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文坛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纪念辛亥百年、纪念建党90周年的大背景下，虽然偶有小惊喜但总体上呈现出波澜不惊的态势。随着国内读者对于阅读兴趣的相对走低，文坛上通俗类型文学占据大部出版资源的情况在本年度继续发展，文学创作在体制内文化和市场的双重合力下的相互渗透和转化的趋势也持续增强。类型小说继续占据畅销书主流，但伴随着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出台，一批传统作家的纯文学作品也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社会生活领域的暗涌潜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大体出现了五组相互对应的主要写作路径，其中包括对辛亥民国的浪漫主义想象和对当前官场文化的现实主义批判，对经济危机时代普遍的情感危机以及情欲放纵的写真，对衰败中的田园生活的感伤和对异化的城市文明的批判，对知识分子迷惘精神世界和大学生窘迫生活状况的表现，在历史视野中对个人、家族、民族和社会的悲悯和反思，以及对灾异事变中人性挣扎的理解和同情。这些作品作为时代镜像，揭示存在的真相，关注现实生活，直指人性人心。此外，年底本届政府对于文化产业振兴表现出的强烈关注，也为方兴未艾的创意写作注入了发展的新希望。

一、类型文学与纯文学：文学的双面傩舞

　　文学类型化是近年来创作的一个重要趋势，备受研究者关注。有研究者指出：“图书出版的类型化，是西方图书出版走向成功的关键。我以为也将是中国图书出版的一个大走势。图书出版是文化产业（或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文化工业的不同类型的产品形成了不同类型产品的风格，也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受众。图书出版类型化是顺应了图书出版商业化和读者不断被商业分化的潮流的。”2011年《上海文学》开设“适者生存的文学时代”栏目，进行系列讨论，研讨了当前文学场域生态和生产消费机制等问题。有论者指出，当前文学出版注重的是作品有无市场卖点、改编可能性、获奖可能性和衍生产品开发的可能性，既有畅销书和受关注的热点作品，无不与此高度关联。确实，当前文学生产已经具有一定的产业化发展趋势，文学出版主要为市场化的图书出版机构所控制。这些出版机构包括民营文化公司和那些市场化较成功的出版社，更专业化、更市场化，致力于大量生产类型文学、打造畅销书。如在路金波、郭敬明、沈浩波等出版商主导的文化公司，从市场调研读者群体、项目策划，到选择主笔作家、内容书写，再到销售发行、宣传营销……整个出版流程犹如一条工业流水线，几乎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操作实行。根据新华书店、亚马逊和当当等网上书店，以及开卷公司的反馈数据显示，2011年占据文学类图书销售榜前列仍旧像前几年一样，为通俗类型文学所占据。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三作家名列2011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前三甲，也说明了当前文学阅读主要为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所统治，而且主要的读者人群为青少年。

　　2011年，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郭敬明的“爵迹”、“临界”和“小时代”系列小说，相继推出了多个版本；韩寒则在年末推出了散文集《青春》。成长是青春文学的最常见主题，这一类型的青春小说，年度代表作有孙睿的《盛开的青春》、夏茗悠的《曾有你的天气》、辛夷坞的《浮世浮城》和《原来》、李湛冰的《漂泊的城市》、马大湾的《螺旋桨》、刘辰希的青春小说《终极游离》、手指的《寻找建新》等，多写年轻人的迷惘困惑、虚无颓废、忧伤疼痛、反抗与涅槃。

　　2011年新面世的类型小说，比较突出的包括：圆太极的《鲁班的诅咒》、韩松的《地铁》、赵丹的《黑客》、张未的《给未来杀手的信》、栖阳逐剑的《国安突击》、江清波的《中国特种兵2·特种兵归来》、蔡骏的《谋杀似水年华》、司马长啸的《天道密码》、落情泪的《天命》、飞烟的《绝色倾城》、桐华的《曾许诺》和《曾许诺·殇》、顾漫的《杉杉来吃》、蓝白色的《步步错》、自由极光的《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长着翅膀的大灰狼的《然后，爱情随遇而安》和《听说姻缘命中注定》等。此外，悦读纪公司推出的“新穿越”小说系列也较受关注。此外，官场、职场类小说本年度也冒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作家作品。

