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堆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近来俨然已成为大众舆论集中炮轰的对象。被寄以改良社会期待的“天之骄子”们，一毕业就直奔稳定生活和良好保障的“公务员”而去。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不光学子们，就连高校老师，也在绞尽脑汁试图谋取一官半职，以给自己越来越疲于奔命的职业上一份稳妥可靠的“保险”。

高校教师生存现状：奔钱、奔官

　　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合课题组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走访了上百名在京高校的负责人、教师并回收数千份问卷。在研究报告中，他们把高校教师的状态描述为“三奔一荒”：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奔钱”已属常见行为。不少教师既在外兼职又对外承担课题；有的教师业余开公司，到电视台配音，兼职当律师，拍摄影视剧，而各处讲课则是最普遍也最常规的兼职方式。

　　“奔官”则是一个新动向。教师们向行政位置转行，争相担任行政职务。报告描述说，因为行政部门掌握了学校的机会和资源，纯从事教学的教授们缺乏影响力，对能否申请到资源缺乏确定性，一些教授争当处长，甚至当科长。接受座谈的教师们也纷纷表示，“当官有用，创新和教学好没用”；“当教授又当处长，机会就多”；“当官在学术上有损失，但总比被别人支配要强”。

　　兼任行政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原本是高校里的行政人员名利双收的一种典型方式。研究称，高校行政部门负责人常常挤占教师的职称名额。一位受访的老教授说，“我在学校兢兢业业干了20多年，成果按说不少，但是到现在没有评上教授。新来的党委书记没有专业，没有教过课，却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教授。”

　　报告认为，实际中看来，这一做法能帮助行政人员掌握双份的好处，例如掌握校内科研经费，自己给自己设置和批准课题，自己给自己验收成果。至于“小金库”、经费分拨中的权钱交易等等，更是不一而足。

　　而当教师们也纷纷放下面子去争做官，大学就继“学术泡沫”之后膨胀出了新的“行政泡沫”。一些高校出现了教授去竞聘处长甚至副处长的情况，教师中对此有“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的形容。

制度寻租泛滥使教师“眼红”

　　从北京地区11所市属高校、7所部属院校回收的1647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等学校内行政人员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教学人员。同样具有教授职称，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者2010年的年工资收入平均为13.6万元，比不担任行政职务者多2.4万元。同样具有副教授职称，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者平均为10.1万元，比不担任行政职务者多2.5万元。

　　而课题收入方面，担任行政职务者的课题收入是不担任者的2.2倍。这一收入随职阶提高也在不断上行，兼任处级职务教师的年收入也接近兼任科级职务者的2倍。

　　但另一面，高校教师的收入却略低于同级公务员水准。调查称，2010年北京市正教授的收入处于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正厅局级和副厅局级之间，副教授的收入处于正处级和副处级之间但基本与副处级相同，讲师的收入既低于正科级也低于副科级，助教的收入则明显低于办事员。

　　教师们耳闻目睹上述情形，自然不甘心放弃从行政职务中分一杯羹的机会。更何况，兼任行政职务后，工作量往往反而轻减。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张荆将“教师的工资与公务员工资系统挂钩”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整体方案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他表示，这也是德国、法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通行的做法。

　　“国外高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类，而我国绝大部分高校都是国立，还有少量民办。国外的国立高校里，教师薪酬一般是以公务员工资为基准，再高10%左右。”张荆说，这是他们考察国外高校得到的结论。

　　他认为，国家理当全额负担高校教师的薪酬。但在现行制度下，国家只负责正式教师的基本工资，收入结构中设计的绩效工资必须依靠学校和教师去市场中赚取。而另一方面，教育作为民生之本和公共服务，其市场价格被国家严格控制。这意味着教师不能依赖学校，而要单打独斗地去挣回自己的“市场价”，而这一切，都必须在满足越来越繁重的学校考核指标之余，另辟时间空间完成。

