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总第78期） 主编:王雅平 热点争鸣 战略与经济对话前，揭开中美互不信任的面纱 王雅平，《外交官》（The Diplomat），2012年5月2日 中美之间与其说是理解的缺乏，也许更多则是立场和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这种不信任。然而，如此深刻的分歧，绝不表明中美关系最终是零和博弈。关系中的竞争部分，可能是零和博弈，但这仅仅是关系中的“一部分”而已。如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许多问题上，两国领导人都能发现共同点以建立信任和信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今天两国间越来越频繁的接触和更多的了解，摩擦和互不信任也失去了发生的前提，因此当下的分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表现。   卡内基动态 大国关系 俄罗斯、中国和全球力量转移 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托马斯・维拉瑟克（Tomas Valasek），阿列克谢・沃斯克列辛斯基（Alexey Voskressensky），瓦西里・米赫耶夫（Vasily Mikheev），米哈伊尔・克鲁季欣（Mikhail Krutikhin） 2012年3月12日，莫斯科 | 尽管在国际事务和经济利益方面观念相同，但中俄两国关系孱弱，仍然有待加强。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与英国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共同主办了一次会议，分析了中俄关系在不久的将来所要面临的挑战。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查尔斯・格兰特，以及欧洲改革中心对外政策与防务部主任托马斯・维拉瑟克，就中俄关系分别做了报告。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阿列克谢・沃斯克列辛斯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瓦西里・米赫耶夫，以及俄罗斯能源咨询公司的专家米哈伊尔・克鲁季欣对报告做出评议。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朝核问题 朝鲜：鼠吼奇谈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网络评论，2012年4月26日 | 多年来，作者一直认为朝鲜的情况与1955年出版的小说和据其改编的电影（1959年）《鼠吼奇谈》（The Mouse that Roared）相似。从谨慎的角度而言，朝鲜不可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造成了恐慌。毫无疑问，朝鲜整个国家还是贫穷的，而近期失败的卫星发射更是有目共睹。但是，朝鲜仍心怀期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益丰厚，或者希望其他东西。 中国能源 中国石油战略的发展 涂建军 《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2012年4月24日 | 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虽然属于中国政府，但他们做出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多地基于市场信号，而不是国家指令。虽然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缘起于其他国家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但它在实际上使全球能源供给基础更加多元，增强了能源市场的竞争性，并最终使所有能源消费国受益。业务透明度和国际声誉方面的问题仍然阻碍着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海外扩张的脚步。而这些需要企业与政府联手解决。 东南亚经济 缅甸五大经济优先项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网络评论，2012年4月23日 | 缅甸的汇率改革，仅仅是众多期待改革中的第一炮，这些改革将形成持续性的努力，来彻底革新经济。作者在文中提出缅甸经济改革的五大优先项，包括建立一个财政上可行的政府、放宽民营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空间、消除进出口的限制、发展天然资源以及清理拖欠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债务等。国际社会应协调意见及资源，与缅甸国内的机构一起努力，而不是反对或边缘化它们，避免令其负担过重。 朝核问题 朝鲜：再次成为艰难抉择之地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网络评论，2012年4月10日 | 朝鲜对联合国决议以及2月29日协议的蔑视，使奥巴马政府陷入尴尬的局面。这再次提醒我们与朝鲜交涉时，最必要的是仔细斟酌，政府与朝鲜达成妥协的范围到底在哪里。一旦协议达成，一定要确保协议内容明确，保证没有一处地方模棱两可。或许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无法排除中国的影响，但把取得实质性结果的希望寄托于北京，显然不够明智。 核安全 福岛核事故原本可以避免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马克・希布斯（Mark Hibbs） 《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12年3月9日 | 如果东电公司和日本核能安全部门遵循了国际标准和最先进的行业规程，福岛核事故原本可以避免。展望未来，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其他核电国家是否已从日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历史上，日本核能部门的特点便是缺乏透明度，如果这些国家能从福岛核事故中认真汲取教训，他们需要开始开放其核计划，并接受外界监督。 