　　作为类型文学一种的影视文学，本年度杨子的《白蛇传说》、王丽萍的《双城生活》、高瑞沣的《鸿门宴》等畅销作品，多与剧本同期写作，均采取了与影视同步面市的出版策略。电影《非诚勿扰2》中使用了仓央嘉措的情诗《见与不见》，引发仓央嘉措热，遂有多位作家去复活这位“不负如来不负卿”的佛门情圣，代表作品有12位畅销书作家联袂撰写的主题小说集《若非死别、绝不生离》。

　　本年度以刊载类型文学为主的新同仁杂志继续发展，南派三叔主编的《超好看》、安妮宝贝的主编《大方》、落落与笛安合编的《文艺风》在本年度均先后登场。

　　另一方面，体制内的文学生产机构主要包括各级作协则依然主导着主旋律文学及一部分纯文学生产，具体通过政策扶植、基金设立、评奖制度、文学期刊发表等手段，对文学生产进行有选择性的影响和干预，如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及其他各类政府图书奖等，仍具有较大影响力。如茅盾文学奖一向青睐社会历史感强的史诗式作品，对曲高和寡的“纯文学”的情有独钟。随着2011年度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出炉，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获奖作家的作品，均开始出现在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

　　2011年也是纯文学写作斩获颇丰的一年。长篇小说方面，贾平凹的《古炉》、格非的《春尽江南》、王安忆的《天香》、方方的《武昌城》、刁斗的《亲合》、张欣的《苏玫》和《不在梅边在柳边》、严歌苓的《幸福来敲门》和《霜降》、刘索拉的《迷恋·咒》等作品，都值得一读。在短篇小说集方面，莫言的《向蒲松龄学习》、池莉的《她的城》也值得推荐。此外，王蒙、铁凝、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知名作家都推出了自己的散文集。

　　以纪念建党90周年为契机，很多作家创作了以革命战争年代为背景的作品，在今年集中面世。如《北京文学》所开辟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专栏，即集中发表了大量党建题材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在长篇作品方面，《忠诚与背叛》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还原了“江姐”和历史的另面。阎欣宁的《遵义！遵义！》以小说的形式、陈龙飞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之歌》以诗歌的形式，也表达了对建党90周年的庆祝。

　　总体上，纯文学和主旋律作品在面对市场时表现乏力。不过众多的类型文学也表现出流于低级趣味的堪忧现状，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恰如学者白烨所说：“有些作家完全是为商业写作,在构思阶段就很媚俗,就考虑怎么能招徕读者”。但学者王一川对此持乐观态度：“高雅文学如何应对通俗文学迅猛发展造成的冲击，通俗文学如何将高雅文学对审美境界、终极价值的追求化为己有，也是雅俗文学走向借鉴与融合的必然选择。”2011年度，受主流体制文化和市场之间相互较力的影响，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之间互相渗透、转化的趋势继续深化发展。如传统文学圈子中走出的麦家多年来一直以谍战小说著名，2011年出版的《风语2》和《刀之阳面——刀尖》继续热销。本年度同样推出谍战小说《恭贺新禧》的作家龙一，和麦家的写作路线基本相同。相反的一个例子是，以最早网络写手之一知名的安妮宝贝，本年度出版了据称版税高达六百万的小说《春宴》，其写作模式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纯文学式的。相信，从长期看未来介于中间状态的写作模式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主流。

