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田静委员听另一位委员说，如今申请项目，申请时就要把送礼的经费预留出来，“简直是乌烟瘴气”。

　　这也是让西南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夏庆友头疼的问题，因为现在科技界“游戏规则少，潜规则多”。

游戏规则少，潜规则多

　　潜规则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中最为明显。

　　中国的科研经费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以2011年为例，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8610亿元，比上年增长21.9%。

　　“决定科研经费分配的主要是靠行政手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宋湛谦说。

　　他详细列举了四种情况：

　　第一是有关部委的中下层工作人员对经费管理权力很大。

　　最典型的莫过于编写项目指南。宋湛谦说，项目指南的编写人是由行政人员指定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召集少数专家，这些专家会把他们要做的项目写到指南中。到了项目评审时，专家也是由行政人员来指定的。普通的科技人员没有门路，为了分到一小块蛋糕，必须与行政人员搞好关系，或与“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

　　第二，是重大项目以“官”为本。宋湛谦委员引用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973首席科学家七成头衔带“长”》。这些带“长”的科学家们拿到项目没有时间去做科研，但是以首席的名义占用大量的科研经费和资源。

　　第三，是有关部委组织的评审和成果鉴定，专家的名单是由关部委的工作人员来确定的。这份名单经常在开会前就已经泄漏出去。

　　宋湛谦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还没有接到部委的开会通知，被评审对象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表示希望评委多关照。

　　第四，这样得到的科研经费也容易导致行贿。“你给我经费，我返回给你钱。”他说。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欧进萍说，如此一来，下级对上级，年轻人对学者、长者和专家的尊重就不是正常的尊重，不是对学问、品格的尊重，而是对话语权、评审权和资源掌握者的尊重。

以前穷，现在要“学会花钱”

　　即便经费到了科学家的手中，行政的痕迹还是无处不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秦大河是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说，在现在的拨款制度下，人代会3月份开完会后批准经费，经费到账后几乎就是下半年了，又催着11月份花钱，因为留到下一年花就有违纪的嫌疑。有关工作人员提醒过他，以前穷，现在要“学会花钱”。

　　刘玉岭委员说，我国虽然提出“允许失败”的口号，但是科研管理部门的一个课题，立了项以后，“只允许你完成，不允许你冒险，不允许你失败。”

　　此外，他说，在拿到科研经费之后，财务验收时又容易出问题。假如课题结题，经费还有剩余，不但要上缴，而且不小心就成了“欺骗国家”。

　　“我积极节约，还成了犯罪了、虚报了、欺骗国家了？”刘玉岭委员说，如果用国家的钱去胡作非为了，那的确应该制裁。可是如果科研人员积极努力完成了任务，节省了经费，一点激励没有，这也不行。

　　东南大学教授洪伟委员最近正遇上课题验收的麻烦事。他说，现在老师们都有点害怕承担国家项目，一到验收的时候太麻烦了。他最近有个项目要验收，光是额度在2000元以上的发票，打印出来就有一尺高，项目组的教师和学校财务处工作人员花了好几个月，一直在配合审计公司做审计。他觉得这有点劳民伤财，而且违反科学研究规律。

　　洪伟说，科学家的工作哪能像工厂里面生产一个零件那样，每天计件多少？但是现在规定都很死，买萝卜的钱就不能去买生菜。“我觉得财务上应该管理，但是应该管理钱是不是用在科研上，是不是合法使用，而不要盯着这些东西。”

是改革的时候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委员说，科技发展不是按照优劣自由竞争，而是按照行政权力的意志去决定，这样真正有创新的科技可能被扼杀。

　　这位委员曾经应邀到东部一个发达地区去做报告。当地的工业蓬勃发展，可奇怪的是，在政府还没有关注这家企业的时候，企业会蓬勃发展；只要政府想扶持哪家企业，这家企业就必死无疑。

　　“政府是好心，也不是想搞死企业，可行政官员真的不懂科研，但是又有自己的判断。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却把科技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卡死了。”

　　去年，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院士的带领下，一些科技界别的委员奔赴湖北、甘肃等地进行调研，最后形成了一份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报告。报告直指现行科研体制弊端，比如，取消科技进步奖，削减国家自然科学奖等。

　　全国政协委员李鸿也参加了这次调研。让她高兴的是，报告上交到国务院后，温家宝、李克强等领导人都做了批示。

　　在李鸿看来，这份“代表科技界最高水平”的报告充满了改革的期盼。前一段，她听说有关部门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这份文件到现在也没有公开，李鸿委员听到的版本是：这份文件以阐述原则为主，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具体意见，改革措施也无从谈起。