学者文摘 《中美战略互疑之探》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王缉思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2012年3月 当下，在长远目标上，中美双方对彼此缺乏信任。这也造成了恶性循环——双方基于不信任采取的行动进一步削弱互信。 美方希望建立长期的建设性关系。美国的主流观点依然认为中国崛起不会有意危害美国的利益。但美国对中国的未来也存在担忧。首先，中国实力增长改变着国际格局的结构。根据美方的消息，中方将中美关系定义为零和博弈，因而对中国采取防备态度，以防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造成危害。其次，政治上，美国视中国为专制国家，由于中国政治体制难以了解，这种不透明加深了美方心中的不确定。第三，外交上，中国在处理与邻国的纠纷中表现出的强硬姿态令美国不安，美国也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不满，并且担忧中国未来企图实现对亚洲的控制，从而威胁美国及其盟国在太平洋的利益。第四，经济上，美国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不利于美国经济，在窃取知识产权、货币政策、限制直接投资、稀土出口等问题上存在矛盾。第五，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提防中国通过网路盗取美国的安全、军事和商业情报。这些都对建立美国对中国的信任无益。 中方亦希望减少摩擦和对抗，与美国增加合作、增强互信，但北京认为，美国是双方不信任的罪魁祸首。首先，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角度而言，一方面，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优异表现让中国开始追求世界一流大国的待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走下坡路，美国式西方自由经济模式的示范作用逐渐衰微，中国模式则成为一个替代选项。中国人认为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必然会阻碍中国的崛起。其次，政治上，中共一直警惕美国的“糖衣炮弹”，在意识形态上防止美国西化和分化中国，以民主为旗号企图破坏共产党的领导。第三，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与台湾的紧密关系、在中国领空领海的挑衅和插手亚洲事务都引发了中国的不满和警惕。第四，经济上，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中国，中国也怀疑美国设法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以维护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第五，在石油和气候变化领域，中国经济发展依然依赖于石油等资源，部分国人对西方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持阴谋论的态度。第六，外交上，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国内舆论普遍希望中国外交应该减少忍让 “有所作为”，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和在伊朗等地区的外交立场都使中国感到不安。 作者认为，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源于历史教训，而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则是由于不确定未来中国会对其不断强大的实力做出何种反应。具体而言，造成中美之间的战略怀疑的原因有三：第一，双方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和文化有差异；第二，双方对对方政治关系和决策过程了解不足；第三，双方对两国实力变化的理解不同。作者认为，中美两国应该致力于解决后两大原因，加强理解和认识，促进双边和国际合作。 《中国的自信行为——第四部分：军方在外事危机中的作用》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 Part four：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Foreign Crisis 史文（Michael Swaine）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37卷， 2012年春季刊 中国的危机决策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中共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交关系的高层官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共中央委员会等）以及高级顾问。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负责召集会议、决定参会人员、做出决策指示和指派执行决策。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军事危机决策中扮演了最主要角色。军方和文职的人员则扮演了次级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高层危机决策往往是非正式的、临时的，而非制度化的。危机显现的初期，中共中央总书记召集一个特殊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会议旨在理解和判定危机的重要性，并在一系列原则和指导方针上达成一致。这类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两大特征：第一，领导层的集体主义原则，即要求参加的高层人员都参与决策；第二，高层需要获取相关情报和建议。因此，尽管外交问题决策需要迅速做出反应，但中国领导系统的寡头政治特性使得决策过程变得迟缓，因为高层领导人需要召集会议、获取情报，进行深思熟虑后才能最终达成共识。这一迟钝反应在中美政治军事危机事件中得到了明显体现。 