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10月，被称为“百团大战”的年度社团纳新，正在各高校的校园里拉开帷幕。

　　北京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庞艺林骑着自行车路过一个个摊位，一年前的他兴致勃勃地在这里加入了七八个社团，但一年后，他决定退出，因为大学社团和自己想象中的大相径庭：“办的活动都差不多，很水、很没意思。”

　　“社团本应是大学里最讲民主的地方。”庞艺林说，“但现在的社团，却成了追逐政绩的秀场。”

学术类文体类社团衰落 功利目的成大学生参加社团动力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08级本科生齐宇飞曾对北京市9所高校的社团发展状况进行调研，他发现，在所有社团中占比例最大的文学艺术类和文体娱乐类社团，经费最匮乏，活动开展最困难。

　　大部分学术性社团都在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复旦诗社指导老师肖水回忆起2004年自己做社长时，有着悠久历史的诗社“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核心成员只有三四个人，一年连一个活动都举办不了。为了办一个朗诵会，社长去申请100元经费却未获批，朗诵会只得流产。

　　而一些文体类社团，如跆拳道社、瑜珈社、吉他社，则陷入“收学费”模式，会员参加收费的课程，沦为相对廉价的技能培训班。

　　与这些社团相对应的是“实用性社团”的兴起。一些与社会组织、企业需求息息相关的社团，既不缺钱，也不缺人。

　　在齐宇飞调研一所“211”高校的职业发展协会时，看到该会的一份经费使用明细。办这次活动花了两万多元。其中，横幅、嘉宾签字本、胶带、矿泉水、绳子、选手证书等一些项目的单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一看就是虚报谎报，光餐费一项就花了2000元。

　　王剑（化名）从大一开始，就在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在学校赞助的社团实习。4年里，他参加了该公司组织的暑期集训营等各项活动，在大三时做到了社长，有了去公司实习的机会，并在毕业时顺利拿到了该公司的offer。

　　“参加这个社团，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其他同学读书、看电影的时候，我提前做好了职业规划。”他说。

　　“在10年前，玩电脑的都少，更没有iPad 、iPhone，学校的氛围很纯粹，大家就喜欢聚在一起玩玩乐队、文学社。”曾任一所高校社团联合会主席的赵达（化名）说，现在，大家参加社团的目的变了，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作为给职业经历的加分，因此，学术类、文体类社团难免衰落，与求职、实践等挂钩的功能性、实用性社团兴起。

　　北京大学一个公益类社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整个社会的功利化，给这个校内“十佳社团”的运转带来了困难，“能够潜心做公益活动的社员越来越少了”。

社团运行机制走向僵化 变成了少数人的政绩秀场

　　大二的社长改选中，李心月（化名）觉得自己把握很大，但这时，上一任社长“善意”地提醒他，她有好几个竞争对手，应该给社团的主管老师“意思一下”。

　　李心月拿不准该送多少，犹豫再三，送了2000元，结果那个老师执意不收。

　　她又去问前任社长，前任社长告诉她，这说明那个老师已经收了别人的钱，答应给人办事了，而且，别人送的肯定比你多。

　　她半信半疑。后来，在社长竞聘会上，匿名投票结束，她的得票最高，比第二名多3票。然而，综合投票与学校、社联意见，最后的任命结果出来，却是另一名同学当上了社长。

　　“这件事让我彻底失望了。”从一开始她就发现，在这个由学校直管、有600多名成员的大型社团，竟有着机关一样森严的层级和议事规则，“每个人都只向自己的上级负责，对自己的‘下级’则吆五喝六。”每逢过年过节，部员要给部长送礼，部长要给社长送礼，社长要给老师送礼，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这样，部员才有望当上部长，部长才能当上社长，而社长则能与老师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有可能获得留校的机会。而进入到社团的“核心圈子”里，是获得保研资格、奖学金和找工作的捷径。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老师告诉记者，自己曾有一名学生，完全具备了当社团负责人的条件，但这个社团的历任负责人竟然全是某省某市的学生，社团的传承变成了老乡会的内部交易。后来，这名女生落选的理由是“不要女生”，但最后当选的也是女生。“这确确实实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

