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在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 叶铁桥摄

　　这是科技界要面对的一个新命题：中国的科技已经起飞了，但能否飞起来，关键就在最近10年。

　　62岁的丘成桐言辞恳切：“机遇就在这10年，如何把中国的高科技搞上去，迫切值得深思。”

　　但他对中国科研的现状也不乏忧虑。这位华人数学家中唯一获得过菲尔兹奖（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著名学者，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内科研界的问题。

　　他认为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我的批评都是为了让中国科研，希望无论是环境还是制度都能变得更好”。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技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对这位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

　　采访是在他担任主任的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进行的，记者看到，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纸箱子，编号从1一直到80多号，这些箱子里装满了丘先生从美国运回的藏书，占了他藏书的一半。

　　记者问：“您把藏书都运回了国内，是要全职回国吗？”他未置可否地笑了笑：“那要看环境怎么样。”

　　中国最好的学生与美国最好的学生相比，在学科准备上有一段差距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些年您一直在做大学生数学竞赛，能否介绍下具体情况？

　　丘成桐（以下简称丘）：我们这几年搞了一个“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年考的时候，很多学生水平不行，第二年改进了很多。我们不考刁难的题目，基本上是美国博士资格考试的水平。让我吓一跳的是，有些名校一个学生都没考上。因为这些名校吃老本，考试一下就露出底了。

　　我们有50多位教授参加组织和出题，组织这场竞赛完全是义务劳动，竞赛到目前为止办了两年，虽然得到政府认可，却没有要求政府拨一分钱，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找的经费。我觉得竞赛的效果很好，因为很多高校知道要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了，一考试就知道学生水平比不上人家嘛。

　　记：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是最好的，怎么会比不上人家？

　　丘：在哈佛大学，某一年有9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参加我们数学专业的博士资格考试，满分160分，有7个学生考分在130至140分之间，唯独两个中国学生只考了80多分。这还是中国最好的学生。

　　中国学生在数学上的准备比不上人家。清华有个学生跟着我，刚来的时候，觉得博士生资格考试很困难，经过努力，现在成绩不错了。这表示其实中国学生的基本功并没有那么好。举例来说，中国高中不怎么教微积分，为什么不教？因为高考考得少或者不考。然而，微积分是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以来最伟大的创造，牛顿靠微积分成就了牛顿力学，大部分科学上的成就也都需用到微积分。

　　经常能听到某些媒体说，美国很多人连加减乘除都不会。美国的高中生可能会有一部分学生的加减乘除没学好，但总不能专找美国最差的学生和中国学生比较，干吗不找他们优秀的学生来进行比较？

　　所以，之前有报道说中国学生出去留学数学是最牛的，这是片面的。中国最好的学生与美国最好的学生相比，在学科准备上有一段差距。

　　记：基础培养特别重要。

　　丘：我在国内见到不少应用数学家有这样的毛病：基本功夫不够坚实，却大谈交叉学科的重要性。这样做反而把本来应当发展的基础学科也耽误了，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本世纪的知识突飞猛进，跨学科的知识更是如此。事实上，大部分创新的科学都是在不同学科的融合中擦出火花产生的。

　　很多人都同意这个看法，但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有能力融合不同学科的学者，其能力和知识水平都要跟这些不同学科的专家相当，即使在某方面的知识跟不上，他也要能理解问题的困难所在，能找合适的专家求教。而能满足这些条件的科学家实在不多。

　　中国有不少学者只注重科学的应用，而不愿意在基础科学上下功夫，这是非常肤浅的。事实上，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每次突破无不源自基础科学的发展。对基础科学认识不够深入，只满足于应用而沾沾自喜，终究是尾随人后、依样画葫芦罢了。年轻人做学问，务必要踏实，将基础学科学好。

　　中国现在的教育就像从大锅里盛出一点饭，比较平均地分给所有人

　　记：如何评价今天中国的学术水平？

　　丘：大范围来说，科学上第一流的成果不多。第一流就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基本思想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做的。最近我去看国防科技大学做的“千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系统”，看了西昌卫星中心的火箭发射，都做得非常杰出，但无论是计算机还是火箭，基本思想都是外国人的贡献，我们还缺少全面性的创新工程。

　　美国很多第一流的创新成果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他们从头开始做，如半导体和生物科技里面的很多科研成果。与之相比，中国要差得远。结晶牛胰岛素是一项很伟大的事业，但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这几十年，中国还没有像结晶牛胰岛素这样的工程。

　　记：怎么看待近年来一流成果的稀缺？

　　丘：教育没有做到位，尤其是从广泛学生里培养出一部分好学生的力度不够。

　　大范围来讲，虽然我们现在的教育在“量”上是不错，每年差不多有1000万高中毕业生，高考也比较公平。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要从这里面培养出一小群适合做领导的、做创新性工作的人来。