二、对辛亥民国的浪漫想象和猥琐官场的现实书写

　　借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契机，以辛亥、民国为背景的创作成为今年文坛的一大热点。大多数作品旨在探索历史暗影深处的真实面目，讴歌先辈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品如：刘明的《北伐战争风云录》、赵熙的《北方战争》、戴欢的《绝杀1911》、王兴东的《辛亥革命——1911中国风云纪实》、顾艳的《辛亥风云》、王质玉的《辛亥演义》、王本杰的《辛亥情事》、王之的《辛亥光焰》等。其中方方的《武昌城》叙写1926年北伐军与北洋军在武汉激战后一场长达四十余天的“生死围城”，则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性，小说力图展示的是人性被逼至极端后的各种真实，不只关于革命和信念也扣问人类历史的本质。马勇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则反思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试图追问以所谓的小代价“和平”颠覆清王朝，是否是一种得不偿失。此外，当代词赋大家王金铃的诗歌集《辛亥赋》也是本年度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

　　岳南的长篇小说《南渡北归》一到三卷描写了抗战爆发后，精英知识分子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的生活，表现了他们的学术精神与思想情操，可谓是大师群雕。吕运斌《无名的名山》通过一个普通国军士兵少哉在抗战中的经历，展现了一个普通士兵在危难中所能达到的意志极限。杨少衡的《地下党》首次以小说形式，系统揭秘了台湾共产党鲜为人知的历史。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民国，推动了历史进程，使得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精神在中国深入人心。纪念辛亥和书写民国，梳理和反思历史传统，其用意显然在于反思和警醒当代。当我们将这种以民国、辛亥为背景宏大崇高的文学想象，与揭露和批判时下官场政治的现实书写联系起来审视时，不难发现其中所蕴藏的民间情愫和人文怀抱。

　　在2011年面世的众多官场叙事中，黄晓阳的《二号首长》、唐达天的《二把手》着力于“二把手”在官场上的别样处境与生存状态，进而探究他们的生存策略与博弈方式，展现了官场的黑暗复杂与“二把手”的政治智慧。《侯卫东官场笔记（8）》作为官场生态图的名作，在本年度继续受到热捧。浮石的《皂香》（上）仅凭半部已经登上畅销榜，展现了官场中人面对官位和红颜知己之间的两难取舍。在侧重以悲悯视角展现官场生态的官场小说中，本年度优秀的作品还有，邵丽的《挂职笔记》、胡北的《官路十八弯（1）（2）》、许开祯的《拿下》和《跑动》、陈峰的《高层饭局》、仓土的《李逵日记》等。在侧重以批判视角揭露官场腐败罪恶的官场小说中，邓宏顺的《贫富天平》是一部相对突出的作品，小说将重点放在表现社会贫富矛盾与官民危机，发出了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的呼吁。此外，一合的《黑白奇局》写真假“清官”之间的斗争，发人深省。鲁强的中篇《少年捉奸队》首发于《江南》杂志，开“少年反腐”题材先河，视角独特，通过现今成人官场的肮脏和腐败写出对未来的拷问。

三、经济危机时代的通胀婚恋和放纵情欲写真

　　学者今道友信指出，“爱必须同某一场所发生关系，……人的爱本来就是必定会在某处被拒否的一种社会机制”。当下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和全球经济危机的社会背景，为国人的婚恋、情感生活注入了不可预知的变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婚恋、情感、爱欲抒写成为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一大热点。

　　2011年度，这一类型作品中首先需要提及的是以所谓“剩男”、“剩女”为主人公的婚恋小说。这些小说主要描写大龄未婚人物形象的私人生活与情感困惑，其中包括从童话爱情走向柴米油盐后失落，和谐婚恋表象下的潜流暗战，凄美的不伦之恋、越规之情，失意后的自由蜕变与成长，变态虐恋的超越与升华，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当今价值选择和情感归宿之镜像。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严歌苓的《幸福来敲门》、落落的《剩者为王》、宁慧倩的《离别成殇》、秦岳的《青苹果树》、张庆国的《羞耻》、卓越泡沫的《全城裸恋》、人海中的《钱多多嫁人记》等。

