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正在逐步蚕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如何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正在形成的共识是要拉动消费。而拉动消费，就需以改变收入分配体制为入口，破除收入分配不公、家庭收入占比和消费率下降等问题，构建一个橄榄形的社会。

　　在今年两会临近结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按照这个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今年之内就会出台。

　　那么，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没有形成共识？在今年就要出台的时间约束下，是否能出台一个完善的方案？这一方案又是否能够落实？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基本共识不能违背

　　《21世纪》：如果不出意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今年就会出台，那么现在各界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有没有形成共识？

　　迟福林：我想至少可以说共识在增加，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紧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两会结束那天，温总理已经宣布了今年年内就要出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变化呢？第一，两会期间各方面对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第二，看到中国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对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依赖性在增大；第三，不仅仅是对社会体制改革，还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

　　《21世纪》：2010年发改委曾上报了一个版本的方案，但是被退回修改，今年在压力之下出台的方案，会不会是各方部委在博弈中形成的一个妥协产物？

　　迟福林：这个担心不必要，有几件事大家现在看来很明确。第一，是把“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总目标，这个思路已经很明确了，而且“同步”不是虚的，应该是实际的，这一块已经列入国家规划，可能会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目标已经形成。

　　第二，现实问题很突出，政府收入要有适当的限制，因为政府的收入在提高，企业收入在提高，劳动报酬在降低，这个问题也很清楚，总体劳动报酬的增长是比较慢的。

　　第三，各方面反映的问题也很突出，部委再博弈，基本的事实不能违背，这包括：

　　1.收入水平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因为物价水平上涨了，农村这两年虽然是2位数的增长，但对多数人来讲收入水平总体来说变低了。

　　2.在收入水平低这一块，刚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间数，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中低收入群体没有感受到实际的增长。

　　3.大家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看得很清楚，但现在公开透明度不够，很多腐败问题掩藏其中。比如前不久国务院提出政府财政收入全部公开，温总理发表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东西只能往前走。

　　对改革方案，开始的时候期望值可能不要太高，但是总的趋势是往前推的。

　　增加中等收入者比例

　　《21世纪》：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最容易的切入点在哪里？

　　迟福林：第一，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第二，政策性调整，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第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护为重点的制度安排。

　　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只占20%，中国处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中，社会处在一个转型中，20%的中等收入群体与这一转型不符合，现在到了全面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加快发展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至少不能低于40%，那就是说现在每年至少需要有2个百分点要提高。

　　怎么才能做？一是靠政策调整，现在出台的有些政策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即便是即将出台的房地产税也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牵动大局。

　　二是改变制度安排缺失的状态，一部分农民也可以变为中等收入群体，为什么变不了？很大的问题是土地产权制度缺失，农民财产性收入没有制度保障的话，则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三是加大公共投入，医疗、教育（包括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文化等的投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基础。现在需要多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如果10年达不到40%以上的比例，则会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了。

　　《21世纪》：结构性减税应该从哪一方面入手解决？

　　迟福林：首先是个税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个税实际的征收很不到位，尤其对高收入群体很多成本交到企业去了，真正交的是白领，零打零算的，所以个税的调整无论是标准还是实际的手段都要考虑。

　　第二，对中小企业减税。要靠鼓励创业，经济发展不能仅仅靠大企业，这一块有很大的空间。中小企业能够解决农民工就业，自主创业企业主也能成为中等群体重要来源。

　　政府对问题判断应该到位

　　《21世纪》：垄断行业的国企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利润会产生挤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迟福林：垄断行业要打破垄断，在竞争性环节放开，既对垄断行业很重要，也对民营经济发展很重要。

　　垄断行业改革以后会改变收入分配的大结构。石油、电力、烟草，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8%左右，工资福利分配占全部职工的50%以上，这对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有很大影响。

　　凭垄断得高收入，这种状态对民营经济发展不利。

　　《21世纪》：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事情本身是政府对自己动刀子。

　　迟福林：第一，推动者的角色，没有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是没办法推动的；第二，政府的自我改革的问题，二次转型以改革为重点，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改变和职能转变的问题是核心；第三，观念的问题，政府要形成共识，到底转型发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利益关系。

　　最重要的是，政府对问题的判断应该到位，明白现在利益失衡是一个突出矛盾。这个判断到位，决心和魄力才能不是一句空话、一句口号。

我国改革正处于困难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并且，《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即“五个理顺”以及2012年改革的六项重点任务。在这里，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就改革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对改革形势的判断

　　对改革形势的判断，涉及到改革的决心，是改革设计的前提和基础。总的看法是，现在改革正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1.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大都与改革不到位或改革在实践中的扭曲直接相联系，而且越来越突出。例如，这些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大都与改革的严重不到位或者说改革在实践中的扭曲有内在联系。

