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是中国最关键的10年，许多资源性产品的供不应求和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都对中国经济是一个挑战，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这是中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进入10月下旬，北京与华盛顿一样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热点地区。虽然中共十八大和美国大选的主打议题是“选举和换届”，但伴随着两国新领导人的产生，如何处理本国的经济问题将成为两国领导人施政的重要选项。

　　从奥巴马总统与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的竞选演说和辩论中，人们已基本了洞悉他们对美国未来经济的把控政策，而透过中共十八大，外界同样也可以了解中共高层对中国经济的着力方向。 回顾中国过去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和脉络，用“发展迅猛，世界瞩目”这八个字概括并不为过。面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或许也可以用八个字表达：“艰难转型，不进则退”。

　　从2010年中国GDP增速10.3％，到2011年的9.2％，再到今年前三季度的7.7％，人们已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脚步正在放缓。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而言，增速变慢意味着什么？这不仅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对社会稳定不利，也将影响世界经济的格局。 至于放缓的原因，各方判断不一，有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受到全球经济低迷影响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政府转变发展方式、调控经济所致。事实上，经济增速放慢脚步只是个表象问题，最令外界关注的还不是增速问题，而是在未来若干年里，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

　　换言之，无论从国际政经环境的变化还是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上，无论从中国国内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社会改革的压力中，近年来所释放的种种信号均表明，中国经济必须转型，而且必须转型成功，这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这也是对即将在中共十八大上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次严峻考验。新一届领导人需要接下前任的接力棒，在未来的5年至10年内完成整个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 如果说中国过去强调的是把“经济蛋糕”做大，那么今天，中国不仅要继续做大蛋糕，更要做好蛋糕，分好蛋糕。

　　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的“蛋糕”必须是超大的，经济总量排在全球第二还远远不够，如果中国人均GDP水平要达到美国、日本和德国当前的水平，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应该在现有基础上增加8到9倍。而要达到这样的水平，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粗放式发展显然是死路一条，必须改变方式，在“优质、节能”上下工夫。

　　那么，又如何转变呢？首先是转变政府施政方式。必须用好、管好政府自己的那只“看得见的手”，政府对市场的介入，不仅要通过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杠杆来调控投资、消费、生产和价格，更要监督市场中的非法行为。政府应列出清单，排出轻重秩序，旗帜鲜明的宣布，哪些是政府限制做的事，哪些是可以放手做的事，哪些是必须管的，哪些是不用管的。

　　比如，凡牵涉到资源有限类行业，就应以高税收来抬高投资门槛，严惩浪费；凡涉及到民生类产品，既要严把市场入口的质量标准关，也要管好价格。一件衬衫的价格超过10斤甚至100斤大米的价格，一平方米住宅价格是一吨汽油价格的两三倍，这样是否合理？再比如，对产品质量的监管，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守呢？政府的那只“手”不能该出的时候不出，不该出的时候乱出；该硬的时候不硬，该软的时候不软。政府需要维护的只有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性、市场的合规性，而无需去照顾某些集团或个人利益。

　　其次是转变社会生活方式。具体地说就是转变消费观念，增强全社会的成本意识。今天的中国，财富是增长了不少，人民生活也富裕了很多，但中国出现的“由富而奢”的趋势却令人担忧。

　　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应将“戒奢、反浪费”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中国人都不应该“求大求多求奢”。 中国人有节俭的好传统，但也有浪费、不计成本的坏习惯。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浪费掉的有时甚至超过实际需求的，这是比较可怕的。市场经济让很多民资企业树立了成本意识，但在一些国企中，因为获取资源容易、且拥有垄断地位，成本意识较差。

　　再如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就以用水、用汽油为例，因为很多人并不吝惜钱，所以也没有节约用水、用油的习惯。生活方式不转变，又该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 可以说，未来10年是中国最关键的10年，许多资源性产品的供不应求和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都对中国经济是一个挑战，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这是中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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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前瞻：经济转型 中国如何赢得主动

　　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中国经济正走向发展关键期和改革攻坚期。这是重要战略机遇，也是中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突破时点。

　　从“奇迹时代”力求走向经济平稳运行的中国，正在加速推进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中共高层多次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过去数年间，中国以改革开辟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以创新打造产业调整的新格局，以转型构筑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如今，改革攻坚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仍不可低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对各种可以预计和难以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新局面，赢得主动权。

