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在本周一的海南博鳌开幕式上发表的“凝聚共识，促进亚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演讲中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态势没有改变，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持续，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仍将是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在此，李克强指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从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4年了，但全球经济不仅没有很快从这场金融危机中复苏，而且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越来越高，其风险的蔓延越来越广泛。许多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随着世界各国不同的救市政策出台，国际金融市场潜在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更为严重的是，在当前网络技术高速推进，金融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不仅各国救市政策的风险正在各国累积，而且其风险的跨国溢出效应也越来越大。

　　那么，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方讨论所关注的过度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的不完全性、银行家的贪婪、投资者的过度投机、美联储错误的宽松货币政策、从众心理？是不是如有人所认为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盛行？因为，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下，市场不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机制，而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工具。市场行为的利润最大化或“逐利”成了当事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行为败坏、做假账与欺骗、忽略企业核心业务不计后果追求高风险的收益等行为泛滥。

　　说到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讨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拉詹的研究独辟蹊径。他认为，如同地壳板块相互挤压冲撞在地面所形成产生的断裂一样，金融危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慢慢积聚最后挤压断裂的结果。其中，有各国在政治压力下试图以过度宽松的信贷政策来消除日益严重个人收入不平衡及企业之间的差异性；有来自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国家间贸易失衡；也有来自不同类型金融体系为不平衡的贸易融资而出现政府形式不一的干预样等等。

　　其实，对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根源的讨论，它所指出的因素，没有哪一种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这些讨论只是从金融危机所产生原因的外在角度在思考，而没有从金融行为本身的内在性来思考。现在我们要问的是，金融仅是一种跨时空的资源配置方式吗？那么通过金融为何能缓解个人、企业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资金约束同时又会面临完全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金融是一种跨时间与空间资源配置的方式，而这种跨时空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通过合约来完成。合约的实质就是信用，信用则是一种承诺。因此，金融也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而承诺，是个人、企业及政府的对自身行为的要求，是一种心理状态的表现，它不是实质性物品或服务。既然承诺是成本极低、甚至于不要成本的行为者的心理要求，同时又是缓解个人、企业及社会在经济生活中资金约束的工具，及高利润的工具。故而，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有企业及个人，在市场“逐利”精神的推动下，如果没有对这种“逐利”行为设定边界，也就必然会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的方式有很多，宽松信贷政策是收益最大、见效最快、受益最广的方式。

　　可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不少国家的政府都是凭借过度的信贷扩张来激励与刺激经济及保持经济增长，来缓解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在那样的制度框架下，谁能够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谁就能够把其行为的收益归自己而把其行为的成本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在过度信贷增长的条件下，企业可以用其通胀后的资产作抵押，以借取更多的资金扩大企业规模，或通过高价卖出股票筹集更多的资本。拥有或没有拥有资产的家庭，可通过低廉的信贷来增加其财富效应及扩张其消费。一股消费热潮也就风起云涌，政府则通过这种过高的消费热潮拉动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也让大量资产在金融体系内快速循环来推高各种资产的价格，让投资者及各种机构的资产及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增长，其个人财富及企业利润快速飙升，同时行为主体也债台高筑。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占美国整个公司的利润为10%，到2007年上升到41%。足见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引领下，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如何脱离实体经济而飙升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廉价的信贷资金过度扩张在金融体系内的循环被打破，“去杠杆化”对过度的信用扩张有所收缩，但各国政府为救市所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看上去是在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实际上又以另外一种新方式在过度扩张信用。尽管严重的债务问题由个人及企业转移向了政府，但是政府凭借过度信用扩张来刺激经济保证经济增长的思维与方式并没有多少改变。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牟取暴利的动机也没有改变。只不过，过度使用现有金融体系的方式会有所转变。

　　比如，上周中国政府批准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总体方案，政府的本意想由此促使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及制度化，希望在温州的试验区综合探索中闯出一条通过有效金融政策来增强中小企业融资竞争力的路，但这也同样有个如何避免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的问题。对此，欧美国家过往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例。

　　笔者由此认定，如何把金融市场的信用扩张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让过度的信用扩张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如何把金融市场信用扩张界定在合理的边界内，以此消除金融市场的严重风险与危机，才是当前金融危机更深层次的问题所在。如果当前国际市场的金融改革不能从这样的思路上入手，要消除金融市场的严重风险与危机是不可能的。

　　警惕与限制不同方式的信用过度扩张是金融危机消除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