　　2.改革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和口号上。应当说，这些年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但总体上进展不大，尚未实现大的突破。改革很多是久拖不决、决而不做、做的事情缺少突破。改革逐渐成为一个口号，变成了形式，而且碎片化的改革大于总体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把改革提到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不仅表明改革受到普遍关注，更表明我国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改革选择点上。能否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决定性因素之一正是在于改革行动的选择。

　　二、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

　　目前，改革的突出矛盾何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理顺“五个”关系。从现实来看，改革的突出矛盾是利益关系的失衡，并且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为什么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要尽快出台却迟迟出台不了呢？为什么垄断性行业改革提了这么多年，不但没有打破，而且某些垄断行业改革实际上停滞、甚至有某些倒退？我想，根本问题就是改革走到现在，利益关系失衡成为一个突出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改革是出台不了的，即使出台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利益关系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带来以下三个问题：

　　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状态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去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将近25%，两倍半于GDP的增长，近三倍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政府收入的这块“蛋糕”应当说在逐步加大，劳动报酬的“蛋糕”比重却有所下降。

　　2.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一方面，受到增长方式中固有的一些传统弊端的影响；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水平偏低、物价水平又比较高的状态下，消费能力受到制约。拉动消费受到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失衡的严重影响。

　　3.利益关系失衡同时带来了权利运行与权利约束的失衡。

　　当前，需要对由利益关系失衡引发的一些矛盾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有清醒的判断。这样，才能看到20年前邓小平同志讲的市场化改革，今天它的深刻性、复杂性在哪里？为什么改革实际推进很难？为什么改革缺少共识？为什么有些改革会在实践中走形变样？

　　三、改革的关键何在

　　我赞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去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我对其中的一句话提出看法，建议对“市场作用多一些还是政府作用多一些，必须相机抉择”的提法作出修改。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具体反映在行政干预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1.从地方层面看，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形成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干部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以做大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从许多地方的实践看，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做大GDP总量很重要，问题是增长不能代替一切。增长主义政府很难解决现实利益关系失衡的矛盾和问题。在我看来，由于发展理念转变的滞后，由于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干部考核机制的制约，增长主义政府倾向不仅已经形成，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性。垄断行业难改，就在于行业利益太突出了。比如铁路行业的改革，改变铁路行业政企不分的状况如此困难，既有历史原因，也有部门利益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次提出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里将有所说明。本来，政府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不应当有自身利益，但现实情况是，政府自身利益倾向问题确实比较突出。

　　3.在经济生活领域里，应当坚持市场主导下充分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地发挥市场作用。这几年，有人在总结“中国模式”时不恰当地夸大了经济生活领域政府主导的特点。应当说，在改革之初，市场经济尚未形成、企业尚未成为市场主体的背景下，政府主导有其历史因素。问题在于，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生活领域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继续以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很困难。

　　可以说，改革的关键是政府改革问题。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有一句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现在看来，“十一五”规划的判断是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牵动改革全局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四、改革的重点突破

　　某些重点改革不能再拖了，需要有所突破。有几件事很重要：

　　1.收入分配改革不宜再拖。国家“十二五”规划把收入分配改革明确提出来了，并提出了两个重要指标——两个“同步”。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讲“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利益关系失衡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既关系到经济转型，又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一个牵动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这件事情再拖下去，恐怕对发展方式转变不利，对协调社会矛盾、社会利益关系也不利。同时，在贫富差距比较突出的特定背景下，社会各方面对收入分配改革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项改革再拖下去都会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2.垄断行业改革不宜再拖。这件事情再拖下去，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很多不利，也对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发展形成负面影响。

　　3.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不宜再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这既要有行动计划，又要有实质性突破。国有经济从2005年开始，每年利润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现在国有经济的总量做大了。在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的特定阶段，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就是使之在解决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过去，国有经济在解决做大总量上有历史性贡献。今天，应当在解决公共产品短缺上充分发挥作用，如保障性住房等。国有资本的一部分应当进入到公益性领域，也就是对国有资本实行公益性和经营性分类为重点的战略性调整。这件事情，符合基本国情，符合社会公共需求，也符合国有经济的特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改革提到一个重要位置，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反映了我国在历史转型过程中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反映了社会各个方面对改革的期望。有人说，现在改革的动力不足，改革的共识丧失。我的看法是，关键在于要改，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形成改革的动力和共识。改革不能再光喊口号了，也不能再做碎片化的改革了。改革需要重点突破，改革需要务实行动，改革需要动真格。这样，我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和谐建设等才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