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近几年，呼吁作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的高校“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的声音一直存在。此次《指导意见》将高校等公益服务性单位“逐步取消行政级别”置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线图中，也让这个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讨论热烈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但是，很多专家和高校人士认为，目前高校在“去行政化”方面没有实质进展，取消行政级别也多停留于喊口号。也有专家认为，在目前现实条件下，高校取消行政级别还面临着困难。高校能否逐步取消行政级别，高校“去行政化”究竟难在哪，是否存在突破的现实途径？

　　让大学摘“官帽子”的呼声不断

　　2007年，国内高校发生多起教授与行政领导的“冲突”事件，高校的内部矛盾逐渐演变成为公共事件。

　　当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张鸣事件”的争议尚未结束，著名教授何家庆也公开表示，因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向安徽大学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一个多月之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教授邹恒甫在博客上贴出给教育部部长的公开信，称光华管理学院开除他的教授职务是“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在一直痛批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张鸣看来，大学教授和行政领导爆发冲突只是表面怪状，“官僚思维”充斥于大学和“学术评价扭曲”是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行政化首先会影响高校的办学思维，使其成为‘官僚思维’。比如，有些大学在选择重点学科的研究内容时，不是考虑自身的优势和传承，而是要跟着文件走。”张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现在是官越大，资源就越多，学术资源按照权力来分配，所以教授们也争着当官。高校里有一些人，有什么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去找院长，而不找真正对此有研究的学者。”张鸣大为感叹。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开始进行关于学术研究的“官味度”研究。顾海兵在对某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评委的研究中，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职务级别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高于副校长级。因此，他将该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在批评高校“行政化”时也说到，“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

　　教授热衷于做官，崇拜行政级别，也成为高校见怪不怪的现状。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很多年轻有为的教授愿意有个行政官职做，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超出了他作为教授的重要性。本来行政系统应为教授以及教学科研服务，现在为什么倒过来了？无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集中的权力比较大，实际待遇比较好，前途好，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