中,化学的犹太裔获奖者达31人,分别占世界和美国的20%和27%; 在物理犹太裔的获奖者达47人,占世界和美国的分别为25%和36%;医学/心理学领域的犹太裔获奖者则高达53人,分别占世界和美国的27%和40%。在经济学研究上他们的成就更是惊人,获奖者达28人,分别占世界和美国的42%和55%!再从这四个领域的女性诺奖获得者来看,犹太裔女性的成就可以说是无可逾越的:她们分别占了全球和美国获诺奖人的女性里的38% 和50%!
在诺奖的“软领域”方面,犹太裔的贡献也不遑多让:在文学方面,犹太裔获奖者达13人,分别占世界和美国的12%和27%;在和平奖上,犹太裔个人获奖者(组织除外)为9人,占世界和美国的比例分别为9%和10%。
在没被列入诺贝尔奖项的一些领域,“硬”的如数学领域,在获得全球最高荣誉的“沃尔夫奖”上,犹太裔数学家占了34%。在声誉崇高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的获得者中,犹太裔占了38%,要知道美国人口中犹太裔(约六百万人)略低于2%,比美国人里的华裔的比例还低。
在许多“软领域”里,诸如大众传媒、影视娱乐、新闻和创意写作、音乐绘画、史哲研究、法律政治…… 犹太裔的成就卓越,不但使他们领其风骚,左右这些具有关键价值的领域,而且影响所及,甚至在掌控公众的取向和意见。至于经济决策、金融财务、产业导向、企业组织……总之,在人们为满足生涯或角逐各种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犹太裔的力量更是无远弗届。他们不但创造财富,核算成果,而且定出规则,替天下分配结果。甚至在犹太裔似乎不太擅长的体育方面,也是他们选择退出竞逐的结果。在犹太移民走出第一、二代的贫困、完成教育成长之前,纽约市的篮球、拳击等赛场上,犹太年轻人在竞技中胜出拿到奖金,是常见的情形。
只有到了这样的高层次上,也就是在前沿尖端的科技、引领价值的精神、掌控财富的分配、左右公众的取向等各个领域,在竞赛中擅其胜场,能够脱颖而出,才谈得上独立、高尚、富贵。反观我们,在科考体制和教育模式的淫威之下,不但家长在后面拼命推(虎妈蔡教授虽说不是迫于这种淫威,却受着传统惯性的驱策),孩子也立志要画得圆,拼命向前挤成阿O 们,和犹太裔的创造精神和建树成果可说是全然背道而驰的。
怎样从犹太人的教育获得教益?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课题。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中国人,很容易感受到犹太裔的老师、同事和同学的优势,笔者对此有深刻的认知,也因此关注犹太裔成就的教育的精神源头。有关这方面的专著讨论也很多,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先简单举几个原则。
首先,是学习犹太人坚持知识有其独立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目标,而不只是为了达到其他目标的手段而已。有了这种信念,追求知识才能深入,才能孜孜以求。事实上,知识的功能性效用也更能水到渠成自我彰显,更具有竞争力。例如,在发现激光原理——上世纪最有价值的科学发明时,人们几乎想象不出它有任何商业价值的应用,而现在我们的生活离开了激光极其派生的创造发明,已是寸步难行;
第二,相信个人具有上帝赐予的独到才华,从而积极寻求和认知自己内心的呼唤,自主地排拒社会的负面(歧视)看法;
第三,相信个人有实现自己天赋的责任和自由。这种使命感带来热忱和激情,鞭策每个人执着努力地追求,生成自己最终被市场认可的信念;
第四,积极鼓励钻研(甚至“钻牛角尖”),并容忍颠覆性的探索。犹太人里不乏宗教狂热份子,严酷信守经书律法的死硬派不少,然而就族群整体而言,对“离经叛道”的创新行为,犹太人在传统上不但宽容而且推崇。而宽容甚至鼓励对正统、权威、规范、习俗,总之现存的貌似不容置辩的正确的东西,大胆质疑和挑战,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第五,对待学习的过程、基本素质的训练和细节极为认真;
第六,注重抱团竞争。犹太裔的“内斗”虽说也随处可见,他们相信在社团里就分出高下的内部比赛压力是积极的,是犹太儿童为日后市场竞争必经的磨练和准备。不过,犹太裔的“窝里斗”不会延伸到社会。针对族裔之间的竞争,他们有高度的危机意识,抱团向心的程度极强;
第七,在犹太家庭母亲的地位相当高,事实上,判别一个孩子是不是犹太裔,以其母是否属犹太裔为准。在教育上犹太母亲的分量很重,犹太裔堪称“孟母”的,推动了许多犹太人的创造成就,事例举不胜举。同样重要的是,当一个犹太孩子显出其创造潜能,而家庭无力开拓的话,所属的社区甚至遥不相及的犹太人都会感到有责任伸出援手。可以说,犹太裔的互助是人世间抱团竞争而能有效胜出的典范。
那么,中国人学习犹太教育的可能性又如何呢?与中国人深信自己是“龙的传人”有同异曲同工之妙,犹太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经过近两千年的坎坷历程,颠沛流离饱受歧视,对此他们仍然坚信不疑,并能够从圣经明白记载的这个“上帝的应许”汲取无穷的自信心。同中国人的基本价值的传统取向是相仿的,犹太人始终重视家庭和教育的作用。当你机会同犹太人交流时,心有同感之情会油然而生。
