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自1984年开始从事改革研究，二十多年来的诸多成就——十多本中文专著、六十余部主编书籍、四百篇论文、近百份提交高层的政策建议报告，被称为“改革智囊”。

迟福林的著作之一——《第二次转型》。　　该书认为，由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选择。

　　2012年10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今年四季度将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这套调研长达八年之久的改革方案终于有了定论。同时，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中国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也将成为十八大期间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改革智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访谈：

　　问：有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经济仍将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的增长。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你怎么评价这一观点？
　　迟福林：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仍有7%到8%的潜在增长力。中国已经开始告别两位数的高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支撑中速增长的因素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当然仍起到重要作用，但在我看来，消费才是主要的因素。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具有两个突出优势：第一是国内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第二是转型与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应该对国内巨大的潜在需求有充分的估计，我想，未来5年，中国对消费需求的释放，可以从现在的16万亿（人民币，下同）达到32万亿，这个数据有官方的预测。到2020年，有可能会达到45万亿左右。如果消费潜力的释放能达到这个规模，那么经济的中速增长就有了重要的基础。
　　我并不反对其他专家提出“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增长的说法”，因为中国是个转型大国，投资空间是很大的。但关键是要进行“有效投资”，只有有需求才能形成“有效投资”。比如在医疗、教育、文化产业等方面，老百姓现在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政府的供应却远远不够。鼓励民营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就能很好地促进投资转型。就是说，未来几年的关键是以投资转型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来源。
　　中国正处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城镇化的关键还是人口的城镇化。因此，中国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有效投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投资一定要转型，转型方向就是必须适应国内的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
　　如果中国继续长期坚持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将会有三个大问题很难解决。第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困难。中国的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在40%至43%徘徊了十多年。
　　第二是投资效益下降。比如1997年，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产出3.17元，但到2010年之后，1元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产出1.44元。第三就是积累生产过剩的危机。例如，2011年中国对钢铁的实际需求不超过6亿吨，但实际的产能达到8.5亿吨左右。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加快“投资转型”。

　　做大GDP≠发展 必须终结增长主义政府
　　问：地方政府崇拜GDP的情况仍比较严重，崇尚“增长主义”，应如何改善这些状况呢？
　　迟福林：我提出的第一点是：不能以增长代替发展。“增长主义”倾向最大的特点是把做大GDP总量与发展划等号，而这种倾向和做法与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大。土地、环境和资源等都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一定要树立公平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这样才能够坚持科学发展的本质内涵。
　　第二，过度依赖行政力量，尤其是在垄断行业。这就造成了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进展，但总体来讲，还是很难进入某些重要行业。行政配置资源，尤其是对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利于民间和社会资本的进入。
　　因此，应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用行政力量取代市场，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应该逐步缩小。当然，在缩小行政干预的同时，如果政府能够将政策、规划及市场监管等事情做好，会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第三，“增长主义”重视解决短期问题，忽视长期发展。中国现在至少应该考虑未来10年能否维持7%到8%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能实现这10年的增长，中国就有可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所以，应着眼于未来5至10年的发展，来寻求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有效途径。
　　第四，“增长主义”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现在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是公共产品短缺。
　　尽管这些年政府加大了民生领域的投资，但由于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上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与这种公共需求的大趋势仍不完全适应。政府公共服务的重点在于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包括教育、医疗、环境、保障性住房和就业等方面。
　　近年来，虽然政府转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等多种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政府在做大GDP总量，以增长代替发展等方面的矛盾仍比较突出，“增长主义”的倾向也比较普遍。
　　只有解决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终结“增长主义”政府，使政府真正走到公共服务的转型路上来。

