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包道格, 涂建军

2012年5月3日，华盛顿 | 在本次会议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创始人茅于轼，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中国对能源与日俱增的需求和对煤炭资源的倚赖的后果、中美关系。卡内基的包道格（Douglas Paal）对茅于轼的发言进行了评论，涂建军主持了本次会议。

张传杰

《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 | 本文以国内学者的三篇近作为代表展开分析，发现相应的研究具有三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即舆论与政策之间具有某种联系，普通民众的对外政策舆论是有序的，舆论调查是一种有效测量政治态度的工具。从长远来看，加强有中国视角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需要长期的多元化的调查数据储备，而在短期内大样本调查数据不能获得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易得群体的样本，灵活采用不同的调查设计，开展一些小样本研究。

王韬

《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2012年5月21日 | 中国在七省市建立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决定，引发了全球媒体对于中国气候政策的浓厚兴趣。作为政策创造出来的虚拟商品市场，碳市场的繁荣离不开政策的稳定。如果能让政策看清楚目标，同时约束好市场的躁动，国内碳排放权市场试点要想成功并不难。从获取准确的数据到建立稳定的碳交易价格，中国的碳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包道格（Douglas Paal）

《亚太简报》（Asia Pacific Brief）， 2012年5月9日 | 2月以来，中美之间频频遭遇可能引发两国关系紧张与混乱的事件。然而迄今为止，中美关系却还依然富有成效、保持稳固，这可能要归功于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9月与中方建立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合作机制。鉴于普遍认为中美两国及其领导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不断加深，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2年5月7日 | 作为一种为政府目标服务的工具，金融抑制的作用极其有效。以促进增长和维持稳定这两个衡量标准来看，很少有人会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实现的两位数增长率吹毛求疵。但延续这种政策可能带来麻烦。温家宝的讲话表明政府愿意放弃金融抑制来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更多地通过预算来引导资源，以一种透明且更加得当的方式。即将上任的中国新领导层必须在亟需进行的金融和国企部门改革开始实施之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2年5-6月期，第91卷，第3期，第29-43页

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外政策有其建树，也有所不足。一方面，奥巴马在打击基地组织、改善对华关系及对俄关系、重建美国声誉、制裁伊朗、从伊拉克撤军和恢复若干自由贸易协定方面都卓有成效。但另一方面，奥巴马在解决巴以争端上毫无进展，在气候问题上缺乏成效，同时与巴基斯坦关系恶化，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依然未能得到改善，对解决墨西哥的毒品和暴力问题、伊朗核武器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缺乏显著成果。

文章认为，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力图在实用主义与其宣扬的“高尚的改革”中取得平衡，即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实用主义，而可能的情况下保持进步色彩。但这一实用主义路线却受到质疑和批评——奥巴马被认为只是疲于应付各种国际事件，而缺乏一个清晰明确的战略方向。但本文并不认同这种指责，作者指出奥巴马的对外政策虽然意识形态色彩弱化，但是依然保留了21世纪美国在全球角色的现实主义腔调——在保持自信和领导力的同时，对不同的声音和他国的利益保持更加开放的姿态。

奥巴马将亚洲视为战略枢纽，在对外政策中加强了同亚洲的联系。特别地，奥巴马政府同中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合作。尽管奥巴马有意改善对华关系，但两国依然存在分歧和矛盾。首先，奥巴马政府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以大国的身份做出更多贡献，但相对于承担国际责任，中方更在意发展本国经济。其次，中美双方对对方长期战略意图的不信任依然没有得到缓和，北京方面对华盛顿持有阴谋论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旨在阻挠中国崛起；而华盛顿方面则担忧中国利用其在亚洲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美国失去安全和外交优势。作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制衡是明智的，但可能给人留下美国贪得无厌的印象，同时也可能导致中美关系恶化。因此，美国在亚洲需要灵活小心，避免引发更大的不信任和紧张的关系。

