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中国内外关于政改的讨论又一次升温。总理温家宝再次提起政治改革，有望接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会见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胡德平时，也表达了温和政改的愿望。此后，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著名企业家柳传志等人也纷纷出面，就政改表达看法和期待。

　　如果说过去很长时间一直有人用“中国人素质低”来否定政改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在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薄熙来事件又严重动摇了执政党道德合法性的当下，中国要尽快推进政治改革已经差不多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正如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汉娜·比奇在刚刚发表的《不自由世界的下一代领导人》一文中所说：“过去两个月在跟各个背景的中国人谈话当中，包括学者、企业家、农民甚至是共产党死忠分子，我最受震动的是他们共同深信，中国政治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否则将面临着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

　　尽管如此，对于政改如何操作，如何避免坏的民主，人们其实心中没底，更遑论达成共识。而在当下，压倒性的看法是把中国当下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政改的滞后，仿佛政改一旦成功，中国目前的所有难题都将迎刃而解；而在实现的手段上，则把政改想象成一个事件，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和困难的过程，这种对于政改作用的夸大和浪漫主义想象，其实是不利于政改的顺利推进的。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说过，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种是民主激进论者。这是极有洞察力的判断。

领导人权威逐代递减

　　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领导人拥有果断调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而因为过去政改长期的停滞不前，人们倾向于把政改的希望寄托于领导人的道德勇气，期待中国出现另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确实，领袖个人的良知往往在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起很大作用。台湾的民主化历程，虽然有过雷震和许多党外人士的奋斗与抗争，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但如果不是蒋经国临终的最后半年大发慈悲，由上而下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是否会在1988年就开始，恐怕很有疑问。

　　但在当下中国，随着执政党日益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加上领导人权威的逐代递减，是否能产生一个有巨大政治勇气、愿意革自己命的领导人，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目前人们对新一代领导人的期待，更多是一种愿望和一厢情愿，并没有多少确实的理据和判断。而10年前的中国人所心怀的期待和热望，绝对不会比今天少。政改的迫切需要与民间的鼓与呼，能否转换为当政者的实际行动，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其实并不乐观。

　　更重要的是，政改是一个充满风险、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事情，其序幕一旦拉开，后续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会失控。这就需要人们在事先做比较充分的准备，经过充分的讨论达成共识，尽量少走弯路。而近些年来，除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外，中国社会在政改方面的共识几乎没有。面对政改可能导致的混乱和失序，很多人寄望于民主制度自我完善的本能和“不坏”的特性，认为假以时日，由乱到治、由劣质民主到优质民主是一种必然。这样一种想当然的自信，忽略了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在劣质民主中挣扎的事实；况且，明知有风险却不想方设法地预防，而以一代人的牺牲为代价进行前景未卜的试验，这种做法是否妥当，是值得商榷的。以中国之大，百年来苦难之深重，民主仅仅“不坏”是不 够的，它还必须尽可能“好”。因此，当今之计不是刻不容缓地立即推进政改，而是应该像30多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样，进行政改大讨论，充分凝聚共识，设计方案，谋定而后动。

　　从各国民主发展的历程看，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朝野双方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不同应该仅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政策执行技巧上的不同，甚至仅仅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如果双方信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都欲置对方与死地，并且在野一方随时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国家的话，这样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民主不能保证促进经济增长

而中国今天的情势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恩怨和把一切的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和背叛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被统治者的价值观和统治者其实并无根本的区别。所以，中国产生不了曼德拉、翁山淑枝、甘地这样给传统上不择手段的政治赋予道德意涵的人物，有的只是以暴易暴和除恶务尽。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双方都往两边使劲拉，永远也没有打开的可能。而如果这种死结不打开，政改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如果一方开始松了，另外一方便趁机拉，那死结还是会紧下去。这一点，在23年前的那场风波中已经表露无遗。所以妥协和节制是双方的，善意的展现只是开始，还需要善意的回应，并形成习惯和文化。

　　另外，从人类历史上看，旧制度的完结可以在一夕之间达成，但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却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民主不能保证会促进经济增长，民主会拖慢效率，民主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制度的建构耗费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可能进一步退两步。而民众往往是追求短期利益的，他们为威权的倒台而叫好，对未来豪情满怀，一旦不能尽如人意，他们同样不会给民主政府留任何情面。这一特点，在阿拉伯之春的演变中已经一览无遗。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奉行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观念，决定了民众的耐心同样非常有限。而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前者没有道德和选举上的压力，无论是拂逆民意还是顺应民意，都不会太让人意外；而对民选领导人来说，民意的向背是其合法性的根本。 因此，经历了民主化洗礼的领导人，其施政的腾挪空间不是变大了，而很可能是变小了。而民众对此转型过程有多大的心理准备、愿意为之做多大程度的忍耐，都是未知之数。

