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8月 （总第80期） 主编:王雅平 热点争鸣 险滩：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 包道格（Douglas H. Paal），《亚太简报》（Asia Pacific Brief），2012年8月11日 南中国海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美国对待南海问题需要谨慎行事、未雨绸缪，而衡量美国南海政策的有效性也应以其是否有利于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为标准。从中国愤怒的反应来看，最近国务院发表的新闻声明似乎适得其反。美国仅仅针对中国，而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中国的观察家们因此认为美国已经站在反对中国的一方。这样不公正的表现，削弱了美国所宣称的中立立场。美国应坚持其原则性的公正立场，拥护公平的解决程序。 热点争鸣 南中国海大事记（2006年至今） 2012年9月7日 南中国海大事记归纳了自2006年以来六个声索方以及主要域外国家之间发生的剑拔弩张或谅解、军事演习或外交声明、立法或增强实际控制、双边或多边谈判、捕鱼或石油开发，等等；并详细介绍了几个较为突出的复杂系列事件。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中国能源 减排需先过能源统计关 涂建军 《能源》，2012年8月6日 | 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真正有效实现，建立在准确可靠的能源统计基础上，否则减排将沦为各级政府的数字游戏。由于化石能源的重要性将居高不下，“十二五”期间有必要优先解决该领域的统计问题。国内煤炭统计数据散乱，直接影响了煤炭行业规划目标的公信力；石油行业统计不透明、不全面，并与天然气行业共同存在关键性统计指标不明的问题。中国政府需加强地方统计局的财务和人事独立性，并引入地方行政长官统计造假一票否决制。 中国能源 中国实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总量控制，需注意可行性 涂建军 《东方早报》，2012年8月1日 | 2010年，中国消费了全球47.5%的煤炭。“十二五”能源消费以及煤炭产量的“天花板”政策容易陷入两难境地，执行时需注意防止地方统计数据失真；并且建议用一揽子统计指标综合研判国内经济走势。眼下中国经济放缓正是推进能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同时，在速度与效益的博弈中，中国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矛盾，需要多线展开。 中美关系 中美双边投资为何少？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2年7月27日 | 随着全球需求大幅下滑，美国和中国都把扩大外国直接投资视为可能的缓冲，但两国双边投资却少得可怜。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抱怨美国针对直接投资的国家安全限制，而美国提出中国过分关注于推动“自主创新”。一方面，美国企业渴望开发中国的消费者市场；但中国缺少的不是资本，而是技术。另一方面，美国能否为中国投资营造一个更友好的环境有待商榷，但清洁能源技术合作为中国投资提供了机遇。 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有益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2年7月23日 | 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显著下滑，并逐步陷入通货紧缩，这种转变也许正是中国及世界所需要的。强制提高实际利率水平，是中国政府为纠正国内经济失衡、减少低效率投资所能采取的最重要举措。中国的投资增速必须连年下降，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才可能达到足够高的水平，进而使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也不会引发社会动荡。并且，中国市场需求量增长以及商品价格下滑有利于全球经济整体增长。 亚太合作 东南亚：市场和地理位置会否胜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2012年7月9日 | 虽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为成员国间贸易关系增加基于规则的确定性，但是它并没有将日益成为亚洲贸易中心的中国囊括在内。市场和地理因素将引领亚洲先行走向一体化，然后亚洲才能与TPP融合。对于亚洲而言，不仅要精心构建一个全面的区域贸易协定来代替多个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且要确保这一贸易安排能够减少境内贸易壁垒。此种贸易安排将为亚洲和同其平行演化的TPP相融合提供平台。 朝鲜问题 评估联合国对朝鲜的贸易制裁 马克・海布斯（Mark Hibbs） 《核不扩散分析》（Proliferation Analysis），2012年7月3日 | 6月29日发布的联合国专家组报告显示，安理会的制裁决议确实使朝鲜的武器贸易受到限制，但由于朝鲜贸易伙伴国未能坚定履行制裁承诺，制裁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作为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仍是贸易制裁成败的关键；但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必须协力，严格遵从决议、统一行动。如果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韩日两国能达成协议，共同资助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或安理会制裁措施有效性的研究，这将是延迟朝鲜铀浓缩项目的好起点。 中国经济 中国真正需要的刺激政策 黄育川（Yukon Huang）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2年6月13日 | 关于中国经济需要何种刺激的讨论日益激烈，其中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经济需要以消费为基础的刺激方式。