　　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瓶颈正在破除。从高层至民间，如今已有共识，支持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传统优势正逐步消减，体制转轨、外贸拉动、廉价资源和便宜劳力等红利已不可持续。为此，中国政府传递出淡化GDP考核的信号，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民生改善、统筹兼顾、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努力遏制经济发展中的政绩冲动。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财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调整，也已经拉开大幕。资源价格、行政管理、医药卫生、财政金融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逐步推进。

　　中国经济政策的前瞻性正在加强。经济转型，策略先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每向前迈进一步的难度和风险都在加大。如何将改革的成本降至最低，如何平缓现有体制格局中的利益纠葛，如何更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新活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趋利避害、未雨绸缪，这都催促着中国经济的改革者，逐步建立一套更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更有针对性和灵活度的执政理念。

　　中国经济自我修复的能力正在形成。政府正努力从职能“越位”处“退位”，从“缺位”处“补位”。一方面，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改变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增强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另一方面，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转型攻坚战和持久战中，中国正努力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突发风险的准备，不断增强化解危机的能力，及时实现自我修复。

　　但是，中国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重担。行政力量发展经济的低效率并未根本上改善，绿色GDP在制度设置上停摆，政府仍然过多地把经济发展的责任担在身上。

　　但是，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机制缺失、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利益集团的干预，都是中国经济转型中必须把握主动，先破后立的难题。

　　但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一些临时性和权益性的经济政策，仍然在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5至10年，相信将是中国能够赢得转型发展主动权的五到十年。人们期待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中，看到更为清晰的转型求新、发展求实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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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减速 新动力在哪里

受美欧市场不景气影响，今年以来，中国不少民营企业的外贸出口订单数量锐减，加之贷款难、用工荒、生产成本增加以及自身运营等问题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步履维艰，甚至最终倒闭。图为安徽芜湖一家外贸服装企业的一名员工正在空荡的厂房里“上班”，她旁边是落满灰尘的机器。美联社

今年9月，奥巴马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下令终止中国三一集团在美项目。美联社

　　10年，中国经济发展之路高歌猛进，成就传奇的同时，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成为这10年甚至十八大后数年的重要主题之一。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经济陷入萎缩，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中国出口滑落；国内经济也持续下行：内需不振，实体经济衰落，垄断行业争利，中小企业生存困难加剧……如何处理好“稳增长”和“促转型”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中国走出经济困境，十八大如何规划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这些都是对新一任执政当局者的考验。

出口萎缩：失落的温州 给中国敲警钟

　　2012年9月底的一个周末之夜，温州人安笛为自己苦心经营的酒吧落了锁，并悬挂了转让的标牌，已数月无人问津的酒吧，成了他的负累。不远处的一些路段甚至出现了“十店九关”的现象，涵盖各行各业的工厂销售窗口。

　　这仅是温州经济甚至中国经济“退烧”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温州GDP涨幅仅5%，列全省11市末尾，已跌出浙江经济“第一阵营”。对此，人们除了担忧之外，更多的则是不解：有着中国经济“晴雨表”之称的温州怎么了？

不景气：外贸冷清清，出口直直落

　　上海《新闻晚报》报道，“整体情况很差，打火机行业更差。”这是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对温州经济及民企现状的总结。他的理由是，美欧经济不振，对华出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传统制造业的情况正在加速恶化，到了不得不思考升级之际”。

　　金秋九月，本该忙碌着的温企工厂却一片死寂。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文具、管材等传统制造企业最为集中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大园区中，几乎听不到任何机器轰鸣。

　　宏观来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不明朗，外需的低迷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放缓，尤其是下半年，从中国商务部的表态不难看出：“未来中国外贸形势依然严峻，10%的外贸增长目标压力很大。”

不实在：爱上高利贷，实体经济冷

　　传统企业还在苦苦挣扎时，越来越多的企业瞄上了投机性高的行业，温企“炒房”、“炒煤”、“炒钱”等新鲜事也屡见不鲜。于是，面临资金压力的企业“爱上了”高利贷；而手握大把钞票的温商则玩起了“钱生钱”的游戏。

　　广州《南方周末》报道，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达1100亿元（人民币，下同），有59.67%企业参与。温州官方文件也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1/6。而这些钱当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占高达40%（440亿元）。

　　这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显而易见。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长周德文不无担忧。