在中东，奥巴马成功地打击了基地组织，基本解除了基地组织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问题上，奥巴马没有幼稚地用自己的个人魅力来解决战争问题，而是表现出了“硬汉”的姿态。他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处理具有令人赞叹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这些成就也可能被他所夸大，问题依然棘手，需要有更细致的规划。但在处理巴以冲突上，奥巴马的努力非但没有实现中东和平，反而招来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双重不满，使得美国作为调停者的声誉受损。

在核武器问题上，作者认为奥巴马在伊朗控制核扩散方面有所成就，但朝鲜核问题进展甚微。不过美国也成功推动中国约束朝鲜，并且建立了良好的美韩、美日同盟关系。伊朗和朝鲜可能将面临孤立。奥巴马的一系列措施有利于坚定国际社会对核不扩散和裁军的信心。但伊朗是否真正拥有核武器依然不明确。

综上所述，在维护美国利益方面，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在推动世界新秩序和维护美国稳定的霸权方面，奥巴马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2年4月23日   

本文指出，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有三大困境：第一，中国内部涉及南海问题的政府机构冗杂且缺乏协调，各个部门都自行其是，形成“九龙闹海”的尴尬局面；第二，中国对领土范围的划分提议非常模糊，这进一步加深了南海问题的混乱；第三，中国国内的民族情绪也使得南海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首先，多个政府部门介入南海问题，产生职能的混乱和重叠。尽管被称作“九龙闹海”，但实际的数量却不止“九”——十一个部级单位及其下属的五个执法机关和个体机构。其中，最活跃的当属渔业局、海监部门、地方政府、中国海军和外交部。除此之外，能源公司、环保部、国家旅游局、公安、海关缉私局、海事局都介入其中。作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部分机构本是管理国内事务的，现在却介入到国际事务中，他们对外交一窍不通。为追求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不惜“惹是生非”，但外交部又相对弱小，它不能支配同级的省部级机构，不如军方实力强大，而中国又往往将国内问题优先于外部事务。

其次，中国在领土范围的声明上含糊其辞。一方面，中国公开划定所谓的“九段线”（nine-dashed line），宣称九段线以内的海域——绝大部分南海海域都包含在内——是中国的领海。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试图表态称中国不会占有整个南海。中国的这一模糊划定和拒绝明确范围的行为引来了邻国对中国自信姿态的担忧。而中国不断发展的海军实力和强硬的领海政策更是加重了他们忧虑。同样在南海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例如越南和菲律宾——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多边化来抵抗中国。他们努力将南海问题拽入东盟的议题范围内，还鼓励美国、日本甚至欧洲介入其中。在中国看来，东盟国是想用美国来制衡中国，而美国也利用东盟国来增加其在这一区域的介入。同时，中国也担心美国的介入会孤立中国，使得南海领土争端国际化，妨碍中国实现其南海问题上的主张。

第三，国内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情绪。文章指出，中国的民族情绪主要是来自“百年耻辱”的受害者心理，这一心理影响了他们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文章同时指出，民族情绪是把双刃剑，中国政府既可以利用它来同外国政府谈判，同时也对可选政策也增加了限制。

总之，中国面临政策上的两难。中国外交斡旋失败，而诉诸武力又不可行。中国希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其共同开发的条件——承认南海是中国领土——让其他国家无法接受。文章认为，在解决南海争端的道路上，中国也做了新的努力和尝试，例如加强内部协调、平息军队情绪、制定方针、颁布和平发展白皮书和促进双边交流。

赵华胜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2年3月

尽管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同主流国际社会保持一致，但中国也保留了自己的独立政策，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在阿富汗的多元利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对国内新疆地区稳定与安全的担忧。

当下，中阿之间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在阿富汗的经济重建、金融援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国谨慎地避免介入阿富汗的军事事务，使得阿方保持了对中国的良好印象，这也是中国所乐见的。但中国对阿富汗的立场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青睐一个阿富汗人自治的国家，质疑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效力。另一方面，尽管中国谨慎地处理与塔利班相关的议题以避免直接冲突，中国仍对塔利班与东突组织的密切联系耿耿于怀。