　　不希望陷入上述苦力循环的教师，只能“奔官”。

　　“高校教师对于收入是否公平所持的重要标准是公务员。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秤。只要高校教师的收入低于公务员和其他主流群体，就会感到不平衡、不公平。”报告中写道。“公立高校教师工资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与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资体系挂钩，通过科学测算、多方评估和民主参与程序，确定高校教师不同专业职称等级与行政部门公务员不同职务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对两者实行捆绑性调整，无论公务员还是高校教师，只要一方调整，另一方也同步同比例地调整。还要使不同院校相同职位的教师的收入基本相同。”

　　“还有另一条路，就是私立大学，完全放开。”张荆说，“走市场化经营的路子，提高学费，由董事会来管理学校，日本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但他显然不大看好目前走这条路的可能性。

　　除了教师薪酬体系不公平，过度行政化、专业人士缺乏参与、权钱交易和学术腐败、考核制度设计不科学等问题，彼此环环相扣，处于一个共同拖累高校学术质量和长期人才培养能力的因果链上。一位研究受访者描述自己的生存状态时说：“一天忙下来之后，你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成就感；一年忙下来之后，觉得没日没夜，却没做成什么像模像样的大事。你发现自己总在忙忙碌碌，却说不出来在忙什么。”

　　研究者认为，此前“由行政部门发起、由行政部门设计、由行政部门执行”的高校改革，让高等院校的行政化倾向有增无减，加剧了院校管理和教师工作的混乱。他们主张，应重新审视此前和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改革乃至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切实遵循高校管理和高校教师积极性调动的基本规律，纠正愈演愈烈的过度行政化，并给予教师公平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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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逾八成自认处于社会中下层（王梦婕）

　　彭锋（化名）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8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很忙，他计划3年内发表6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拿到副教授职称。为此，他把大半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跑关系、找发票报销上”。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4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光鲜外表下“鸭梨山大”（即压力很大——记者注），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后”、“80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

　　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由廉思领衔的30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供职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72.3%感到“压力大” 科研任务重是最大压力源

　　彭锋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

　　他工作日的时间表通常是：上午读书、查资料，带几个学生做调研，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再找财务“弄1个小时的报销”。双休日里，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翻译计划”，为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彭锋的紧迫感。“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

　　近3年来，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锋工作快5年了，身边近2/3的同龄教师是讲师职称，只有约1/4是副教授职称，“40岁以下的教授几乎看不到”。

　　“时代习惯了‘赢者通吃’，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锋坦言，职称低让“工蜂”们感到掣肘颇多，“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报告也显示，80.6%的“工蜂”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

　　彭锋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围绕着“马上升副教授，40岁以前升教授”进行。为了成为“蜂巢”上层的“赢者”，他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调查显示，没有‘工蜂’认为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仅仅是质量，有超过2/3的人认为，人际关系与职称会对论文发表产生重要影响。”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这些与你的身份、收入、尊严全部连在一起时，不少年轻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以步步追逐那个唯一的成功标准——拥有更高的文化资本和成为专业权威。”

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 14.2%主要靠兼职养家

　　“‘大学老师’的名头提起来能赢得同辈尊敬，但说起经济收入，囊中羞涩的时候多。”彭锋说。调查报告佐证了这一点。

　　“调查显示，仅有13.4%的受访者是由于‘收入高’而选择当老师的，64.6%的‘工蜂’认为‘稳定性高’是当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则是由于‘名声好’。”廉思分析，虽然拥有较多的无形资本，但“工蜂”族的整体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万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万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忆曾在博客上“晒收入”，提到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开支。工作的第3年，彭锋也曾对比过“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单。他发现，金融业2010年的年人均工资是8万多元，计算机和软件业近7万元。“我们排在第三位，5.7万元。但除去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师达不到这个水平。”

　　彭锋不是没有“外块”。但调查显示，七成“工蜂”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工资，五成人的年均“工资外收入”不足两万元。