　　时至今日，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和政治正确，哪怕是那些最专制铁血的领导人，也会在口头上表达对民主的向往，称赞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另一个人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是，民主是不容易的。民主化的实现是不容易的，民主的巩固和稳定更是难上加难。落到中国的现实中就是，政改不容易，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外，中国社会需要对此做更充分扎实的准备。

中国现代化路径仍须从政改破题 （侨报评论员）

对于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来说，首要任务，不是为改革收官。相反，还是要以改革破题，继续现代化之路。现代化不是重走西方之路，而是建立国强民富的新型国家。

深秋时节还在天安门广场摆放的巨型花篮预示着北京又一场盛大政治活动的即将到来。关乎中国未来的中共十八大11月8日就要拉开大幕了，主政已十年的胡温政府，将离开最高的政治舞台中心，把权力之棒交给即将到来的接力者。鉴往而知来，总结中共过往十年间的施政得失，为未来中国提供发展经验，正逢其时。

甲午战争以降，中国百余年来奋进过程就是积贫积弱到现代化的过程，而现代化的终极目的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当经济现代化已将中国推上全球经济第二的座椅时，民族复兴不再遥不可及。这是几代中共领导集体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功，也与胡温十年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新三民主义”等执政理念紧密相关。

科学发展解决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共历代领导人，无不以发展作为目标。当走过了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毛泽东时代，经历了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后的粗放式发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就成为时代所需，于是，胡温提出了强调效益与环境并重、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有了这一观念引导，才能确保中国在快步行进中保存足够发展后劲。而中国过去十年的强劲发展步伐，正是这一观念成功的最好注脚。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是胡锦涛对执政理念的又一概括，被海外冠以“新三民主义”，这一理念暗合的是“权为民所赋”的权力来源问题，使得政府为民提供服务的现代政治文明准则，在政治新语境中获得体现，它让执政党警钟长鸣：权力来自普罗大众。

与执政理念一同更新的当然还有政治体制的调整：公推直选在乡镇一级不断扩大，党内民主也在持续推进，借助经济的繁荣，中产阶级的扩大，网络时代的敲门，民主的观念正在这个国家持续发育涵养。而政务公开、集体晒“三公”、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胡温新政，更是执政党回应公众监督的实质举措。强调听取民意、顺应舆论呼声，中共一直在不断尝试调整自身以适应时代。

然而，现代化之路从来不是一马平川，经济如此，政治犹然。这十年间，经济飞速增长，但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现象严重、社会向上流动路径窄化、道德问题上升、群体性事件多发；政府推动了透明施政进程，但犹显缓慢，官员财产公开制迟迟未予建立、政府“三公”经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语焉不详，更有事关政党存亡重大腐败案件的高发，轰动海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就是中共反腐严峻形势的突出案例。

这一切，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致。3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的经济、政治改革并行大力推进，到后来的经济改革主导，由大步而渐进的改革之路，先易后难。这十年，能改的都改了，改到中共自身头上的权力分配、民主监督等改革，却未有明显进展，以致于“路径锁定”、“路径依赖”成了改革的当下热词。

应当看到，维系中共合法性的经济高速发展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权力寻租、权贵资本主义盛行，国有经济垄断增强而民营经济乏力，以投资促增长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育正在受到体制弊端制约；还应看到，受益于媒体形态的蓬勃发展，这十年于民众一方，正是权利觉醒、民主意识显著增强的十年，对施政的建议、对官员的监督、对政治的参与已成为民众的日常关切。

这一切，倒逼着中共继续改革开放，催动着中共应大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对于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来说，首要任务，不是为改革收官。相反，还是要以改革破题，继续现代化之路。现代化不是重走西方之路，而是建立国强民富的新型国家，对中共的政改的途径而言，还是老议题：一是启动党内民主化改革，以党内民主推动党外民主；二是以推动外部监督制度的建设与落实、大力增强政府透明度为突破口，尽速去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之弊，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国民性格的独特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