不简单：火了温跑跑，问题不老少

　　然而，实体经济走向衰落，虚拟经济真的靠谱吗？结果并不乐观。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实体经济，一旦银根紧缩，虚拟资本游戏就难以为继。去年9月的温州老板“跑路潮”（被网民调侃为“温跑跑”）便是一例。

　　不仅如此，温州民企遇到的问题，在宁波、鄂尔多斯等不少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有“翻版”。用周德文的话来说就是，“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温州困局是中国的一道难题

　　“温州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吴国俊一语中的。

　　目前，吴国俊的观点已在业内形成基本共识：曾经的改革急先锋、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风向标的“温州模式”，如今已经走到尽头，面临转型升级的考验。而高房价、高人工、高税费、低利润、低技术……这就是温州企业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式经济发展困局的缩影。

贸易壁垒

　　三一打官司  “走出去”的困境

　　中国企业一方面要承受着出口订单减少、内需不振、人口红利消退等困境，另一方面还饱受着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袭扰，这对于坚持开放政策的中国以及中国经济来说，都可谓是“雪上加霜”。

　　综合中新社、《重庆商报》报道，华为、中兴、三一集团等这些中国行业龙头近日纷纷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碰壁。继旗下关联公司Ralls（罗尔斯）高调起诉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并追加起诉奥巴马总统后，三一集团近日亦将奥巴马告上了法庭。

　　这起案件源于Ralls的四个风电项目当中的一个风电场，其位置正处在美国海军的限飞空域之内，但这些项目都遭美外资委员会叫停，奥巴马也于9月底签署总统令，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正式命令终止上述项目。

　　“结果无法预料，但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肯定要有，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谈及起诉奥巴马的行动，三一集团董事长向文波强调，“过程比结果重要”。

　　“如果我们打好这一仗，就可以给大家清楚地呈现一个诚实、自信的中国企业形象，这样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对整个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中国跨国诉讼专家、知名律师郝俊波说。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亦称，三一胜诉的概率很低，但其在海外法律维权的勇气可嘉，这是中企‘走出去’所跨出的重要的一步。“这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在这样的诉讼中，起诉目的并不意味着非要追求胜诉，这代表中企在国际贸易战中，敢于抗争的精神，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企业‘不好惹’的形象。”

观点争鸣

　　张文魁：数十年高增长积累巨大失衡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这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文魁在十八大前夕提出的问题。不仅张文魁等业内学者想知道答案，中国乃至世界都迫切想要知道最终的回答。

　　北京《中国改革》杂志援引张文魁的话称，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来看，中国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巨大。但“发展空间和增长速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在张文魁看来，过去高速增长所积累的失衡已经变得非常巨大，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令人头痛的反制力量。贸易环境的恶化自不必说，中国国内不均衡发展过程，使得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一些严重问题，这不但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对社会和谐是一个潜在威胁。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资本形成率的高企，使中国在要素投入方面的空间也缩小了。

　　如此看来，单从经济增长的维度来观察，中国的机遇即使还在，也已不如过去10年那么大，增速的下滑可能是中国需要意识到的一个事项，尽管下滑程度不一定非常严重。但增速放缓对各方面的影响将意味着一个敏感期的到来。

　　张文魁强调，更严峻的挑战在于，过去逐年积累的失衡和矛盾如何才能得到控制、缓解，并最终得到消除，使之不会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增长的持续，并能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前进。中国面对的似乎是一个无法预知的黑箱，使整个社会进入一个脆弱期，这可能是最为严峻的挑战，而经济增长的下滑可能会起到刺激性的作用。

　　“中国仍然有机会。”张文魁提醒，这需要以新一轮改革做出充分的准备，以抓住机会、迎接挑战，顺利度过敏感期和脆弱期。

　　林毅夫：中国未来20年还能高增长

　　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2010年就曾高调宣称，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高效投资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广州《信息时报》报道，林毅夫说，上世纪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解决了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投资投向了基础设施领域，有效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

　　谈到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林毅夫说，随着中国未来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仍会大量增加，从而确保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谈到房地产价格偏高等影响中国经济的不利因素时，林毅夫说，中国政府采取的调控措施，可以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延伸思考

　　经济“去房地产化”

　　知易行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介绍，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增长，但中国经济也踏上了经济完全“房地产化”的道路。从2003年开始，无论是房地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房地产对整个经济拉动作用，无不显示“房地产”在宏观经济中巨大作用。