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通常还会指定一个高层工作小组来观察危机变化和提供建议。这些工作小组往往在一个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之下运行。如果是设置特殊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则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从高层中挑选。低级别的工作小组则设在部委、同级别的办公室机构和解放军下，负责执行高层的命令。 获取情报则主要通过党、军队和政府三条路径。中国没有一个机构来统一搜集和提供情报。这一缺乏协调机制的特点使得很多需要紧急决策的事件被迟缓处理。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总办公室审阅情报报告，决定哪些适合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和领导小组，一些紧急的情报则会被直接送到领导高层。报告通常只呈现问题，而不给出建议，这使政治局常委和领导小组需要进一步讨论，因而使决策迟缓。作者认为，统一的情报机构的缺乏、向政治局常委直接报告和中共总书记私人顾问的存在意味着较低层级的机构和个人都可能对危机评估和决策产生影响。 军方可以通过预案影响决策，特别是在危机事件发生的初期。一方面，这些预案使解放军能更有力地把握危机的发展；另一方面，预案也会为高层文职领导人造成一些困难，会限制他们决策和反应。同时，危机发生后，同军队有直接联系的智库或者研究人员往往被要求提供评估意见和建议，甚至发展趋势和影响。其他研究机构也发挥类似的作用。研究机构和智库提供的报告并不直接提交给高层领导人，除非该课题由中央领导人直接委任，或者研究者同高层人员有私人关系，或者该报告被当权领导认为十分紧急。军方还通过用观点影响民众和媒体发挥作用。 作者分析，一方面，由于许多中共军队元老离世和军方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军方领导人在高层的关键决策中权力较小。但另一方面。在较低层级的决策系统中，解放军军官和研究人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决策。他们提供情报和分析、观测危机的发展、提供决策建议。 总之，机构间缺乏协调、沟通，高层对军方的忽视和文职官员军事经验、知识的缺乏都可能引发政治军事危机，同时削弱高层处理危机的能力。这些不足对中国更有效地处理涉外政治军事危机产生阻碍作用。相应地，此类危机可能愈发频繁和严重，将中国制造成一个“咄咄逼人”的危险大国形象。因此，作者指出，要想改善危机处理能力，中国必须克服军事相关决策机制中的各种问题。 《中国模式所属谁家？争议中寻求共识》 Whose China Model Is It Anyway? The Contentious Search for Consensus 陈懋修（Matt Ferchen）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12年4月3日 北京共识，或者说中国模式，是对美国所主导的西方自由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挑战。欧美学者主要争论北京共识是否应成为美国式西方发展模式的替代方案。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与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十条政策措施并无大异，作者也认同两者存在整体上的一致性，但作者发现，北京共识同华盛顿共识的理想形态还是有显著差别。例如，在中国的“战略性”或“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少数国有企业在政府支持下成为行业大头。 美国学者拉莫（Joshua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一理念，认为中国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都有作用。在国内，中国通过创新和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实现发展；在国际上，中国强调“自决”（self-determination）原则的外交成为了美国霸权外交的替代选项。但更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并未真正实现创新，社会不平等也日益严重，而尽管中国的全球影响增加，这可能并非北京共识所推崇的模式的作用。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与西方民主资本主义不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不良的引导——它们可能美化和模仿中国不民主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同东亚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模式甚为相像，实质是一种国家主导经济的亚洲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就像此前日本飞速发展后衰落的情形一样。 在中国国内，争论则主要是关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优点受到越来越多地重视。作者主要从中国共产党、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观点入手进行分析。 中共并未公开表明对北京共识的态度，但它通过抨击新自由主义发起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中共指责新自由主义该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一系列社会主义失败案例负责，同时将华盛顿共识与金融危机、拉美和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 新左派认为北京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是有可能的。