　　“行政主导的力量太强大了！”李鸿忍不住感慨。

　　“前几年一直在呼吁科技体制改革，现在是时候了。”田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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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现身说法：保证科研时间才能创新（王静）

　　一个怪现象在科学界成了一种常态，即科学家没有足够时间做科研。这一结论来自不同机构的问卷调查。中科院、中国科协和九三学社，在最近几年分别对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他们得到了一个同样的结果：大部分科学家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1/3，而且有不少科学家的现身说法证实了这一怪现象的普遍存在。

　　对于这种现象，中科院院长白春礼不久前特别提出，要保证在一线的科学家、科技人员有4/5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这不仅仅是做实验，还包括从事科技交流。

　　那么，科学家大部分时间究竟在做什么？

　　“科研人员4/5工作时间用于科研，并非特别高的要求。”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光电研究院院长相里斌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他认为，目前我国的科研环境和氛围，让科学家难以做到安心和专心。首先，科研经费的来源以竞争性经费为主，他们无法脱离这一现实，多数人无法不以生存为前提开展研究工作。而以生存为目的的研究，一般很难作出原始性创新或重大成果。

　　其次，科学家在申请课题时，往往需要几个轮次的答辩，不仅要介绍国际国内的进展、描述自己的水平，还要安排研究路线、计划经费使用等等。而不同来源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不尽相同，这些都需要时间了解和掌握。

　　此外，科研人员还要频繁面临各种考评和检查，所有这些，无一不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相建海以自己为例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在他过去做所长时不得不把时间用在管理上，从事科研的时间不足50%。如今卸任，至少有60%～70%的时间可以做科研了，但年龄已大。

　　“当然，做所长从管理上学习了不少知识，而对于科研确有损失。”相建海说，“现在常给稍有成绩的年轻人行政职务，很不利于他们在科学上深耕、做出系统性工作。”

　　相里斌进一步分析，保证科研人员将4/5的时间用于科研，在不同领域情况也不一样。

　　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人员，一个相对独立或体量不大的团队就可能作出重大成果，他们的工作无须太多协调。这种类型的科研工作，可能不仅仅需要4/5的时间，而是全身心的投入，甚至吃饭和睡觉都需要思考，更需要静心和安心。

　　对于从事高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通常承担着国家工程任务，需要多家科研单位的参与，此类工作除了办公室、实验室内的科研攻关，对协作的要求也很高，因而团队之间的沟通协调比较多，需要讨论技术上、系统间或计划上如何匹配对接，这是无法省略的内容。

　　其实，这类协调沟通、出差开会，也可以看做高技术科研活动的一部分，也需要时间作为保证。

　　“诚然，管理部门的用意是希望管理规范，及时掌握科研进展，对国家的科研投入负责。”他指出，“但过多的评审和检查占用了科研人员不少宝贵的科研时间。”

　　相建海表示，管理者与科研者之间如何做到最佳，对中国而言挑战巨大。

　　怎样才能保证研究人员的科研时间呢？

　　相里斌认为，尽管科研人员中也存在一些不严谨的现象，但仍应给予科学家充分信任，在管理和研究之间找到平衡。

　　“厚积才能薄发。应给科学家充足的科研经费、更多的科研时间，尽力营造宽松安静的科研氛围，使他们能够解除后顾之忧、排除名利干扰、专心学术研究。”相里斌说，陈景润作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更主要是源于信念和兴趣，而非管理者的鞭策。“特别是创新性的科研工作，有不可预知性，不大可能正好在计划的节点上取得设定的突破。管理部门应尽量把握宏观目标、减少细节干预，真正的科学家是不用扬鞭就会自奋蹄的。”

　　对此，相建海有同感。他认为：“时间是重大创新的最基本条件。而现在很多科学家不得不为了非科研工作花费大量时间。国家应营造让大家心安理得作研究的环境，而不是每天都有危机感。功利性的导向政策，不利于原始创新成果出现。”

　　“不过，目前的情形正在改善。”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副所长王世杰说。

　　他介绍，就中科院地化所而言，自中科院实施“创新2020”以来，研究所对科研的调控能力增强，一部分研究人员获得的稳定支持经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瞄准一个大目标、希望通过较长积累后作出有影响力成绩的科学家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