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应关注的不是消费的比重，而是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中国政府目前尝试的刺激政策，很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长远来看，中国需要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民生。因此，中国不必按下刺激“内需”的按钮，通过释放民营部门的潜力和加快城镇化进程，它便有可能迅速走上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两岸关系 台湾：两岸关系前景 包道格（Douglas Paal） 2012年6月12日 | 随着马英九5月宣誓连任，两岸关系似乎进入了60多年来最稳定的时期。但展望两岸关系，则只能渐进地改善。就马英九对海峡两岸“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的定义，北京表示理解并接受，同时更加相信台湾不会利用其在“国际空间”上的让步来展示“独立”。就台湾内部事务而言，马英九甘冒引发众怒的风险进行资本收益税、司法和教育领域的改革。若改革成效日益彰显，他将有时间提升自己的支持率；若反之，他则可能为民进党拉选票。 学者文摘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华、对东南亚政策的影响》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Race：Impact on US policy 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克里斯托弗・弗里斯（Christopher Freise） 《拉贾拉特南的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报》（RSIS Commentaries）2012年7月，第118期，第1-3页 文章分析了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的对华、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倾向。作者认为，在对外事务上，罗姆尼的政策将会秉承共和党的一贯主张，着重强调保持防务能力，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假若罗姆尼当选总统，美国在对东南亚政策也不太可能有大的变动，其大力发展海军的主张与现在美国转向亚洲的政策相辅相成。在竞选中，罗姆尼将很可能强调对中国“强硬”，而这一强硬姿态将主要表现在中美贸易和汇率操作两大议题上。 但罗姆尼的这一立场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担忧。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警告罗姆尼，这一错误立场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灾难性的贸易战。罗姆尼的这一表态同样受到了保守人士和商界领袖的指责。因而，在稳保共和党内提名后，罗姆尼对其反华论调有所收敛。迄今为止，罗姆尼的对华方针都空洞而泛泛，缺乏具体实质。 作者认为，尽管在竞选中，对华政策会持续受争议，但罗姆尼当选后的外交政策会相对于其竞选中的论调有所调整和缓和。总体而言，罗姆尼的外交政策更可能类似小布什政府后期，那么也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其对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圆桌会议：转向亚太，美国对亚洲的战略新平衡》 Roundtable：Turning to the Pacific：U.S. Strategic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托马斯・法戈（Thomas Fargo），阿隆・弗雷德博格（Aaron L. Friedberg），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华莱士・格雷格森（Wallace "Chip" Gregson）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2年7月，第14期，第21-49页 《2012—东亚的分水岭？》（2012—A Watershed Year for East Asia?） 詹姆斯・斯坦伯格认为，2012年东亚多国迎来领导权力更替，这一过渡年中各国上任或连任领导人的决策将会塑造各主要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从而将影响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东亚地区的稳定。各国都将根据对他国目标和意图的解读来制定本国战略性政策，其中美国的决策将最为关键。奥巴马政府将东亚放在其外交战略的中心位置，而在美国同东亚各国的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又处于核心地位。他指出，尽管中美双方都公开表示不将对方视为敌手，并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但在战术层面上，双方在重要议题上越来越愿意挑战对方。中美各自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挑战也导致两国关注于双边关系紧张的一面。未来，中美关系的对抗面不会消失，不可调和的差异和内在矛盾依然存在，但实质性的接触仍然十分必要，因为东亚地区所有国家都需要和平的中美关系。 《军事领域的战略新平衡》（The Military Side of Strategic Rebalancing） 托马斯・法戈认为，随着亚太地区军事局势紧张和挑战增多，美国的军事姿态和军队结构都应当有所调整。他指出，美国军事领域的战略新平衡应向两个相互联系的方向努力：地缘新平衡和军事能力新平衡。地缘新平衡即美国为应对新兴的挑战和机遇所做出的长期地区战略调整、军事姿态调整和军队结构调整。军力新平衡则包括在硬件、系统和技术上的必要投资，从而使军队有能力在紧急情况下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与安全。但这一战略新平衡花费巨大，当下削减军费的倾向以及战略性前瞻的缺乏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其真正实现，这最终需要决策者、国会和美国人民长期投入精力和资源。 《亚洲“霸权之争”的新阶段》（The New Phase of the "Contest for Supremacy" in Asia） 阿隆・弗雷德博格指出，美国对中国保持了连贯的双轨政策：一方面通过贸易和外交拉拢中国，另一方面在东亚逐步实现美国所青睐的硬实力制衡。