至于犹太人的资质智慧,广为人们称道的,究竟有多高?要精确度量很难,而且容易受到批评——族裔的智商水准向来是个异常敏感的话题。我们这里姑且引用犹太裔在音乐上的天分,以为旁证。前面我们曾提到,世界上的器乐演奏当数钢琴和提琴的难度最高,而顶尖的演奏家里有超过半数是犹太裔,比犹太女性得诺贝尔奖的比例更要高出一头。音乐的天才发露得早,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相对纯净,是测度个人的天生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笔者在本系列前文中曾批评华人一窝蜂地追慕钢琴小提琴的演奏,有可能被人看做是不敬之言,因此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人类在今年十月底突破了七十亿大关,对此庞大数目,你不免会想,其中“究竟有多少人是与我相关的”——他们影响着自己的幸福感,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通过经济、智性、信念、健康、便利、娱乐、舒适、对人生的理解,等等各类渠道和种种效用?作为古典音乐的“忠实信徒”,我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犹太裔的百年来的音乐成就,我的美感欣赏甚至生活都会贫瘠许多。同理,不管你是哪个领域的“粉丝”,不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要是没有犹太裔在我属意的这个领域的贡献,我的生活会逊色多少?譬如说,丰富了你生活的电影中,导演、制片、演员、专家里有哪些是犹太裔?你得了某种病,比如肺结核、糖尿病,以前都是绝症,而你还健在或已康复,难道你不认为需要感激曾经发现了疗法发明了药物的先贤吗?(至于要确定自己心仪的大师巨匠究竟是不是属于犹太裔,你可以通过网站信息来求证,比如搜寻www.jinfo.org来了解。)
从近代最伟大的钢琴家阿瑟.鲁宾斯坦的传记,我们不难了解犹太裔的音乐才具有多惊人。鲁宾斯坦的传记值得一读,它很好地介绍了犹太人的群体是如何合作,令孩子的天分得以展露无遗的。当人们向在德国的小提琴大师和大教育家约阿西姆(J. Joachim)推介小阿瑟后,他立即筹资组织委员会来开发孩子的旷世奇才。正是这个犹太裔的约阿西姆,非常感叹犹太人的天才,因为他的学生,同是犹太裔匈牙利人奥厄(L. Auer),到俄国的圣彼得堡教学生之后,创立了名扬天下的“彼得堡学派”,根本原因是那里的犹太天才苗子供应非常充沛,彼得堡的犹太社区里有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以至于一时间,横行天下的最出色的小提琴大师,以海菲茨、埃尔曼、米尔斯坦等为首,竟几乎全是奥厄调教出来的犹太学生。非常值得深思的是,奥厄教授小提琴几乎不教技巧(和李斯特教授钢琴一样),而注重解析乐曲的底蕴、揭示作曲家所欲传递的情感思想,和激发演奏必需的活力。在他的话来说,这是演奏的“气血”。但他又极为重视乐曲和演奏的细节,严加督导,要学生一丝不苟地关注音乐中真正要紧的东西。说来奇怪,当奥厄教了三十多年琴后也开始教学生一点技巧后,就再没能培养出一个出色的提琴家了。
犹太裔的音乐天赋,只是大约一百五十年前才被允许逐渐显露出来。由于犹太裔坚持自己的信仰,拒不接受耶稣基督是期待中的救世主弥赛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宗教和教会长期杯葛,并迭遭驱逐、凌辱甚至杀戮,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迫害才转向平缓。例如,犹太的前辈音乐家门德尔松,还是在改宗天主教信仰以后才稍见容于社会的。据史家考证,门德尔松的音乐禀赋,直追莫扎特,甚至还要惊人。在基于宗教迫害平缓之后,犹太人在文艺、科技、哲理乃至经济实业的成就迅即发煌,扶摇直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陆,尤其是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等地,犹太裔占据了极多政府的要津职位,并在市场上纵横捭阖,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妒忌。当年流落在维也纳街头的游民希特勒,在这种氛围中同犹太人结下不解的情仇。在妒恨的燃炽下,希特勒及纳粹运动罔顾事实,硬把犹太人指斥为“劣等种族”,必欲灭绝的“人渣”,是极为荒唐极其虚伪的,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对犹太人超常的原创能力,希特勒当有清楚的认识。证明之一,是发现后来在希特勒旧宅里找到的他珍藏的唱片里,有大量犹太音乐家、演奏家和歌手的作品,是他经常暗自在欣赏的。
犹太裔资质优异的证据极为明显,已不容世人稍有犹疑之处。华裔与之相比,又处在怎样一个水平?这里有一家之言,不妨拿来佐证。1994年美国出版的名作《钟形曲线》(Bell Curve,byR. Herrnstein&C. Murray)试图论证人的智慧——遗传加上环境影响的结果,是造成个人和群体之间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业绩成就,以及收入地位差异的关键因素。该书因为涉及到社会公义的问题有高度的敏感性,可能影响到税收、再分配、社会福利等公共政策,引起的争议极大。两位作者因此备受指责,尽管在数据和模型方法上他们并没受到太多的挑战。或许是为了表示他们无意偏袒犹太裔的缘故,作者用了不少数据和测试来说明,按族裔集团来划分,其实有着人类最高的遗传智商的,是东北亚的群体(包括华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甚至高于人们通常认为资质超群的犹太人。
基于人们的观察和近年来全球旨在促进教育改革的调查结果,人们确有理由相信华裔的高智商水平。于是乎,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不及上海一地人口的犹太裔(在全球不足1900万人,住在以色列和美国的各在600万人左右)有如此辉煌的原创发明贡献,而占了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却瞠乎其后。两者的巨大差别,由上得知,并不能归结到基因遗传,而可说几乎都是环境的因素所致。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教育的差异。
“礼失求诸野。”在先秦时期多元竞争的良性互动的氛围,我们的祖先荟萃出的“孟母精神”,久已失落,但你仍可在犹太裔群体里把孟母式的教育重新捡起来。中国人的教育亟待改进。从传统到现行体制,从精神理念到方法评测,理应接受全面的检讨,这是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有可能重展风采的一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