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播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在2012知识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获奖者之一、恐龙学家徐星借用培根的这句话来作为获奖感言。面对今年中国的知识传播,另外一位获奖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显然不满意,他把获奖感言变成“讨伐檄文”,认为“黄金大米事件”让中国科学技术遭遇了近百年来的最大危机。
饶毅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仅表达了对一件事的看法,那就是今年引起轰动的“黄金大米事件”。“19世纪火车进入中国时,还有人把轨道扒掉,说影响了中国龙脉,当然那段时期是短暂的,我也希望这件事是短暂的”。饶毅认为,有些人用“黄金大米事件”挑动了一个认为“转基因是造成中国人生殖能力下降”的伪科学,这件事让中国遭遇了近百年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这一小部分人长期对转基因进行攻击,导致一般民众产生误解。
饶毅:科研经费不是福利 (周明杰)
摄影:纪晨
他是享有国际盛誉的神经生物学家,是北京大学教授;对饱受诟病的中国科研体制,他一直保持冷静关注,也是一个经常提出批评建议的建设者。《北京大学校报》评论他是最有趣的科学家、坚定的改革者。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他曾致信《自然》杂志,督促他们因不严谨的报道向中国运动员叶诗文道歉。最近,他又公开发文,提出日本有非常值得中国学习的优点。
他就是饶毅。上周末,在互动百科网主办的“2012知识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饶毅高票当选。新闻观点对他进行了专访。
关于诺贝尔奖
“普通人靠认真而获奖,反映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达、普遍”
新闻观点:您在科学网的博客中谈到,认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很多看了您博客的人都感慨,这颠覆了我们之前的认识——获奖的人都是天才。我们相信,能获奖的人肯定会有一些别人不具备的素质,或者付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努力,但您为什么会格外强调认真呢?
饶毅:做科学,有很聪明的人;也有智力一般、但很认真的人。智力高的人认真少一些、可能有时也能做出杰出工作。但其实,有很多实验科学,即使依靠严谨、认真和坚持也能做出重要工作。
聪明是少数人拥有的,不能要求谁都聪明。而认真是大家普遍可以做到的事情,多强调才有意义。
当然,单靠认真做出非常突出工作的比例较低,需要较多的人认真工作才能产生少量非常突出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普通人靠认真而做到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也就表明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在认真做科学技术,反映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不仅发达、而且普遍。
新闻观点:在您这篇博客的跟帖中,也有人提到,“只强调认真会误导大众,强烈的兴趣和对科学发展方向的卓越洞察力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饶毅:这是儿童故事里的说法。你如果认识较多科学家,就知道各种各样的都有。兴趣很重要,洞察力却是很多科学家不具备的,只有很少人有,如果都要卓越洞察力,那多数人今天都应该引咎辞职。
做科学研究,兴趣强烈是很重要的,但是能拿到诺贝尔奖的人,也许并不是真的对科学有兴趣,因为功利心而做得很好的人,也大有人在,可能多数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属于功利心很强的人,虽然他们得奖后都不好意思这么说。
新闻观点:犹太人有创意;英国人很聪明;德国人很深刻;美国人有闯劲;日本人很认真。您提到,中国以前为外界认为的面貌特征,恐怕我们都不愿意继续。您并没有说明中国人在科学界形成了怎样的面貌特征,但您在之前一直强调工作要认真、要坚持,那外界对我们的印象是不是跟“功利”有关?您个人,是不是反对科研过于功利化?
饶毅:当然,一个足够大的国家什么人都有,以上一般印象来源于对总体估计(和偏见),犹太人有创造性的人比较多,美国人雄心勃勃的人比较多,而这样的人在其他族群和国家也都有,中国也有,只是不清楚是否比例高到犹太人、美国人的地步。
从科学上来说,中国人以前在世界上的特征是没有创造性、不敢冒险,总是跟在外国人后面。我们能否改变这一面貌,需要很大的努力。近年的问题在于急功近利,而不是功利本身。我说过,美国人的功利心很强,可能强于中国人,但其体制和问题允许一些不是急功近利的功利,而中国近年是远的功利不行,热衷于捡便宜的眼前的微功小利,且沾沾自喜。
关于社会话题
“认为做院士首先要夹着尾巴,是没有自尊的文化现象”
新闻观点: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国内的很多院士每年的主要任务不是搞研究,而是申请课题、申请经费,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饶毅:很多科学研究不是一个人做的,需要一个团队,团队里需要不同角色、不同任务的人互相配合,这并非中国院士的问题,西方主要国家的科研梯队也是如此。
对于科研费用的分配,应该明确是为国家做尽可能好的科学研究,既不是个人的利益分配,也不是哪个单位的利益分配。科研经费是做什么用的?是希望带来知识的推进,技术的改造。科学研究不是福利制度,技术也不是福利制度,科研经费不是福利经费,你要分福利,应该到民政局去。
新闻观点:去年您曾经公开表态不参评院士,是认为院士制度不合理吗?