但自2009年末，中国对其邻国和美国都开始表现出强硬姿态。一些专业人士认为中国当下的激进行为是过渡性的。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近来中国对外行为的转变意味着其长期而深层的变革。同时，美国迫于国内财政赤字而削减国防支出，必然导致其及时有效应对中国军事扩张的能力减弱。中国的日益强硬和美国的自顾不暇可能使得亚太局势在未来十年变得更加危险和复杂。 《美中关系的战略性挑战》（Strategic Challenge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芮效俭指出，当前中美关系缺乏互信。如果中美两国无法遏制当前出现的战略对抗，紧张关系将会升级。首先，美国介入亚洲事务让中国感到倍受挑衅。美国应谨慎定义其区域政策，重视东盟，加强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参与。其次，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中高度敏感的议题。美国售台武器对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都极为不利，并将削弱中美间战略互信。第三，中美双方需要找到一种既能使中国更好地维护其核心利益、又能满足美国防务需要的军事部署方案。 《平衡之外的中国与美国》（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Beyond Balance） 大卫・兰普顿认为，在亚洲保持权力平衡非常关键。实现平衡需要确立以避免引发军备竞赛为主要目标的政策。他诠释了新平衡的两大维度：军事和经济。在军事上，实现新平衡的前提是美国军事资源不需要随时就绪，而其盟国的军事资源必须充实、到位；在经济上，美国需要加强其亚洲自由贸易领导者的地位。他认为，目前美国的一些举动存在不必要的挑衅性，是不可行的。当前，军事行为过多，而经济行为欠缺。中美应该致力于同对方和睦相处，集中资源实现本国的复兴。 《重新平衡美国在亚洲的安全立场》（Rebalancing U.S. Security Posture in Asia） 华莱士・格雷格森指出，亚太地区正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需要重新平衡其手中资源。在安全领域，美国需要在海外部署军事力量，以支持美国国家战略和政策——除保持警戒之外，亚太地区的驻军还应致力于增加美国在区域参与度，以协助维持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气氛。他认为，当下美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已经发生变化，因而需要一个更为精简、灵活且经济的军事部署。 《从海军角度看美国重返东亚》 America's Pivot to East Asia：The Naval Dimension 克里斯蒂安・勒米尔（Christian Le Mière） 《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2012年6-7月，第52卷，第3期，第81-94页 文章指出，美国在东亚日益采取双重战略：一方面强化其安保承诺，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和军事威慑力；一方面预留冲突空间，避免与中国直接发生冲突。具体而言，美国转向采取“疏散舰队”（fleet—in—dispersal）战略，具体包括减少在日本、韩国的驻军，增加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的驻军，通过与盟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频繁展示美国海军军事力量，并将新加坡作为美国在东南亚军事部署的首要同盟等。与此同时，中国则采取了“存在舰队”（fleet—in—being）的战略——即通过向对方海军或海上交通线发动小规模多次突袭来遏制对方的战略——力图向美国证明其反侵略的能力。 两国都对各自的战略有所担忧。中国担心采取这一战略会让美国视其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从而集结各方力量对抗中国。美国则担心通过在各处分散军力来对抗中国的策略会削弱其发动关键性战争中的能力。 作者指出，尽管双方都试图向对方证明其军事能力的同时也表达了反对侵略、尽量避免直接冲突的决心，这两种战略可能导致紧张的军事局面：中国的“存在舰队”战略可能刺激美国及其同盟推进军队现代化；美国的“疏散舰队”战略则可能使中国更加大胆，同时削弱盟国的信心。 《亚洲高涨的能源和资源民族主义：对美国、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影响》 Asia's Rising Energy and Resource Nationalism：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盖比・柯林斯（Gabe Collins），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S. Erickson），郝羽凡（Yufan Hao），米卡尔・赫伯格（Mikkal Herberg），卢埃林・休斯（Llewelyn Hughes），刘卫华（Weihua Liu），简・纳卡诺（Jane Nakano）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简报》（NBR Report Brief）2011年9月 能源和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亚洲重要战略议题。而亚洲国家间的能源争夺、贸易冲突和战略不信任将影响到亚洲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并且也可能攸关美国的利益。文章分析了有关亚洲能源安全的主要风险和问题，包括能源民族主义、国有石油公司扩张和其他资源（如稀土）引发的矛盾。 首先，对能源价格上涨和航道不畅的担忧引发了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高涨，也刺激了各国扩张军事能力。能源需求的增长也导致各国石油公司之间竞争加剧，而这种各国政府支持的公司竞争为决策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卢埃林・休斯（Llewelyn Hughes）指出可以通过设立标准来有效减少潜在的恶性竞争，提倡从产业政策（而非资源民主主义）入手来理解各国的能源政策，同时建议美国在亚洲保持参与度。盖比・柯林斯（Gabe Collins）和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认为，相比自然灾害和海盗活动，国家间冲突对亚太地区能源安全的威胁更小。