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连续好几位朋友找我，提及十八大总书记胡锦涛所定目标：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

　　这其实就是我此前多次建议和呼吁的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我建议政府走民富路线，学习日本当年的做法，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走这条路线。很多朋友为此感到欣慰。

　　那么，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

　　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指出：二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1960年12月27日，是改变日本国运的一天，这一天，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间为10年，它把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或者核心目标。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 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日本股市也一路飞涨。

　　我查了当时的日经225指数，1960年12月27日，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这一天是1346.41，19年后的1989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涨到最高点38957.44，19年上涨了28倍左右。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牛市！

　　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日本，国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在海外大肆收购，甚至有买下整个美国之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的名言一度在日本广为流传。如果不是美国动用货币武器给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击，今日的日本不知道该多么令人畏惧！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国民个人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迅速，国力越强大。

　　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国用货币战争大伤元气的日本，经济显露出衰退迹象，倘若日本再次实现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宏大计划，日本经济或许走出泥潭，实现二次腾飞。遗憾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占据国外市场，而不是像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增加国民的收入，拉动起内需，结果，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日本既给我们带来了经验，也带来了教训。经验就是，民富则国强；教训是，民穷则国衰。

（二）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比日本在1960年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要复杂和严峻得多。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缺位、民众整体性贫困、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贪腐日益严重、裸官数量不断增长、老龄化来临等等社会现状。

　　而解决的办法，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阐述过。

　　要想实现国强，须首先实现民富，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我们首先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国民个人倾斜。唯有此，中国经济才能冲破内需不振的羁绊，实现最优效率的增长。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大均致为1：4：5。而中国这些年来，却大幅向政府倾斜。这种做法是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相违背的。

　　中国之所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政府倾斜，主要是基于下列思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事实上，这种主次颠倒的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遥无期，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政府无论是在初次分配中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是在经过再分配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便不考虑制度外收入），都是过大的。

　　有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早就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是最小的，损耗是最大的。在内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的国力才能实现快速腾飞，民族复兴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要实现民富，就应该在增加就业和减税方面做文章，而减税本身就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

　　我国应该通过降低税率，消除重复征税，提高就业机会等方式，逐步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

　　民富是国富的基础，民穷则是国亡之先兆。要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实现“民富”。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

　　一是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二是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产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关公共产品供应结构性严重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医疗为例，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在党政干部占据80%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剩下的13亿人只能分享20%的医疗资源，公众感觉看病难、看病贵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三，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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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内容大都摘自《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

（三）

　　中国能否实现收入翻倍？

　　我觉得，看待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单从数字上来看。比如，GDP翻倍与收入翻倍的同时，是不是民众购买力的同步上升？是不是幸福指数的同步上升？

　　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因为，如果简单从数字上来看，中国这些年的收入无疑是在快速增长的，但不能忽视的现实是：由于货币贬值过快，民众的购买力并未同步增长，生活压力在增大。原因就是，GDP的增长与收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货币超发使然，民众的财富不仅未能同步增长，反而连原有的也被稀释了。

　　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列出了如下数据：

　　美国1990年M2（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3.28万亿美元，2010年末为8.848万亿美元，20年间，M2增长了1.69倍。

　　1990年，中国的M2余额为1.53万亿元，2010年末已经达到72.58万亿元，20年间，M2增长了46.44倍。

　　货币供应增长的步伐并未停止。截至2012年9月末，中国的M2余额已经高达94.37万亿，比1990年净增长了60.1倍，折算成美元后，超过美国同期M2接近50%！

　　按照这种货币供应速度，根本用不了10年，国民收入翻倍的计划就能实现，问题是，民众的购买力能够增长多少？——这才是最根本的！

　　而且，任何经济的发展能源于体制带来的强大推动力，这种非经济之外的力量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在权力依然强力左右经济运行的情况下（庞大的政府投资和依附于其上的严重的腐败即为典型的例子），经济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如何产生？

　　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是：

　　国内：除了货币超发严重，资源也越来越向权力部门集中，向国企尤其央企集中，而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尤其是在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之下，民营企业的生存处境日益恶化。权力部门因为私利干预经济的动力越来越强烈，对税收增长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20多来年税收以GDP增速一倍甚至两倍以上增长，这种情况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极为罕见的！而政府所主导的很多投资项目成本高昂、收益低下，成了国民沉重的包袱。

　　国外：债务危机这条带血的主线，正在爆发出越来越强大的杀伤力，而随着危机向亚洲的快速蔓延，给中国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紧迫，中国能够抓住最后的时机真真正正地进行改革，并在改革中发展壮大吗？

　　如果中国能够打造出民主、法制、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严惩贪腐，通过大力减税，扶持科技发展等措施，从公平、效率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国的实力，那么，国民收入翻倍计划，将给中国带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民族复兴的机会！中国将能够在全球性的债务危机的蔓延中，获取廉价收购的机会，而不是成为别国的猎物！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获得重生，走出一波像样的牛市，以高回报赢得民众的支撑。

　　但这一切现在看来都只能是假设。

　　“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远景规划，也是我在多年前就苦苦呼吁和建议的。期待它能够真正地改变中国的国运，给我们这个民族、给亿万民众，带来福音，而不仅仅是一块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