他们将华盛顿共识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联系，认为新自由主义带来不平等、腐败和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同时认为“重庆模式”应该是中国发展的典范。 自由派推崇市场经济、公民个人权利和民主自由，反对国家垄断，认为最好的经济和社会是国家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涉，让自由市场和公民社会来发挥作用。他们并不支持华盛顿共识，认为它给予了政府过大的权力。而对于北京共识，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中各种错误夸大的结果。作者指出，尽管自由派受到抨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对中国政府没有影响。 《互不相容：中美关系中的身份认同与自我认知》 Incompatible Partners：The Role of Identity and Self Image in Sino-US Relationship 莱尔・莫里斯（Lyle J. Morris）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2年1月，第13期，第133-65页 文章分析了身份认同和自我映像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并以此来诠释两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作者指出，“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包括两个层面：在内部层面上，它是指本国精英和大众所持的象征性信念；在外部层面上，它是指他国精英和大众的象征性信念。文章则主要关注内部层面上的自我认知是如何作用于中美关系的，并结合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2010年南海问题争端、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2009年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1874号决议上的合作这四个案例进行了分析。 中国 作者指出，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上，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率；政治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把交椅中有一席之地；军事上，中国拥有一支现代化军队——但中国依然视自己为“受压迫者”（Repressed Victim），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待中国不公。这种身份认同来源于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历史。中国过去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入侵，经历了战败和割地赔款的耻辱。如今掌权的中国共产党用这些历史的伤痛来提醒国民不忘百年之耻，从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过去对待中国的行为中吸取教训。因而尽管当下中国日趋繁荣、富强，它依然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保持着警惕的态度。 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改变了在参与全球事务问题上的态度，认为自己背负着保卫安全和维护和平的重担——即美国产生了一种“全球卫士”（Global Protector）的自我认知，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世界和平和繁荣发展。东亚则是美国“全球卫士”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同许多亚洲国家订立了双边安全协议，并对这些国际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美国这种“全球卫士”的身份认同在它的民意测验中也体现了出来——70%到80%的美国人认为向其他国家推广民主是美国重要的外交使命。同时，它也体现在美国所维护的“全球共识”（Global commons）中，即一个自由而开放的世界体系。 总之，这两种认知微妙地对两国行为和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阻碍双边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对中方在对外事务中的反应更加耐心，不要将这些反应轻易归于恶意；而中国则应该摆脱历史伤痛，从“受压迫者”心态中痊愈。中美两国都应该有限而精妙地调整政策来应对两种互不相同的认知。 《21世纪争夺战：南非、中国与稀土金属》 A 21st Century Scramble：South Africa, China and the Rare Earth Metals Industry 尼古拉斯・吉普森（Nicholas Jepson） 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2年3月 文章指出，当下，全球为获取新资源展开争夺。稀土是航天、高科技产品、绿色产业等领域的关键原料。由于稀土在工业和未来地缘政治中重要性，西方国家对稀土资源越来越重视。然而，疯狂的投机行为导致了稀土价格的疯长，西方国家也为此带来的经济和地缘安全问题感到担忧。对于许多西方记者、投资者和政治家而言， 这一切归因于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稀土战略是中国重商主义在地缘政治上的体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高强度永磁体的应用，中国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世界大部分稀土资源。国家支持开采和加工技术创新、廉价劳动力和对环境保护的忽视，让中国的稀土采矿业以平均每年40％的增长。中国战略部门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稀土资源可与中东石油资源相媲美。自1990年以来，稀土已成为受到中国政府正式保护的战略资源。