　　这些无恋、不恋、失恋和不伦之恋，各有其悲伤和痛苦，而那些走向婚姻的人们也深陷情感围城。童仝的《裸婚以后》、张无花的《AA制婚姻》、林那北的《燕式平衡》、史生荣的《无枝可依》、娜彧的《完美结局》、韩露的《最后一位淑女》、高克芳的《婚姻底色》等作品，主要围绕婚姻内部的情感问题做多角度的细致描摹。

　　还有一些小说试图对两性情感问题的产生，探索一些可供理解的答案或解决办法，如铁凝的《海姆立克急救》、马晓丽的《杀猪的女兵》和谢宏的《纹身师》等。

　　有人认为婚恋叙事走入性爱分离是一种“误区” ，也有学者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下，欲望叙事以个体自由为终极意义已成为我国小说的“基本叙事形态”。2011年有多部小说有别于婚恋主题的关于身体和情欲的深邃思考和勇敢探索。刘索拉的《迷恋•咒》写一群纽约的艺术家，对于情欲、性、自由、生命和死亡的理解、纠结和迷恋，自由不拘的“黑色幽默”里渗透着真诚的生命哲思。安妮宝贝的《春宴》是情欲自由表达的盛宴，任情欲在完全拆除诫律的状态下自由释放，以求取对情欲的本质的解构和反思。残雪的《五香街》通过一起“莫须有的奸情”，将中国各类人的“性心理”来了翻天覆地的讽刺和揭露。其他值得一读的作品还有：计文君的《剔红》、孙瑜的《空心床》、冯唐的《不二》等。

四、批判视野中的失落乡村和堕落都市呈现

　　乡土题材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中的重镇，当下乡土文学多将目光投注于城市化进程中所涌现出来的诸多问题。2011年度不容忽视的乡土题材散文作品，是贾平凹的《定西笔记》，是作家深入底层“访贫问苦”的结晶，堪称知识分子心系国计民生的良心书写。小说方面，乔叶的《盖楼记》和《拆楼记》、葛水平的《春风杨柳》、王成祥的《记忆之村》、绿笙的《后来的木匠》、余一鸣的《放下》等，可以看作是“献给正在消失的故乡”的祭奠式作品，反映了当下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带来的大变局。张五毛的《公主坟——80后穷二代的挣扎与希望》、王十月的《寻根团》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失去的乡村和故家，寄寓都市却又只能是都市异乡人的纠结。杨小凡的《窄门》和《牡丹花开》、钟正林的《户口还乡》也关注了类似的问题。

　　乡土叙事的底色里都埋藏着美好的理想，而都市却常常被书写成象征欲望和物质的名利场，或者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2011年的热点都市题材作品，颇多讲述关于金钱和财富的故事，对财富及财富拥有者、追求者的普遍妖魔化，折射的是时代社会人心。《福布斯咒语》是一副全面细致的当下金融市场镜像：惊心动魄的地产改革、融资互动、房地产营销、政商勾结、利益博弈以及房地产行业神话般崛起背后的细致纹理。陈新生的《钱规则》同样揭露金钱资本社会骇人真相，官场、职场、情场，及人性深处的战争之上都有一个统摄一切的上帝即金钱，无人能幸存于其魔力之外，“钱规则”成为了社会唯一的“语法形式”。周项皆的《欲望之舞》通过刘纯义等人在权力和财富面前的不同选择、不同表现，以至最终的不同结局，展现了社会转型期资本对人的异化，处于资本洪流之中的人，无论进退守都不能不受其影响的真相让人怵目惊心。