　　报告指出：“相比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近年来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因此，适当提高高校青年教师待遇，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是一项紧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而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又集中涌现，以致不少人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廉思进一步向记者分析。

　　由于有房贷压力，彭锋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来刚好“收支平衡”，有时略亮“红灯”。

　　而调查报告显示，彭锋的情况不在少数，每月能有经济结余的“工蜂”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几年内，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体面的收入，知识分子只能‘为稻粱谋’。”彭锋坦言，由于其兼职承接的课题研究耗时不少，尽管家里有600本藏书，他近一年除专业书外，已很少有时间“精致地阅读”。部分“工蜂”族在调查中坦言“兼职影响了备课”，为贴补收入，对各种课题经费也“节衣缩食”，“该用的不舍得用，应该开的会不舍得开”。

　　“在一次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对话中，他针对‘工蜂’族表示，大学里做学问非要有‘闲暇’不可，古人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廉思告诉记者，“但当不少教书育人者必须为世俗劳碌时，我们担心青年知识分子正由‘精神贵族’沦为‘知识工人’，并把这种焦虑传给下一代。”

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无论从哪方面硬件条件来看，“工蜂”族都不算“屌丝”：高学历，工作稳定，83.7%受访者拥有本地城镇户口，八成有住房公积金，五成以上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上社会名望，高校“工蜂”族应属“凭借学历资本而上升”的中产阶级。但调查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却在“下行”。

　　对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报告分析指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北京师范大学某房地产领域教授日前宣称，若学生在40岁时还没赚到4000万元就别来见他。在廉思看来，此番言论中知识与金钱孰轻孰重的纠葛，正是上述变化的一个典型概括。

　　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均，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官本位色彩浓”，有时也令彭锋产生“失落感”。

　　报告显示，过半数（54.0%）受访“工蜂”有类似感受。“不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目前，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处于‘平台期’——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年轻人的出头比‘变革期’要困难很多。”陈平原教授对廉思研究团队这样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报告还显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感。

　　调查发现，在部分考虑过转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务员，想从事企业管理或金融行从的也分别有两成左右。

　　此外，在判断自己是否优秀的标准上，有45.6%的受访“工蜂”认为同行认可是首要标准，其次是获得政府认可，仅有23.4%的人把“获得社会认可”作为评判标准，这也令研究者感到担忧。“由于关乎基本利益的评审与晋升均由‘同行’或‘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问题时，会更多选择站在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很难做到‘为大众思考’了。”廉思在报告中写道。

　　彭锋至今记得，在自己读书时，他的老师曾告诉他：“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能为国家担纲，也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在校园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样，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家庭，过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当知识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怀，都缩到与时代精神没有关系时，时代精神在哪里安放？”这是彭锋忙碌之余，经常涌上心头的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才计划：受聘期不能担任处以上领导干部 （甘丽华 陈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近日推出校内“文澜学者”人才计划，投入近2000万元资金培养高水平学者。该计划提出一条特别要求：入选学者在受聘期间不能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职务。该校党委书记张中华表示，这是学校继校、院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之后，加快推进高校“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

　　据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打算通过5年时间，滚动遴选奖励资助5名学术名师、10名学科带头人、100名学术骨干分别担任文澜资深教授、文澜特聘教授、文澜青年学者。学校将专门投入近2000万元资金实施这一人才工程计划。“文澜学者”除享受正常工资、津贴、福利待遇外，另外享受专项津贴。

　　遴选条件中特别指出，文澜学者人选应全职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受聘期间不得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在做官与学者之间二选一，即使是书记、校长，也不例外。”

　　对此，该校党委书记张中华认为，学校领导干部要把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教师要潜心专注治学。此次“文澜学者”人才工程严格限制校级领导、学院院长和部门双肩挑的干部进入，是学校加快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具体举措，也能保证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