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政协会议的杨澜，被迫出来澄清说“我是中国籍”。国内很多名人的国籍问题早就遭人诟病，现在人们的敏感度似乎更高了。

　　这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某全明星阵容影片的“演员国籍事件”。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群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

　　很明显，人们反感的是这些外籍名人“好处两头拿”的做法。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但“好处两头拿”肯定要有界线。还好，杨澜确实是中国籍。

　　不过，是名演员就不能入外籍吗？谁也没这么规定过，但问题确实是个问题。还有两个例子：一是“裸官”，即家人在外国或家人入了外籍的“人民公仆”；二是地方一级的政协委员，即基层政协为广开言路而吸收的外籍名人。“裸官”和地方外籍政协委员，说不行也许行，说行又也许不行。中国的事情妙就妙在“模糊”。

　　我在芝加哥有个律师朋友，他整天收到国内来的投资移民咨询。按他的看法，名人和富人想入外籍，最通常的说法叫“留一手”。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留一手”。干了坏事或干坏事前给自己“留条后路”叫“留一手”，没干坏事但为避免可能被认为是干坏事而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叫“被留一手”。“留一手”的好理解，但自从赖昌星被引渡回国后，敢玩大案要案的恐怕就不那么好混了。“被留一手”的要有意思得多，转型时期，中国特色中的一条就是政治经济上的“罪”也很“模糊”，所以，“被留一手”也可能是出于无奈。

　　这么分析问题，当然不是为了回避国籍讨论中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问题。印度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克里希那穆提在《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中说过：“对那些觉得自我扩张是重要的人来说，与更大的东西认同，在心理上是一种必需”。

　　不过，如果拿克里希那穆提的“智慧”来为入外籍辩解的话，那就显得太“吊书袋”了。问题在于，“与更大的东西认同”中的那个“更大的东西”，不同的人确实有不同的理解。对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来说，那个“更大的东西”是国籍。可对一些中国血统的普通读书人来说，那个“更大的东西”也是“中国情结”，国籍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旅游证件”。

　　什么叫“中国情结”？什么又叫“旅游证件”？这是一个简单的法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拿了美国移民局颁发的“旅游证件”，自然要服从美国法律的义务要求，但这并不能排除在履行美国法律的义务要求的同时，还可以关注母国所发生的一切。

　　有人认为“加入外籍”增加了一份“中国情结”，这其实是皮毛之见。在我看来，“中国情结”对出生在中国的华人来说是一种本能，不是一种意识。意识会更多地受“稀缺规律”的支配，但“稀缺规律”对本能却可能失灵。

　　这就到了说说“国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了。国籍与“现代国家”的观念有关，“现代国家”的观念事实上是从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中演变而来的，“现代国家”离不开欧洲人的种族争战和对外扩张。对中国人来说，传统的“国家观念”更多的是“天下”和“华夷”的结构关系，古时候也有“藩国”和“附属国”之说，但那时的中国人自视为高人一等的“中央之国”，其他外邦皆为低级的荒野之地，直到1840年的一声炮响为止。古时候中国就有“通关文牍”（唐朝叫“过所”，明朝称“路照”），但现代国家之间使用的，则是现在的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所竭力用于为美国“创汇”的“签证”。“签证”这个该死的东西，是从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企图重画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地图而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证”才真正被各国广泛采用。

　　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证”才被广泛采用？研究民主问题的人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民主”与“签证”之间的联系，可“签证”在民主全面兴起的一战后流行，却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因为民主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排外”，“当家做主”就不能再眼看着“肥水流入外人田”。君主制是从来不怕人多的；民主怕侨民涌入，君主则怕臣民外逃。所以当年的民主德国有“柏林墙”，如今美国则有象征排外的“墨西哥墙”。这就是克里希那穆提的“智慧”之处：政府要限制的是个人的“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但个人却不能在这种不得不接受的限制中丧失灵性。

　　最后，让我对名人“加入外籍”的原因作个小结：除了“留一手”和“被留一手”之外，“崇洋随大流”和“先期投入锁定”是另外两个常见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对“加入外籍”十分敏感，有感情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写地址的时候中国人从大的地名开始写，美国人则从小的开始写，“与更大的东西认同”是有文化差别的。世界上约有80个国家和地区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中国则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当然非常符合中国文化的“往大处认同”的逻辑。但是，“加入外籍者”终究免不了“好处坏处都两头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