　　政府转型关键点：收入分配改革
　　问：你提出“解决好收入分配、基本服务均等化等重要障碍性问题，对于刺激消费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是政府转型的关键点。”如何理解这一论点？
　　迟福林：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城镇化，重点是投资转型，关键是收入分配改革。原因有三点：
　　第一，现在中国正处在发展转型期的一个拐点，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不出台，或者改革力度很小，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就很困难，因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和收入分配直接相关。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也是涉及到经济社会全局的关键因素，很多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和收入分配有关。例如，垄断行业高管过高的工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比例过低等问题，都越来越引起公众的不满。
　　另外，像小学生校车等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既和经济转型相关联，又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
　　第三，收入分配改革还影响政府的形象。由于灰色收入和腐败问题的存在，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的情绪会逐步加大。只有建立起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制度，才能重塑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增强他们对公权力的信心。这些基础制度包括未来的财政预算越来越公开化、加强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公开、工资协商谈判等。
 
　　改革核心点：解决利益关系
　　问：收入分配改革在2004年开始调研，2012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今年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你认为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迟福林：我想这项改革拖了八年，首先是因为存在一些判断和理念上的问题。
　　如果认为中国总体的分配格局是合理的，那么就没必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事实上是，这些年在国民收入的“大盘子”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例在上升，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比重有所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越来越突出的矛盾。
　　第二，利益协调问题。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是解决利益关系。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改革方案直到今天才即将出台，可以说确实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利益博弈的过程需要着眼于全局。
　　例如养老再分配的问题，不能公务员一套养老方案，事业单位一套，企业一套，这样肯定是不符合养老保险的公平原则，是肯定要改的，而改就牵扯到利益调整，这就不是短期内可以很快解决的。
　　第三，收入分配改革是和政府转型联系在一起的。政府过度依赖于垄断行业和国有资本，把做大GDP总量看得过重，就很难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更大的力度。
　　我认为，在十八大前夕决定出台这项措施，是形势所迫，是发展方式转变、稳增长、社会矛盾和社会转型问题迫使收入分配不得不改。
 
　　要利用社会力量  来解决三次分配
　　问：有专家提出破解收入分配的难题应推行三次分配，你怎么看？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是解决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矛盾。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在三次分配上还大有空间，通过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出这点。三次分配的重点是发育社会，这方面我们还有明显不足。 三次分配对于促进社会进步，促进良好道德的发扬都有促进作用。国家应把三次分配和社会组织的发育相结合，鼓励支持各公益组织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没有各类公益组织的发展，三次分配就比较困难。现在中国要解决"切蛋糕"的问题，同时提倡社会的自助、自救，利用社会力量来解决三次分配，国外有一些这样的做法，做得很好。中国的三次分配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会组织发育不足。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于8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组讨论会后表示，中国房地产贷款目前整体上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出现大面积的违约情况。

　　尚福林具体指出，一是因贷款的总量整体上并不大。到9月末，中国房地产贷款的余额是11.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是19.09%，远低于其它国家的水平，相对来讲，整体房地产贷款所占比重比较小；二是按揭贷款率比较低，按揭剩余期在缩短，弃房的现象很少，借款人还款意愿比较强；三是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发放比较谨慎，而且贷款的成数只是房地产市值的六成左右。

　　他称，下一阶段，银监会将继续要求银行业贯彻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控制贷款总量，和在总体贷款中的比重，防范贷款集中度的风险，二是防范抵押品价值波动风险，三是进一步规范信贷准入，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名单制管理，四是严格把控信贷资金的用途，确保合法合规的使用，加强对房地产销售收入、尤其是预售款的回笼管理，五是继续加大对中小户型、中低价位以及保障房项目的信贷投入。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整体上看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没有进一步扩大，整体上风险是可控的。

　　尚福林说，防范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的指导原则是控制新增总量，对存量实行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

　　他透露，从总量上看，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基本上没有增加，到今年9月末为9.25万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在贷款的结构上有所优化，市县一级的贷款融资平台在减少，向省一级在集中，安全性比过去有所提高；在贷款管理上，实行名单制管理，严格管理贷款，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平台贷款项目的现金流比较充足，实现现金全覆盖和基本覆盖的有9万亿元，占比达到97.3%，所以整体上看平台贷款的风险没有进一步扩大，整体上风险是可控的。

　　他同时还指出，仍然需要抓紧研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的机制，把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建立管理规范、运行安全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