　　除了金融市场，房地产行业的相关境况也是一个表现热点。漱玉的《相煎何太急》写北京老屋拆迁费引发的亲情悲剧，物欲对亲情的异化侵蚀，以及所引发的悔恨和震撼。杨小凡的《工头儿》通过房地产利益链中的工头儿上溯每个环节上魔术般的人事及其酸甜苦辣、升降沉浮，提供一种“内部视角”刺透房产市场始终“高烧不退”、愈压愈涨这一怪现状背后的秘密。《工头儿》的姊妹篇《开盘》中以售楼操盘手蓝雪为线索，向着房地产市场深处探秘，揭示楼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疯狂和海市蜃楼将倾的险势，以及被卷入者的狂热和躁动、无奈与失落。李承鹏的《李可乐抗拆记》则从相反的角度，通过对李可乐等人物反*力拆迁的故事，展现了普通人在城市畸形发展中所遭遇的困境。

　　对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看法，是当前理论界需要及时突破的热点问题。邱华栋中产阶级小说集《可供消费的人生》、《来自生活的威胁》，锁定当今急剧转型社会中兴起的中产阶层，在对他们快乐与烦恼的展示中，包含着对社会发展的新锐探测。

　　职场小说也是都市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杜拉拉升职记》2011年出了大结局，杜拉拉感悟白领生存现状，探索财富保值增值之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城市白领在危机时代所承受的多重压力。李铁的《犯桃花》对职场潜规则进行解读，略有姿色的女员工和权力在握的经理间似乎只剩下一种关系可选。风中一影的《私人秘书》通过私人秘书与多个老板的相处，展示员工的生存哲学和部分有产者的生存现状。

　　更多以城市生活为背景，展示人性在金钱、权力和情欲中的异化挣扎的本年度作品，值得一读的还有：邓一光“深圳系列”、胡学文的《隐匿者》和《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姚鄂梅的《你们》、余一鸣的《入流》、宋长江的《绝当》、打眼的《典当》、徐虹的《逃亡者》2、朱辉的《大案》、孙未的“金钱系列小说”、赵翼如的《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赖宝的《人生何处不尴尬》、余慧迪的《北城以北》等。

　　陈志强主编的《双层巴士二楼的赫本鞋》，则是一部综合了各种题材、聚焦新都市真灵魂的都市小说集。恰如小说集“编者序”所指出的：城市题材已经越来越取代乡村文学成为文学主流样态，但其表达经验、视野、价值观却赶不上现实的步伐，都市仍被作为田园牧歌的反面典型普遍妖魔化，常常被塑造成田园牧歌的反面材料，价值荒芜、颓废糜烂之地，更符合现实的都市审美空间需要探索和拓展。

五、对历史的感性悲悯和对无常人生的同情

　　逐渐逃离宏大叙事、转向个体感性的日常叙事，是近年来家族、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趋势，重在以个人的视角提出对历史文化的感悟、悲悯和反思，通过对个人境遇、命运和理想、欲望的关注，探索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在2011年的家族小说代表作中，王安忆的《天香》写一个男人缺席而由女性立户持家的故事，三代女人运用各种智慧谋略，使香火得以延续，天香园中的“好男好女”各自经历曲折，方才顿悟出生命自在、花开花落的平凡幸福。严歌苓的《霜降》写清纯美丽、身份卑微的女佣霜降,在官方、男性等话语的重压下，因主流话语的“傲慢与偏见”所导致的人生悲剧，揭露与反思社会历史和深不可测的人性。方棋的《最后的巫歌》主要是围绕着黎爹柱一家三代人的曲折离奇的命运和人生线索展开，无论其家族命运的兴衰，还是黎爹柱个人对外部环境的应对，无不渗透着对巫文化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承袭。朱文颖的《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是一部对家族情感生活进行反思的作品：突发奇想跟随评弹团出外漂游的外公、一生中和同一个男人数次离结婚的莉莉姨妈、还有秉承家族血液始终不能安稳的“我”，两个时代的三代人，精神世界神秘而不可解地连接着。贾平凹的《古炉》是一部大胆跨进未知领域，以文革为背景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小说，通过世代烧瓷小村在文革时期的历史变迁，隐喻性地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民族文化特质进行了想象。