饶毅:我从来不认为院士制度不合理,我是认为文化有问题:把低眉顺眼的次品作为院士,认为做院士首先要夹着尾巴,这些都是没有自尊的文化现象。
新闻观点:因为您的几次公开表态,很多人都把您看做科学界的代言人,您怎么看?
饶毅:我不以科学界代言人自居,我认为我应该说的话我就说。即使在中国,也是谁都有对于科学自由发言的权利,我并不代表谁。如果有人认为我说的那些话,可能是大家都想说的,那是好事。但是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三缄其口,然后说我说多了,这是扭曲的文化,这是中国不良文化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我有问题。
新闻观点:因为您的几次表态,您现在也是很知名的公众人物了,逐渐增多的社会关注,以及您广泛的兴趣点,会不会影响到您的科学工作?
饶毅:说几句话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说几句话的时间,可能比别人喝一次酒、抽一支烟、参加一个饭局所用的时间更少。我可以说,我除了说了那些话之外,我的科学研究也比很多人做得好很多,包括说我说话多的人。我有时奇怪,他们不公开发言省下的时间干什么去了。
你可以去查一下,爱因斯坦说过多少俏皮话、多少有哲理的话,比我说的多得多,说这些话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科学研究。
行政上的工作,肯定会占用一定的时间,但是该做的事情我肯定会做。我很少参加会议,也基本不主持会议,我不愿意开会,也不召集别人开无事的会议。我从来没有主动去搞什么仪式,别人叫我参加那没有办法。
新闻观点:我看到您在科学网上的一些文章,都是在进行科普,今后会继续科普工作吗?
饶毅:我一直在做科普。我做科普,最初是想给我的朋友们的父母讲清楚他们的孩子都在做什么工作,他们听完后,就说,哦,就是这么回事啊,不难嘛,很容易听得懂嘛。呵呵,实际上,当你感觉自己的研究很好玩的话,用通俗的方法把它讲出来、写出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很多华人觉得科学是建功立业,对科研忸怩作态,把科学搞得神秘兮兮。其实科学是很好玩、很容易讨论的事情。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对于社会素质的提高、对于理智社会的建设,都有作用。
关于科研
“我研究的首要目标就是为了好玩,有没有影响以后再说”
新闻观点:您的研究方向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目前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您进行目前所从事的研究项目呢?
饶毅:我研究的首要目标就是为了好玩,有没有影响以后再说。我还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不是所有人都高兴听到——做研究是为了给讲笑话提供材料,哈哈。
科学是否有用?当初那十进制用得好好的,发明二进制不是吃饱了撑得吗?之后二进制产生的影响当初怎么可能提前预想到呢。
新闻观点:当年,您回国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您之所以回来,是因为觉得回国给你归属感。这几年,听到过您对科研经费分配提过意见,听到过您公开声明不再参评院士……相信您回国之后的遭遇并不都是甜蜜的,经过这几年的“磨合”,曾经的归属感还强烈吗?未来还会在继续留在这里吗?
饶毅:未来我依然会留在中国,把科学研究做好,把教学做好,科普的文章有时间就多写点,没时间就少写一点。归属感是人对自身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内心感受,是一种情感的归属。人是有社会属性的。
新闻观点:现在很多大学生都选择出国,从您个人经历来看,您觉得出国对他们的发展有益吗?
饶毅:不同专业,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选择,不好一概而论。出去看看当然也好,但是,比如说我们北大诞生的方正集团,1980和1990年代,王选的很多北大学生都走掉了,放弃了和他一道创新、创业的机会,出国留学去了,现在方正主要管理层不是北大毕业生,是因为北大学生以前误以为出国更好。现在看来,很多人留完学也都是去各个企业打工了,如果当年他们留下来,也许就可以创业、而不是打工。
新闻观点:您的孩子也在中国?
饶毅:是的,我小的孩子就跟在我身边,而且不在国际学校、就在一般学校。我不赞成让中小学生去国外留学,对于还在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孩子们来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家庭的小孩,对他的心理健康有很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