　　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就非要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年轻学者。有些科学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做出来的，比如半导体，但它影响的可不只几个人、几十个人，而是大多数人，乃至全世界，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在中国的大学生或者高中生里面，如果有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的人能够这样，或者说，只要有1000个杰出学生去从事这些事业，就能对整个中国的创新带来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中国现在的教育就像从大锅里盛出一点饭，比较平均地分给所有人。我觉得，应该有体系地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年轻人，让他们投入到伟大的科技事业中去。

　　记：如何培养这样的年轻人，您的建议是什么？

　　丘：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大牌教授要做研究，不愿意教书，这造成学生遇不到好的教授。哈佛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全部被要求教大本科，无一例外。最近几年国内教育部门也开始要求大教授教本科，但是还不够。

　　国内的好文章数量太少了

　　记：前段时间，有研究机构发布我国国际论文的数量指标，数据显示我们在全球上升的速度很快，但引用率不高。有观点认为，我们论文把量做足了，质量就会慢慢上去？

　　丘：这个论点显然是不科学的。现在看来，中国的博士全世界最多，哈佛大学去年毕业300个博士，对比这300个博士的论文水准，也许中国很多高校的博士论文加起来都不见得比这300个博士的论文好。

　　创造一定要靠“质”而不是靠“量”。也许好的杂志会登你的文章，但不代表你的文章就是杂志中最好的。真正的好文章会影响很久的，文章好不好，要等过了十年八年才会显现出来。不要看发表时的状况，要看五年十年后的引用率，且排除自己引用的部分。这样来看，国内的好文章数量太少了。所以我们只顾着把量做足很难有质的提高。

　　我觉得，只有求真求美，一心一意追求大自然的真理，摒弃形式主义的东西，才可能在做学问上有所提高。

　　记：怎么理解求真求美？

　　丘：我认识一个院士带了个博士后，文章没发表前，发现逻辑错了，这个院士说没事，因为没有人敢说他错了，他不在乎。我看到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些媒体宣传的大教授，明明知道某个问题错了，但就是不愿意纠正，真正变成学霸了。

　　真正想做学问的人，不要只想着做院士、当领导

　　记：您描绘了一个很好的景致，但是就像站在湖边，远看时这湖景挺美的，可是一走到近处，才发现这湖水浑浊不堪，大煞风景，怎么面对这种状况？

　　丘：学风一定要改正。现在中国学术界有造假的风气，真假不分的话学问怎么做啊？学问在真知面前，在所有力量面前都是不变的。伽利略在教皇面前说：“就算你惩罚我地球还是在转动的，地球还是在围绕太阳转动的，你无论怎么惩罚我，还是有那么一个真理存在的。”可惜现在一些学者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名人、权威或领导讲了一句话，反而成了“真理”。

　　真正想做学问的人，不要只想着做院士、当领导，为了学问而做学问，终究会成功。我常跟年轻的朋友们强调，学问做好了，肯定有出头的时候。遗憾的是很多年轻人不愿努力几年以后才得到赏识，他们只愿意看到眼前的利益。

　　记：您有什么建议？

　　丘：其实只要领导不要急功近利，真正想做一些好的研究，就会有一群人会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

　　现在做学问的人都是为了某种目的，比如说为了自己的名利，甚至为了学校和国家的声誉，这样做学问不大可能做得特别好。年青人做学问，还是需要有一些是出于对大自然的好奇。

　　爱因斯坦做相对论的工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研究对枪炮和火车都没好处。量子力学做出来的时候，在当时什么用都没有，只是个哲学的观点。到后来我们才认识到它们都是最重要的工作。

　　因好奇而沉浸到一个地步才能做好学问，中国应当创造条件让一批人为做学问而做学问，应该鼓励这种人。

　　记：您在很多演讲中，都说把中国科技发展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很多人认为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很浮躁，您怎么看？

　　丘：学生浮躁的主要原因是学校环境不好，社会舆论也没有引导好。无论是学校的教师，还是政府官员，甚至包括媒体，都营造了一种不好的风气。在学风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聪明能干的大学生只想着赚钱，不想继续在学问上下功夫。有能力的学生大多数都奔着学金融去了，没有人想留下来做一些基础工作。

　　国家这么大，如果年轻学生都只想着捞一笔是绝对不行的，还是需要有好好做学问的学生。

　　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美国年轻人挣钱归挣钱，但总还有一批年轻人愿意全心全力去做学术，不去想挣钱的事。年轻人学问做好了，总会有出头的时候，做好了学问也不是不能名利双收，只是看青年朋友们耐不耐得住这种寂寞，有没有挑战的精神。

　　总的来说，我有信心看到大批年轻人带领我们国家科技取得大进步，但国家需要保护他们，让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