　　在历史题材作品中，除前述反映党建、辛亥、谍战的作品，值得关注的还有：叶兆言的《后羿》以现代视角重新解读了后羿和嫦娥的故事，阿菩的《山海经密码》系列也取以现代人眼光重读历史、神话的路线，海波的《枪炮侯》写清末枪炮督办侯府的兴衰，祝勇的《血朝廷》写清末宫廷的隐秘历史，独孤一叹的《鲜卑往事》写富于狼性的鲜卑民族历史，小白的《租界》以1931年上海租界为背景，写各种政治势力在十里洋场的角逐。

　　与历史家族小说类似，同样具有反思悲悯特质的小说类型是以天灾、疾疫为背景的小说。2011年有很多作品书写疾病、地震等灾难带来的生命震撼和思考感悟。

　　蒲跃辉的《骤风》写精神病儿子在突然来袭的飓风中出于本能地保护母亲，将亲情大爱写得入木三分、感人至深。于娟的遗作《此生未完成》写生命在绝症病魔面前对生命真谛的思考，反思生命被附加的太多压力和负累，健康平安简单地活着才是“王道”。白描的《被上帝咬过的苹果》写主人公在为绝症煎熬过程中的心路和生命体悟。蔡春猪的《爸爸爱喜禾》写“自闭症之父”得知儿子喜禾患自闭症后的感受，特殊家庭的乐观温情感动人心。

　　与疾病、死亡等灾难带来的生命震撼类似，大地震也能给人们带来久久难以平复的恫悸。2011年值逢汶川地震三周年，对大地震为背景的反思和纪念性作品颇丰，其中较优作品如：黄新初主编的《从悲壮走向豪迈》汶川特大地震书系、歌兑《坼裂》、何存中的《汶川故事》、梁平《重生——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祭》、王敦贤和张学明的《汶川奇迹》等，这些作品有对苦难者的同情和悲悯，有对灾难考验中世间百态和当代人内部分裂的洞悉，有对灵魂安在的追问与关怀，也有对博爱奉献、坚强奋斗精神的讴歌。

　　2011年底，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做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决定。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召开期间，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主要领导也多参加会议，并做重要讲话。至此，中共中央再一次将文化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昭示着文学创作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但学者雷达在会议分组座谈期间也指出，当代文学在人民群众提供足够的反映当代火热生活的优秀作品方面，尚有不足，尤其表现出原创力欠缺、复制化严重等问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作家写作技术方面的有待成熟。王蒙、洪子诚、葛红兵等作家、学者都曾先后指出国中国作家身上所存在的，诸如“学历不高”、没经过专业训练和培养、缺乏跨文化视野和经验等问题，中国作家“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他们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方面，在以后的生活和写作过程中，也会通过不同方式对文化上的缺陷加以弥补，来保证其写作达到一定的水准。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这导致获取必要思想和艺术借鉴的困难。”

　　当代中国文学应走向世界，这是当前文学界的共识，不过在如何不断提高当代文学实力和创造力方面，论者却莫衷一是。但一些为中国文学振兴奔走的有识之士，已将目光投向对欧美创意写作学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引进。创意写作学20世纪20年代末创生于美国爱荷华大学，后来逐渐在美国的高校教育中得以确立和推广。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创意写作已经是有80余年历史、包含近20个子类、设有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层次的大学科,为欧美国家强盛、文化创意产业的强盛奠定了学科基础。

　　但是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初步引进和探索之中，上海大学于2009年4月成立创意写作研究中心，2011年成立了创意写作创新学科组并实现创意写作硕士招生——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文化产业为导向的创意写作硕士点，这个硕士点在中国的诞生，对于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2011年人民大学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一套包括《成为作家》、《创意写作虚构与叙事》等在内的“创意写作书系”，作为国内较先引进的关于美国创意写作理论的丛书而受到广泛专注。相信“创意写作”理念和实践模式的引进，高校学术积淀、艺术资源与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的有机融合，必将有助于中国文学未来美好前景的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