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人们是如何感受小概率事件的分子,以及怎样把不当的权重赋予能激起强烈情感的戏剧性事件,以至于导致过激的行为之前,让我们先来讨论前两期里提出的四个问题。
很明显,第十一和十三两题几乎完全相同,有读者立即指出,这难道也算是“选择”?不是在唬弄人吗?请看它们的表述,都是要在“北京SARS越来越猖獗,被隔离的“疑似”病例有6000人。此时以钟南山院士为首的专家组向领导提出了两套治疗方案”之中选一:
第十一题:要在A和B中择一:
方案A:有1500个病人将会丧生;或者
方案B:有四分之三的可能他们全部能得救,但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所有的病人都无法挽救。
第十三题:要在C和D中择一:
方案C:有4500个病人将得到痊愈;或者
方案D:有75%的机会没人会死,但有25% 的可能全部病人都得丧命。
我们读者的选择,在第十一题里高度偏向于选择方案B,而在第十三题里却明显偏向选择方案C,印证了研究人员在世界各地对同类问题反复做的问卷调查结果。在行为心理学里这个案例就是著名的“亚洲流感困扰”(Asian Flu Puzzle)。
其实,这两个问题不但完全一样,而且A、B、C、D四个方案也都是一回事:任何一个“疑似”病人,有25%的可能会丧生而有75%的机会能痊愈,它们的期望效用值都一样。不过,它们的讲法和关注的基点是有差别的:方案A突出的是死亡,而方案C突出的是生存;与之对应的B和D方案,就生存和死亡的概率来说完全相同,但B相对A(死亡)似乎多了一种“没人会死”的希望;而 D则强调了仍有25%的可能全部6000个病人都会死,要比C里暗含的1500人将丧生的更可怕。
行为科学家提出这个案例问题并反复验证,当然不是为了趣味游戏,而旨在揭示人类是怎样感知“事实”,以及“被感知到的”(perceived)信息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具体决策的。案例生动地反映出了,“事实”是不能脱离认知它的媒质(这里用文字表述)而独立存在的。人们对“事实”的感知,对“事实”含义的诠释及其对自己的影响都和“怎样说事”(文字、语调、音像、氛围等)高度关联着。人们早就认识到这类关联了,在近代更有学说认为,人类是个“讲故事”的物种,人类历史乃由人们编造的故事(传统和文化)构成的,至少是有能力塑造人们价值观的那个最关紧要的部分,实质上是一批故事。这里的“SARS生命拯救方案选择”问题,临到了死生的关头,人们在选择上的“不对称偏向”几乎是能预测的:选择生而回避死。于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去拥抱有助于燃起生的盼望的故事(这里是方案B和C),而嫌恶哪怕是提醒死的故事(方案A和C讲也是同样的“事实”)。
我们将不时地回来讨论这个题目。下面从第十二和第十四两个问题来看它的一个变奏:人们对“赢”和“输”的态度也很不同。
第十二题:你参加公司的春节晚会,拿到抽奖券一张,你选择甲还是乙?
甲:用它来换取2400元钱;
乙:用它来参加抽奖游戏,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摸到10000元现金。
第十四题:你在去参加春节晚会的路上,被开了一张740元的交通罚单。你可以有两个选择,是选择丙还是丁?
丙:交付740元的罚款;或者
丁:参加抽奖游戏,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抽中,就能免掉这张罚单,但有四分之三的机会抽不中,那就得付1000元罚款。
读者的回答再次印证了行为科学研究者的结论,人们高度偏爱选择甲和选择丁。在世界各处,在甲和乙中人们选择甲的人占了绝大多数(84%),可是在丙和丁里他们却又挑选丁(87%)。偏好甲同时又偏好丁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多数人有其“固有的避险倾向”——如主流风险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偏好甲的话,那么他们选择丁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如果说人们出于避险的考虑而“言之成理”地选择了甲的话,怎么又一跳变得“不惜冒险”而去选择了丁呢?略加计算你很容易发觉,选择乙其实更有利,它的效用期望值多了100元,而选择丙的效用期望值也少损失10元。虽然选择乙+丙会使你多得110元,但只有3%的人做了这样的选择,选择甲+丁的人却多达73%!
这个貌似平常的矛盾的深刻内涵曾被不少思维绵密的人觉察到了,其中包括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他因教科书《经济学》启蒙了千百万人而堪称伟大。萨缪尔森曾向他在MIT的同仁提出了如下称为“萨缪尔森的问题”:
第十五题:给你一次丢硬币的博弈机会,头朝上的话你赢20000元,尾朝上的话你输10000元,你愿意参加吗?
他的同事们多数不愿意试试手气。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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