安全是中国的核心考虑。首先，广义地说，阿富汗确实对新疆的整体氛围有重要影响。阿富汗是东突组织的可靠基地，东突组织在新疆的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将长期存在。尽管它不可能成功地将新疆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去，但中国政府也很难完全驱逐东突势力。其次，在地缘位置上，阿富汗也增加了中国的安全担忧。两国领土相近，阿富汗常年战争的环境对中国的周边稳定不利，同时，中国也深受阿富汗毒品流出之害。

作者指出，中国积极支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解决阿富汗问题，其中上海合作组织是重要的载体。尽管阿富汗并非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也非观察国，但阿富汗同上海合作组织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由于地域上的临近，在对阿问题上，上海合作组织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和便利。虽然不可能直接向阿富汗派军，但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发展方面可以有所贡献。很多学者都认为它是对阿富汗进行政治磋商的有效平台。

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依赖于“喀布尔进展”（Kabur Progress）的实现，即阿富汗政府在2014年全面把控国家安全和行政事务。但这一设想并不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作者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形进行了分析：乐观的设想是阿富汗政府成功掌权，维持国内政权相对稳定。但实现这种设想需要具备多种条件，包括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民族和解、国际援助和国际合作，以及经济的发展。作者也列举了三种悲观的设想：一是政府和塔利班都未能实现掌控国家的能力；二是政府完全失去对国家的控制，阿富汗陷入混乱和战争中；三是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有着新的权利架构和意识形态。中国意识到阿富汗未来存在着不确定性，但依然会为积极的结果而努力。

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2年4月   

在经济层面和战略层面上，缅甸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经济上，缅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六千万人口，并且是WTO和东盟的成员，它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体；战略上，缅甸在亚太地区占据重要的地缘位置，可能成为东南亚的前线。

从2010年开始，缅甸新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出推进民主和自由的姿态，这让人们看到缅甸进行政治改革的希望。对内，新政府释放了包括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在内的政治犯；对外，缅甸同西方的僵冷关系开始逐渐解冻，西方国家很有可能将取消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和制裁。但作者也指出，这些判断也可能过于乐观，毕竟，这个国家根本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内部的民族冲突也尚未解决。缅甸军方元老可能只是摆出民主的姿态，而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民主。

这给西方出了一道难题。一方面，这些改革的措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而值得给予鼓励；但另一方面，这些措施能否走向真正的民主还是个未知数，因而急于嘉奖并不会富有成效。目前，西方对缅甸新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新政府与西方的联系将会加强。作者指出，迄今为止，缅甸新政府的改革措施一部分较为表面而浅显，而另一部分则需要时间来考验。作者分析了缅甸未来可能出现三类情形：

核心规划：改革继续但鲜有结构性的实质改革，可能性为60%。政治上，军方背景的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继续掌权，但制裁放宽，可能进行有限的改革，但只针对于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和维护缅甸的国际合法性。国际事务上，国际援助和投资增加，但商业环境未能得到改善。经济上，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发展，但无法达到最大潜力值。

黄金时代规划：迅速的政治经济改革，可能性为25%。政治上，尽管尚存缺陷，缅甸最终建立多党制民主，政治犯得到释放，并且同少数民族叛军签订有效地停火协议。国际事务上，同西方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迅速发展，资本净流入增加，同时军方对经济的控制减弱。经济上，受到贸易和投资的刺激，国内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黑暗力量规划：改革倒退，军方重现掌权，可能性为15%。政治上，反对派要求迅速扭转现状，人民公开抗议要求驱逐军政府，但军方重新掌控国家政权。经济上，国内就业和收入呈现低水平，经济增长受阻。同时，最初的投资热情消散，经济扩张放缓。

作者还指出，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缅甸可能显现新的投资机会：首先，本土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和发展成熟；其次，低成本制造业可能发展迅速；再次，教育和医疗保健产业将成为关键机遇。作者认为，缅甸在制造业、银行和金融服务、零售业、通讯产业、旅游业都是具有投资潜力的领域。