　　刘卫兵说，学生当社团负责人，多数也是希望能够在求职简历上获得加分，让用人单位刮目相看。

　　曾任北京一所高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的李悦（化名）觉得，社团的运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向僵化，很多事情都由社长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兴趣很快会丧失，很多人把社团当成了学生会，出发点就不同了。”

　　她认为，社团被一些人当成了追逐利益的工具，打击了学生活动的热情。还有一些人，创办社团只是为了获得与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接触的机会，负责人只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活动自然变得同质化、单一无味，偏离了最初的目的。

　　在表面上，社团的数量和成员数仍呈现着某种“繁荣”。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都有200多个社团，以规模大而著称的吉林大学，有多达500多个社团。

　　研究青年组织学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刘卫兵去过很多高校，他觉得，从教学楼走到食堂，很少有一个社团的活动，海报就能让他眼前一亮——活动的导入方式和举办方式都呈现高度的同质化，缺乏品牌塑造。

　　在课堂上，他忍不住对学生说，“你们的社团活动别提多乏味了。”

　　刘卫兵说，在功利化的影响下，社团的负责人组织活动的水平往往很低，都搞讲座，都去请社会名人。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教授每年都要收到几十个社团的讲座邀请，前来邀请的学生却往往告诉他：只要你讲，讲什么都行。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只要请到我去讲座，他们就算完成活动任务了吗？让我去给金融协会讲如何读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大学为何缺少敢于担当 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的社团

　　“在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过程中，社团应该是他们全方位走向社会的模拟，这种模拟能够锻炼在课程学习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人际沟通、组织管理能力和领袖气质。”刘卫兵认为，高校社团本该是最好的民主演练场。在大学的社团活动中，应该呈现出高度的自治，社团成员要有服务意识和民主意识，不要僭越基本的规则。然而，大多数规模相当大的社团都解决不了社团骨干的发展和全体成员的矛盾，资源极不均衡。

　　刘卫兵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起父辈来都比较自私，不愿牺牲，如果在社团活动里再那么自私，社团就官僚化了。“说白了，大家都在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了社团最应该有的理念和精神内涵。在今天的社团中，在还没有更多的社会成本和后果的情况下，大学生连基本的民主都不愿意去尝试，不愿意身体力行的担当，都怎么方便怎么来，确确实实不好。民主从来不是可以自发产生的，民主意识的培养也不是挂在嘴皮子上的，都需要训练和培养，在年轻时就要逐渐积淀。”

　　刘卫兵觉得，正是这种功利化，使得中国大学缺少精英社团，没有敢于担当、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的社团。耶鲁大学的骷髅社已有150年以上的历史，每年只从大三发展15个人，这在中国高校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大三同学要么考研，要么实习，基本都淡出了社团活动。

　　“我们培养的学生都是所谓技能型的，但整体的战略意识、精英意识严重短缺。怎么也得有5%的学生要按精英化模式培养吧，不能都大众化、实用化了。”刘卫兵说。

　　在肖水的心目中，民主协商才是一个正常的社团应该具有的气质。在指导社团时，他坚持让学生匿名评奖、公开投票竞聘社长。“做社团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团结、服务、牺牲。社团不是官僚机构，就是个服务的平台。”

　　指导社团多年，有一件事让肖水颇为感动。学校曾经连续几年举办模特大赛，结果招致几名教授的反感，认为背离了校园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氛围，便上书校长。校长给出的意见是，如果这是学校官方举办的活动，就需要教育和整改；如果是学生社团自己搞的活动，就不应该干涉。

　　“这是对待社团应有的态度。做社团，就应该是在自由的校园里，做‘自由而无用的’、非功利主义的事情。”肖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