　　经济“房地产化”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的十多年暴利，从而使得中国有点实力的企业或只要有点路数的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这不仅导致了产业结构调整越来越向反方向发展（即传统产业的房地产发展所占的规模与比重越来越大），也对国家经济战略转移造成了严重困扰。

　　近十年来中国不少地方房价上涨近10倍。当楼价如此持久地快速飙升时，岂能不影响其他产品价格全面上升？

　　2010年至今，中国政府房地产宏观政策来看，尽管政府一直在强调挤出房地产泡沫，但目前调控力度与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除此之外，易宪容还特别强调，对房地产泡沫挤出最有效的房地产税收工具，因为种种原因始终还没能全面落实。鉴于“经济房地产化”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可能是中国经济另外一种方式的“硬着陆”，需要警惕。

　　《上海证券报》

　　经济下行 结构调整迎来新契机

　　显然，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很严峻。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下行”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世界经济一片凄迷惨淡中，这大概是中国经济调结构促转型的最好时机了。

　　“在经济繁荣时，谁都不愿调结构。但在产能过剩、部门缺乏投资的情况下，企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不调怎么行？而且GDP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亦疾呼，调结构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已经是生死存亡之道。

　　厉以宁认为，“要把经济增长搞上去方法很多，乱采乱伐，经济就上去了，但我们必须要调整经济增长质量，把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当下中国经济的出路已无异议：从依靠外需转变为依靠内需；从外延型增长转向内涵型增长。

　　提了很多年的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必须从纸面的政策上落到实处。这当然需要决策者下很大的决心去推行。其中，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是问题的关键。在经济学家成思危看来，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要有制度性的安排，收入和经济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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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必须与政改齐头并进

　　在今天的中国，在未来5年的关键历史时期，政府如何向社会分权，能否在官与民之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关系到中国能否跨越转型陷阱，能否迈向真正的复兴之路。

　　【侨报11月6日社论】4日，伴随着北京城今冬第一场大雪，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闭幕，为本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这又是一个起点，随即到来的中共十八大将对中共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做出全盘部署，中国的未来走向即将展现。

　　回顾过去5年，“和谐社会”、“社会管理”成为新的热点。经过30年的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中国收获了巨大的财富，但在社会层面的薄弱乃至断裂，也已经成为当下最危险的问题之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而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已明确提出；十七大则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目标单独提出来，要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近年来，官方投入了大量财力与精力，推动医改、教改、房改，加强社会保障，在社会福利、民生方面有了不小的提升。但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改善民生”只是一方面，中国还需要更加全面的社会建设，需要深度的社会改革，因为，权利已经成为比福利更为迫切的需求。

　　这种紧迫性可以在近年来屡屡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上看到，多数冲突往往是因利益分配不公引发的。但在中国已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今天，民生问题背后都与利益格局搅在一起。比如医改问题，改革方案争论了很多年仍难有定论；住房改革，住房难、住房贵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扭转，反而出现了“总理管不住总经理”的怪现象。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从中作梗。

　　这些现象如果得不到改变，中国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莫言被问及如何使用获得的750万元人民币奖金时，表示想在北京买套房，却遭网友调侃：这点钱在北京只能买套小房子。

　　诺贝尔奖获得者尚且不能摆脱“房奴”窘境，何况普通人？ 所以，中国必须要通过社会改革重建公平，完善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保障，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推动中国向中产阶级社会转型；同时，社会改革也是中国进一步推动政改的必要一步：即通过公众参与使居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产生一个强大的社会。只有建设起“大社会”，政府的权力与边界才有可能缩小，“万能政府”才能转为“有限政府”。

　　当前，部分地方管理者过于重视“和谐”，以至于出现了大量“被和谐”现象——官方频频动用维稳手段压制所谓不稳定的声音。但事实上，实现和谐社会不仅要有利益上的保障，还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先要有社会，才能有和谐。

　　建设社会，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很重要一个方面是释放社会力量。”政府最应当做的是，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生活。只有真正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和人们的合法利益，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才会发挥得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关注公共事务，形成社会合作，整个社会秩序才能够逐步建立起来。

　　当社会形成自我治理、自我运行的体系，政府也能够减少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和负担，从而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上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福柯喊出了“必须保卫社会”的口号。在今天的中国，在未来5年的关键历史时期，政府如何向社会分权，能否在官与民之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关系到中国能否跨越转型陷阱，能否迈向真正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