容安澜（Alan Romberg）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第37卷， 2012年春季刊

今年年初，马英九成功连任台湾领导人让北京和华盛顿都舒了一口气，同时对未来三方关系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也给马英九、民进党、北京和华盛顿都带来了挑战。作者指出，马英九连任的胜利和国民党在立法院席位的减少使台湾两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恢复到传统的势均力敌局面。另外，马英九和他的同僚需要更加关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

作者首先回顾了台湾大选的情况，指出马英九的成功连任与他的两岸政策有关。马英九的政策较为温和，赢得了一些台湾商人的公开支持。但同时，马英九对大陆的友好姿态也受到质疑，被攻击为出卖台湾的主权。选民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利于与北京保持平稳的关系，她的“台湾共识”不是处理两岸关系的可靠政策。经济上，作者将台湾在前两个季度中的式微主要归咎于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向大陆出口贸易的滞缓。台湾需要吸引更多的对台投资，并促进与印度、印尼和中国大陆的合作。作者认为台湾将很可能在年初成立促进双边贸易的机构，并建立“经济示范区”。

北京对这次选举的结果明显较为满意，重申愿意加强两岸经济、文化联系，但同时，北京也很谨慎，避免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指手画脚”。值得注意的是，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态度似乎在大选前后有所不同。在大选后期，他声称将同北京就达成和平协定进行磋商——这让美国感到震惊和不悦。选举结束后，马英九转而表示在更好实现台湾海峡和平的“制度化””问题上需要更多的探讨。大陆学者和媒体评论员普遍对这一转变持悲观论调。

美国也对这一民主选举的结果颇感欣慰，这一结果意味着两岸关系将继续稳定发展，而不至于出现明显的中断，这是美国所乐见的。同时，从台湾大选开始，两大议题成为了台美关系的核心：美国干涉台湾大选的嫌疑以及台湾进口美国牛肉。在选举问题上，很多民进党人士批评美国公开扶植马英九。在美国牛肉出口问题上，2011年末，多位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看上去是表示对马英九的支持，实际上也暗含对美国牛肉出口问题的重视，并将这一议题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挂钩。民进党人士进而指责马英九拿牛肉问题换取美国支持。马英九政府则表态将会把进口牛肉的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考虑。

尚迪・卡拉迪尔（Shanthi Kalathil）

乔治城大学外交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Georgetown University）   研究手稿，2011年5月

本文认为，以中国政府为代表的极权国家对软实力与全球化、信息化环境的理解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因而它们对软实力本身的理解也不正确。正因如此，这些国家在长期中寻求软实力的措施很可能劳而无功。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也被提上日程。中国提升软实力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投资和国际援助、维和和人道主义援助、文化和语言上的交流、多边参与，以及外交上的往来。

很多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推动软实力意在维护国家利益。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针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零和博弈。而作者认为，中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美国的和欧洲的软实力发展是有所区别的。对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软实力发展指向获得能源等关键资源和这些国家对“一个中国”的认可。而对西方，中国则主要拟在通过传播民族文化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媒体形象。但文章指出，软实力绝不仅是若干短期战术收益的叠加，其真正的价值在于长期的、战略性成果。信息时代可能使软实力提升变得更加容易，但同时也可能使之在长期中更加透明化。

首先，中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带环境、人权条件的援助和投资，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其软实力的提升是无益的。其次，中国对国内媒体实行管控，要求其对发布的新闻和评论进行自我审查，以维护良好的媒体形象。但如果这一政权本身千疮百孔，仅靠新闻管控来隐藏问题是难以真正提升软实力的。再次，软实力来源于国家和社会，民间力量才是软实力的重要源泉。而中国忽视人民的声音，并不有利于提升真正的软实力。

作者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靠单边的力量增加软实力，软实力必须建立在内在的吸引力上。短期而言，中国的软实力战略颇有成效——很多国家都拒绝承认台湾，同时中国也从友好资源国获益。但长期而言，这样的战略会阻碍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和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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