他们指出，通过加强合作和建立区域性民用海事组织，国家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有效减少，并建议各国考虑在有争议的海域建立共同开发区。 其次，亚洲各国国有石油公司迅速扩张、竞争力不断增强，导致各跨国石油公司在努力保存自身竞争优势的同时，寻求与其建立合作关系。米卡尔・赫伯格（Mikkal Herberg）认为，亚洲国有石油公司的迅速扩张并不会威胁美国能源安全；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也并非中国政府挑战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机构——这些公司对在运营、投资和战略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北京对这些公司的官方支持确实对美国的石油公司竞争不利，决策者应该对北京施压，要求其减少政府支持。 第三，其他稀缺资源也会引起亚洲国家间的矛盾，例如稀土。中国出于环保和开采过度的考虑，通过出口配额等手段限制稀土出口的行为引起了主要进口国日本的不满，认为中国将经济与政治挂钩，影响了其作为贸易伙伴的可靠性。日本正努力多元化其稀土的进口源，同时中国能从与日本及美国的合作中获利，尤其是在稀土资源利用率、回收和替代等方面。 总之，报告建议美国与亚洲地区各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来应对共同的挑战，建立互信，促进新供给与新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航路畅通。而这些合作的实现需要来自中美双方的有力领导。 《变化中的亚洲的军力平衡：对南中国海争端的启示》 Asia's Changing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Implications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伊恩・斯托雷（Ian Storey）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特别报告第35期《亚洲的海洋能源：能源和地缘政治》（NBR Special Report #35 Maritime Energy Resources in Asia：Energy and Geopolitics）2011年12月，第149-172页 作者通过分析涉及南中国海问题五国——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的军力发展以及南中国海争端对各国军事发展或防御策略的影响，指出当下亚洲的军事力量对比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并提出了建立互信机制以缓解南海紧张局势的具体合作性措施。 中国 中国是目前亚洲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并且随着中国海军不断承担起更广泛的国防任务，其海军舰队也在迅速扩张。作者认为南中国海地区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部分归咎于对争端采取强硬态度的中国。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对能源及其它海洋资源的需求、对能源运输航线安全的担忧，以及东南亚国家不断对争议海域声索主权的行为刺激了中国及其海军近年来在南中国海频繁露脸，并推动着中国海军现代化。 越南 南中国海争端是当下越南不断推动军事现代化的主要动因。尽管越南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领土争端；但由于同和平对话、协商鲜有成效，越南实行了另外两大战略来应对南中国海问题：一是在南中国海，尤其是南沙群岛海域频频露脸；二是，通过向其他国家购买先进军备来推动海军和空军现代化。越南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竭力提高防御能力，既体现出其对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忧虑，也表明其对南中国海声索主权的坚持。 菲律宾 作为东南亚军力最弱的国家之一，菲律宾不得不诉诸双边和多边外交来处理与中国的矛盾。但由于外交示好往往作用甚微，再加上中国态度日趋强硬，菲律宾转而决定推进防御现代化，并向美国寻求合作。在美国的支持下，菲律宾已设计出一套升级方案以提高军事实力。尽管如此，未来菲律宾的军事防卫能力和坚守其南中国海主权立场的能力依将羸弱。 马来西亚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鉴于中国对南中国海声索主权的强硬立场及其海军现代化，保护本国的领海主权成为马来西亚军事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面对南中国海争端，马来西亚一直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避免同中国发生紧张和冲突，保证南中国海争端不会影响到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发展军事力量，并不断宣称对争议地区的管辖权。作者认为，马来西亚相对较好地处理了南中国海争端，但两国军力差距依然很大，马来西亚无法打破中国一军独大的不平衡局面。 文莱 文莱积极诉诸多边协商来建立互信机制，减少南中国海冲突，因而南中国海问题并未影响到它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相反，双边关系由于不断增长的石油贸易而有所加强。而文莱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相对放松的姿态致使其并未因此努力加强海军，但是对本国经济专属区内海洋资源的保护仍将是文莱军事防务政策的重要动因。作者认为，文莱并非南中国海问题的主角，并且由于军力羸弱，它将继续依靠外交和多边机制来促进南中海地区的稳定。 总之，目前的紧张态势和军备扩张使南中国海存在着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这对区域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不利，并可能引来美国的军事介入。因此，实施有利于缓解冲突、建立互信和避免军事冲突的措施是急迫且必要的。作者建议：各国冻结在实际控制岛屿上升级军事设施的相关行动；同时，马来西亚和文莱应当与中国建立年度防务和安全对话机制，并且东盟四国也可以建立联合团体与中国进行协商。具体而言，各声索国应当提前通知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加强航运安全和海上交流及协作，提高国防现代化的透明度等。 