这一地位也导致了外商投资开采被全面禁止，以及在稀土分离阶段中外合资项目受到限制。同时，中国还一直在以出口配额的形式限制稀土出口，并且打算建立正规发票制度来遏制非法的稀土开采和贸易。在未来，中国很可能只会生产官方限制配额相等数量的稀土。 作者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稀土控制有两大担忧：首先，美国意识到一些关键国防供应链存在薄弱之处；其次，中国可能会利用稀土这一战略资源作为地缘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尤其是，中国在钓鱼岛事件后限制对日出口稀土，这让西方认为中国在利用稀土资源上的垄断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为了应对这一担忧，西方公司努力开拓全球稀土的其他来源。可考虑的稀土产地包括北美、澳大利亚、南部和东部非洲、俄罗斯、中亚、越南和巴西。作者认为其中的南非是值得关注的。 南非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并有可能成为未来非洲稀土开采的中心枢纽。南非斯廷坎普斯克拉尔（Steenkampskraal）矿和北开普省（Zandkopsdrift）稀土矿是最具潜力的两大稀土源地。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南非稀土开采的成本低于同类选项。同时，在南非开发稀土对当地社区和整个南非都是有益的——劳动密集型的稀土开采工业可以提供大量工作岗位，解决当地就业问题，而失业率的下降将推动南非经济的发展，同时减少社会问题。但作者也指出，稀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推动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很难判断。 总之，作者预计，对稀土资源的争夺将推高稀土价格，带来供给压力。同时，这也将促成新的寻找稀土替代品的国际合作，激励制造商提高稀土利用率。但寻找到替代资源和利用新技术提高利用率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依然是个未知。而中国必定在三到五年内开始进口稀土。南非在稀土开采上拥有比较优势，因而，对中国而言，有机会在这一拥有全球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立足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 《中美并行的发展援助目标》 U.S.-China Paralle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Goals 吕筱青（Xiaoqing Lu），康纳尔・萨沃伊（Conor Savoy）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2年3月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在非洲，中国的发展援助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和电力领域）、医疗和灾难援助以及农业援助。在拉美，中国的援助相对较少，主要包括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和大规模产品购买，也包括医疗援助、灾难援助和农业援助。 但文章指出，中国对外援助的手段和目的受到质疑，被认为带有重商主义的色彩。过去，“毛”时代的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的中国外援则是战略性的，包括进行投资、修建工程和提供贷款——被认为是攫取资源来支持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且缺乏集中化的援助程序和机构来主持对外援助。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希望世界仍然视其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国内欠发达地区依然贫困，中国不希望国内民众看到大笔款项捐到他国。 对美国来说，中国的援助日渐增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中美之间已经对开展合作做出了多种尝试，但鲜有实际成果，实现更加紧密的中美合作依然存在挑战和阻碍。这些阻碍包括北京的官僚作风、不同的发展援助目标、提供援助的能力、方法的差别和其他政治因素。 官僚政治：中国的援助体系非常碎片化，多个部门管理和控制他们自己的预算和议程。在高水平的对话议程中，发展援助并不是重点。 发展援助目标的差异：美国对外援施加了若干政治和经济条件，而中国过去的对外援助则是所谓“无附加条件”的，虽然同时中国也利用外援促使受援国在国际社会中拒绝承认台湾。当下，中国提供对外援助的一个相关目标则是扩展中国在受援国的商业机会，以利于中国经济。 援助方法差异：美国的大多数援助采取赠款形式，而中国援助则通过各种形式的贷款。西方担心，对债务的担忧可能使受援国不愿接受援助。同时，美国的远足往往通过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来进行，而中国则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来主持。 援助能力的不同：尽管中国的援助不断增加，但其在非洲和拉美的援助规模依然远小于美国。中国的援助能力仍落后于美国。 受援国的看法：受援国并一定期望中美在援助问题上展开合作。一些国家从中美分别捐助中获益：它们有更多的选择，且中美竞争对这些国际有利。中国自身也是受援国，接受来自国际社会的人权、民主、法治和环境保护的援助。 作者指出，美国应该：第一，明确目标，确定在国际发展议题上同中国合作的目的；第二，继续同中方机构和官员保持全面接触，以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中国促进国际发展的路径；第三，对中国对外援助议题的相关讨论应该从质疑其动机，转变为审视其怎样实现西方关注领域的发展。而中国应该在双边框架下对潜在的合作领域继续保持关注。中美双方应该保持对话、参与区域组织平台、在援助项目中取长补短。总之，发展援助是中美之间存在真正共同利益的一大领域。寻找建设性的合作途径和建立合作习惯对处理中国崛起和相应的双边关系都有长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