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价值的高低,以官阶高低为标准,官大权力大,官大真理大,唯官是从,唯上是从。在社会地位划分方面,从官方到民间,习惯以官场的官阶为换算单位。
官本位的价值观,显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相悖,应予清理,并通过现代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理念的建设,予以矫正。
新观点
什么是官本位?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其实,直白地说,所谓“官本位”,就是整个社会以官场、官员阶层为根本的价值定位,官方所好官员所好,便是社会所好民间所好。个人价值的高低,以官阶高低为标准,官大权力大,官大真理大,唯官是从,唯上是从。
老师、学生都求官心切。学校本来是“育英才”的地方,是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阵地,但这些年在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学校成了官本位理念的传播地和试验场。近年来,遍及全国影响海外的全社会公务员考试热,其发轫地便是高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生生不息,发奋忘食,以考上公务员为职志,以读书做官为标榜。一个中央部委的科员,竟然有近5000人报考!更有甚者,本应以传播和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基本价值观的大学教授,为了在学校挣得一官半职,不惜趋炎附势、卑躬屈膝、谄媚官员。在中学里面,为了当上学生干部而对同学请吃请玩兼送礼的、“腐蚀”老师的,大有其人,大有其事。当年引发全国关注的湖北小学生“五道杠”干部事件,更是奇观。至于小学生自己印名片,黑体大字 标注自己的官位(班长、文娱委员之类)不说,有的还在名片上标注“父亲是副县长”、“母亲是教育局副局长”之类的文字,也是不乏其人。显然,我们的学校,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都浸染了官场习气,都充斥着官本位理念的接受者、传播者和实践者,改革开放初期激荡人心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已被唯利是图的功利心所熏染变质。
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扭曲成了“二政府”。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本来是民间的,是对于官方组织和官方管理的一种补充,但在官本位的社会机制下和社会心理中,早已被扭曲成了“二政府”,成为官本位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诸多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基本都披上了官衣或者隐性官衣。正部级、副部级的全国性社团,正处级的省级社团,比比皆是。有的全国性学术社团,由于具有正部级的地位和待遇,于是不少官员往里面钻。相对于党政官员,尽管社团官员没有什么实权,但毕竟能够解决身份级别和待遇。这些现象表明,即使所谓民间化、社会化的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也摆脱不了官本位的制约,甚至成了官本位的载体,成了仅次于官府的“二政府”。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对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进 行整顿,使其回归正位,行使其社会职能和学术文化职能,但要彻底清除官本位的影响,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企业官场化,“企业家”官员化。企业以发展经济提供物质产品为责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企业的原则。但我们的国企长期以来被划分为各种官位级别,正部级、副部级企业,正厅级、副厅级企业,乃至正处副处正科副科级别的企业。规模越大,政府投入越多,企业级别越高,企业领导人的官位越大,至于该企业是否效益卓著,那就另当别论了。由于企业成了变相的官场,企业领导人不是现代企业家而是上级任命的官员,该企业的领导人自然不会把追求卓越、创造效益当作宗旨,不会对企业负责,不会对企业员工负责,而只是对上级负责。这样官场化的企业和官员化的“企业家”怎么能够引领企业进步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由于我们整个社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官本位的泥沼,泥沼上空迷雾阵阵,所以出现了一切向官看,以官员的是非为是非、以官场的标准为标准的种种乱象。某些企业领导特别是某些私企负责人,看似热心社会公益,捐款捐物,修桥铺路,其背后却跃动着一颗想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心。日常生活中,“九五至尊香烟”、“皇室麦片”、“潮庭(谐音朝廷)酒家”、“棕南海(谐音中南海)桑拿”之类的消费品或消费场所,其背后的价值支撑,无疑是官本位的理念,甚至是封建皇权理念。
在社会地位划分方面,从官方到民间,习惯以官场的官阶为换算单位。某省曾经以省政府文件方式表明:教授相当于处级。某省某所省属重点中学办得很好,省里有关部门认为该校校长贡献大,而省属重点中学也仅是处级单位,故特意安排该校长挂任该省某大学的副校长,不用去上班,仍在原中学工作,但由此具有了副厅身份和待遇。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就是这样来衡量人的贡献并给予相应“奖励”的。
综上可见,官本位的价值理念,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的文化下意识。这样一种官本位的价值观,显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相悖,应予清理,并通过现代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理念的建设,予以矫正。至于官本位的思想文化渊源,早则源于封建社会的权力崇拜和个人独断,近则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绝对权力对于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要破除官本位的社会迷局,要超越官本位的错位迷思,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在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建设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气。
官员财产公开制不能再拖 (方焰)
中国政府1995年起陆续公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5个文件,但只是内部申报,并非公开透明,起不到制止贪污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作用。2009年几个县级地方开始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但有前劲无后劲,悄悄收场。如此重要的改革,为何拖了十几年仍踟蹰不前?笔者以为,首先是因为各级官员对此项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
中国整治贪污腐败的力度不断增强,处罚的贪污官员不断增多,但腐败之风遏制不住。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以及预防措施。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加强廉政建设,防治贪污腐败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使有贪污行为和巨额财产收入不明者无所遁形;使清廉者受到信任和尊敬;使反腐不够勇敢者,坚定意志;使官员加强自律,以此项法律为依据,抗拒腐蚀和“花钱疏通”、送礼行贿成风恶习。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不满情绪也在增多,其中最突出的是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直截了当地回答两个问题:一、官员是否清廉?使清浊分开,把贪腐者揭露出来。二、官员收入究竟多少,与民众差距如何?对某些官员收入与民众差距过大的问题弄清情况,找出解决办法。官员收入和财产透明,可以增强民众对各级官员、政府的理解信任,巩固施政民意基础,增强施政能力,是维稳的最好办法之一,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实行“阳光政策”,官员财产公开透明,在当代先进国家中已是普遍现象。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国家在这方面就不能落伍。还要看到,某些反华势力利用中国尚未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编排制造流言蜚语,进行网络战、舆论战,丑化中国,制造混乱。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被长期拖延,还有一个原因:对这项改革的性质认识不足。官员财产公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方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打扮完美再见公婆”。宜于采取“由简至繁、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做法。工资、补贴、奖金和福利等,很容易计算,应当首先尽快公开;家庭财产,包括房地产、汽车等交通工具、存款、有价证券、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比较复杂,需要经过资产评估,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规定一个时限,作为公开的第二步;现行“灰色收入”涉及诸多政策和法律问题,应深入调查研究,划清界限。非法的、不合理的,一律禁止,合法又合理的,纳入正当收入。在新的政策法令公布后,取缔一切“灰色收入”。
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既是与贪污分子和腐败势力斗智斗勇、长期较量的过程,又是进行廉政建设的长期过程。因为推行这项改革,必然遭遇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手脚不净”者的阻挠和抗拒。没有坚定的决心和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就又会遇挫而退。在与各种阻力较量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制度的漏洞、管理的“软肋”、工作的缺失,边推进官员财产公开,边进行工作与制度的整改,“破”与“立”相结合,清廉的政治才能建设起来。
官员财产公开,不能公布一下就了事。需要建立一整套公布、检查核实、定期复查,及时反映变动状态的制度,并且奖惩分明,严厉处罚隐匿不报、弄虚作假者,使这项制度诚信、可靠、有效。还要把官员财产公开透明作为官员必备的素质和品德,与官员选拔、考核、任免、升迁等制度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