《清洁煤炭：从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到解决办法》 Cleaning Up Coal：From Climate Culprit to Solution 理查德・莫斯（Richard K. Morse）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2年7-8月，第91卷，第4期，第102-112页 当下，煤炭正在重新改造全球能源市场，这也意味着它正在改变全球气候。在煤炭需求再创新高、全球气温持续升高的今天，我们不能错过这一使煤炭变清洁的机会。 煤炭使用量的激增现在主要来源于发展中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廉价的煤炭将仍是其首选能源。而放弃煤炭、使用其他能源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十分艰难的选择。以作为全球最大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为例，中国政府正想尽办法减少对煤的依赖，例如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提高煤电效能、关闭老旧落后的煤矿等。虽然这些政策已经开始减少中国对煤炭的依赖，但鉴于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煤炭依然会是中国的主导能源。这对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同样适用。 但有幸的是，煤炭燃烧也可以清洁化，即提高煤电设备的运作效率。而解决煤污染的其他途径都具有短期内不可克服的缺陷：通过价格手段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虽然极具经济有效性，但缺乏政治可行性；而发展可再生能源则不足以全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最有希望、最实用的方法便是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使用清洁煤炭的最新技术，升级、建造更高效的煤电设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产生长期的经济效益。但这有赖于来自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及金融机构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同时，如果清洁煤炭的最新技术——碳提取与隔离技术（CCS）和地下碳气化技术（UCG）——能够投入商业使用，那么煤燃烧将可以得到净化，从而会极大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带来经济效益。各国政府应当资助相关科研项目，协力进行研发合作。同时，研发者也需要吸引私人投资和风险投资，从而开发出最好的清洁煤炭技术。 《美国商业何以制胜与其必要性》 How to Succeed in Business and Why Washington Should Really Try 亚历山大・伯纳德（Alexander Benard）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2年7-8月，第91卷，第4期，第91-101页 近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冶集团在阿富汗获得了资源开发权。作者认为，作为一个没有对阿富汗转型做出任何贡献的国家，中国却能够收获如此商业成果实在令人疑惑。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国，这一在阿富汗政治转型中贡献突出的国家，却能对此熟视无睹。 作者指出，究其原因，在于美国长期缺乏在新兴市场上与中国相竞争的战略。美国政府对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不仅资助甚微，而且美国本土繁琐的法律政策还挫伤了美国公司进入新市场的积极性。但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所能提供的高投资回报、自然资源和与重要国家建立战略关系的机会是美国不容错过的。所以美国政府不能再坐视巴西、印度、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把控新兴市场。 文章分析了中国推动海外商业扩张的策略：首先，中国利用其大量的外汇储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进而获得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开发合同作为回报。其次，中国政府对其国有企业的海外竞标提供援助补贴。第三，中国国有企业将基础建设投资同自然资源合同竞标捆绑起来，从而使企业更有竞争力。 但当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经济“统治”感到不满，其中一些国家希望多样化其经济关系。作者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并提出了六点具体建议：首先，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并重视商业外交；其次，应在国会设置一个负责协调相关各部门行动的办公室；第三，修改现有防止不平等对待美国公司的法规，从而可以让美国政府资助部分进行海外投资的美国公司；第四，美国外交家应该更灵活地为美国企业的海外商业活动宣传造势；第五，美国应该改进其含糊而繁琐的相关法规；第六，加强美国企业与发放对外援助的政府部门的联系和协调。 资源 主题 | 地区 | 专家 | 会议 | 评论文章 English | Русский | 阿拉伯语 您收到这封邮件是因为您通过邮件地址 drzjiang@hotmail.com 订阅了《卡内基中国透视》电子月刊。《卡内基中国透视》由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主办，提供对当前中国与国际问题客观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订阅| 更新联络方式 | 转发给朋友 | 取消订阅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华盛顿麻省大道1779号 电话：202 483 7600 | 传真：202 483 1840 | 电邮：info@CarnegieEndowmen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