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友“摆古论今”微博透露，北大官网公布校领导机构设置中存在11位校长助理，5位副校长等共计27（2人兼任）人，引发一阵声讨，称“北大沦陷”，并评价说：“你们让胡适、蔡元培、严复，这些老领导汗颜啊！ （广州日报7月4日）

对此，北大随即进行了回应，称“北大的11位校长助理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的服务性岗位，大部分校长助理在学校是兼职服务的，他们或是某个院系的教授，或是某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北大的校长助理的设置不同于其它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助理’职位，职位的设立并不占有专门的行政资源和岗位级别，并非所谓的‘校级领导’。”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北大确实把校长助理放在了官网的“领导机构设置”中，就算其不占行政资源，至少也承认这属于校领导设置，另外，这些校长助理，对外的身份必定是校级领导。大学设置这么多的岗位，与其说是教授为学校服务，不如说学校用这一岗位满足教授想当校级领导的心愿。对于担任校长助理的教授来说，对外可称学校领导（北大将校长助理放在校领导设置中，呼应了这种需要），提升自己的身价（近年来很多人多要傍北大，况何成为北大校长助理了），另外也可利用校长助理这一职位，方便地进行公关学术和社交学术，有头衔、行政职务者有更大几率获得各种课题，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是校长助理在服务学校，还是学校在服务校长助理们呢？

确如北大所说，大学的校长助理大多为正处级，没有相应的岗位级别，但如此众多的助理，或多或少强化了行政在大学中的地位，每个校领导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必然找出一些事来，把这些事布置给院系，院系也就只有围着领导转了，同时，对应如此众多的校领导，必然有庞大的行政机构，这些机构的人浮于事，将严重影响大学的教育和学术风气。

减少校领导职数，同时精简学校的行政机构，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要求。在发达国家的大学，校级领导最多只有3~4位，且没有多大权力，没有一干秘书，也用不着这么多的助理。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两年后的今天，一些大学校领导职数不减反增，这传递两方面信息。一是《纲要》对于一些大学来说，就是一纸空文，大学一边学习着《纲要》，喊着要去行政化，一边继续行政化；二是大学岗位的设置，并不是从大学事业考虑，而是更多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由于行政岗位吃香，供不应求，所以就一再扩容，这也引导大家追逐行政岗位。可以说，当今的大学，不是教育共同体，也不是学术学术共同体，而成为了利益共同体。

大学之所以可以如此背“去行政化”趋势而行，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政府部门没有做出任何推进去行政化的行动，继续坚持按照以前的管理模式管理大学。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新创的南科大提出“去行政化，去官化”的办学理念，可深圳市委组织部门却出面为其公选局级副校长。去行政化在一所全新的大学中，都这么难，况何一所传统的公办大学了。

其次，在校长助理岗位的设置上，大学拥有一定的“自主权”，通常来说，副校长的任命，目前还是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所以大学很难增加副校长的职数，而校长助理的任命，则大多在校内就可以搞定。

再次，大学内部的人事权，主要掌握在校党委和校长办公会，普通的教师无权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就是对“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严重不满，也无处表达不满意见。

这充分表明，大学的去行政化遭遇行政困境。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调整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真正在大学内部实行教育权、学术权和行政权分权，建立可以参与学校事务管理、决策的教师委员会。没有大学内部的民主决策机制，一切都靠行政说了算，大学只会在去行政化的旗号下，沿着行政化的道路越走越远。

在调整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方面，对于国家《纲要》的落实，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有必要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并根据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出台实施细节。比如，对于取消大学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所学校落实，那么，对于这种情形，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是默认，还是严肃出台措施，抓落实，就会向社会传递完全不同的信息，如果能从北大等校开始，取消校长、书记的行政级别，恐怕其他高校没有不应声执行的。再次，对于学校因人设岗，增设众多并不需要的助理岗位，也应该进行调查，并引导学校在重大人事决策方面，建立公开的民主决策机制。

2010年底，我国启动了500项国家教改项目试点，其中就包括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当时社会舆论对此寄予厚望。现在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现代大学制度在哪里呢？有哪所学校的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了？有哪所大学的普通教授拥有了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的权力呢？一切还是照旧。这其实更不利于大学的去行政化，以前，没有《纲要》，没有试点，大家对去行政化多少还有期待，现在，《纲要》白纸黑字，试点也轰轰烈烈，可行政化反而更严重，这只会让大家对教改的信心一点点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