　　未来10年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好时机

　　记：这些年您一直在中美之间走动，您感受到中国科技进步表现在哪些方面？

　　丘：中国科技这几年起飞了，是不是真的能飞起来是另外一个问题。近两三年形势大好，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国科技能不能够脱胎换骨，就看这五到十年，因为这期间海外经济遇到大困难，欧美都遇到困难，真正有学问的学者把中国看得很重要。

　　中国的教育科技环境也有所改善，现在的年轻人愿意花时间读书了，以前觉得只要出国就好，现在也知道在中国也可以做学问了，这是很重要的改变。

　　但现在中国基本都请华裔的学者，华裔学者跟全世界最好的学者比不见得是最好的。我们有能力请非华裔学者到中国来，我们清华的数学中心成立了才两年，有很多一流的非华裔学者全职来参加了。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学者，一个密歇根大学的讲座教授全职来中国；堪培拉大学的教授计划每年来九个月，除了教书外，也带研究生；一个荷兰的院士也准备来。还有一大批很好的年轻学者都要来参与。

　　所以，未来10年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好时机，中国一定要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机会，还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当年，陈省身先生和华罗庚先生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都是他们年青时候完成的。我相信在政府正确的领导下，我们有能力培养一批年青的学者，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

　中国科技能不能够脱胎换骨，这五到十年很关键

　　丘成桐说，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数学博士不过寥寥几人，数学书籍也不丰富

　　我从没放弃做大数学家的念头

　　叶铁桥 雷宇 《中国青年报》

　　日前，丘成桐在广东一次演讲时，直言不讳地告诉青年学子：“记得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时，懂得的东西实在不多。”

　　上个世纪60年代，香港的数学博士不过寥寥几人，图书馆收藏的数学书也不见得比一般的书店多。丘成桐看的数学书，大部分是国内版或托友人到台湾买来的盗版外文书，种类少得可怜，“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做大数学家的念头”。

　　其时，丘成桐看了所有能够看到的数学书。而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则是做了书中的所有习题，“这并不是课堂上老师要求的事情，我努力去做，一方面是出于兴趣，一方面是知道要成为优秀的学者，必须将基础打好。”

　　尽管40年来自己每天都在学习，但丘成桐还是要承认，“在大学打下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他分享自己的经验：学习的过程，不可能是无往而不利的，最重要的是找出自己的弱点。而做习题正是找出自己弱点的门路。

　　听课、发问和与同学交流也非常重要。

　　在大学时，丘成桐的数学水平已远超同辈人，但是他发现和同学交流的好处很大：“我给同学解释课题时，经常发现自己还未理解清楚的地方，由此温故知新，得益不少。即使到了今天，有时在给学生讲解的一瞬间，往往灵光一闪，找到新的想法，解决了一些难题。”

　　丘成桐认为，做学问，尤其是有深度的学问，不是靠一时的冲动就可以完成的。

　　他特别告诫青年一代，“故事或电影里某人灵机一动，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完成了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问”的故事只是个童话，“这些事情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我也不相信以后会有”。

　　“我们还是本科生，很多学问都没有学过，你凭什么说10年内我们会对科技有重要的贡献？”对于这样的疑问，丘成桐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你们太小看自己了”。

　　丘成桐说，只要把基础打好，技术熟练后，很快就可以海阔天空地去闯、去创新了。“回顾历史，大部分科学上的突破，都是在科学家30岁以前完成的。”

　　要懂得做好学问，必须了解科学发展的过程。

　　丘成桐鼓励青年学子多读名人传记，了解著名学者如何学习、克服挫折和开拓新的方向。

　　“我的专业虽是数学，但在阅读其他学科名家的成功经验时，也会深受启发。”丘成桐说。

　　丘成桐曾经读过詹姆斯·沃森写的一本小书，书中描述他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结构的一段故事。

　　两人为了研究生物的基本结构，三年间完成了20世纪其中一个最伟大的科学杰作。当时詹姆斯·沃森才20岁出头，他的基础虽然很好，但是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靠无比的专注和热情，深信可以攀登生物学的高峰，完成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之一。

　　他找到一个好拍档，那就是弗朗西斯·克里克。他们合作期间，曾遇上停滞不前的低潮，但他们并没有放弃，通过学习并利用同行最新的结果，终于比竞争对手早一步测定了DNA的结构。

　　丘成桐从沃森的故事中总结了三点：

　　年轻人要有充实的基础知识。一旦碰到重要问题时，能有足够的工具来解决它。即使工具不够，也懂得找合适的学者合作。克里克就是沃森的合作者，他们的知识是互补的。

　　做学问要有热情，有了热情才能够专注。重要的成果往往需要3年、5年甚至10年才能够完成。

　　找到正确的方向，做重要的问题。决定后便勇往直前，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