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层面临的十分重要的任务，是舒缓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和各种暴力事件。这里有两个目标：一、中短期内，相当程度地舒缓矛盾的激烈程度；二、中长期内，釜底抽薪解决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深层诱因。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20年来的重大偏差是，政商高度结合不但导致社会呈现“哑铃型”结构（即富人和穷人庞大，中产阶层负荷沉重），更重要的是导致“富人富得来路不明，穷人穷得心有不甘”这一十分危险、几乎酝酿着革命种子的社会基础。中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社会风波，已经让人明显嗅出了这一点。

　　因此，新一代领导层能否在维稳思路方面有战略性重大调整，与能否下定决心退出市场一样，成为未来三年里一个关键性的观察指标。

　　中国近年发生在各地的社会稳定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星星之火”。但如何使“星星之火”不致形成“燎原”之势？这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切入口。

　　中国国家机器这些年的做法是刚性维稳，从治安和舆论两方面入手的控制措施日趋严厉，其结果是治标不治本，社会气氛和官民关系更为紧张。近年虽有广东等地的“创稳”思维和举措，但似乎依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也未见广泛推广，各地社会矛盾和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国家机器对社会矛盾的性质及其程度，显然存在严重误判。今天星星点点的社会稳定事件，有两个特点不容忽视：一、这些社会事件迄今都不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而都有其十分具体的诱因；二、这些事件即便加起来，其程度也尚未达到动摇现政权的目的。

　　但这不等于人们可以继续拖延对这些社会稳定事件的诱因的解决，更不等于可以采取刚性维稳的方法来解决（实际上是激化）矛盾。事实上，若任由这一趋势蔓延下去，那么中共所担心的执政基础受到损害，将早晚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若任由这一趋势蔓延，那么未来三、五年内各地的社会风波将继续激化，最后导致难以收拾的局面。

正确把握和区分各类骚乱的本质

　　当前摆在中国国家机器面前的问题有两个：一、从深层上，如何认知市场经济的深层规律，以培育社会来逐渐化解矛盾？二、从表层上，如何改刚性维稳为柔性创稳，不再以暴制暴，继续激化本已逐渐升级的社会矛盾？

　　这里又有几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一、各地出现的社会稳定事件，其来源和性质到底是什么？二、这些社会事件与今天迅速转型的社会和政府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几年的各地社会稳定事件，就来源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因土地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如广东乌坎村事件；二、因劳资纠纷而产生的风潮，如珠江三角洲一带不断出现的工潮；三、因上马非环保项目而出现的民间抗议风潮，如几年前的厦门PX风波、今年的什邡、启东和宁波事件等；四、因执法不公而导致的民间抗议，如几年前的贵州瓮安事件等。

　　上面的几大类社会稳定事件，就其性质而言又可以分成几种：一是直接与政府或政权机关有关的，如执法不公而引起的事件；二是纯粹在社会层面产生的纠纷，与政府并没有直接关联；三、虽是社会层面产生的纠纷，但由于背后有政府的参与或影子，因此民间抗议的矛头很容易对准政府。

　　由于在大多数事件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因此民众往往不愿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即便诉诸社会层面，也可能无济于事），而更愿意直接找政府，到政府门前请愿和示威。这背后的深刻原因，恰在于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多、过深的介入。

　　一旦民众将矛头直接对准政府，一些地方政府也就自动对号入座，认为民众的矛头就是对准自己，于是开始考虑动用公安力量等国家政权工具。即便在一些与政府无关的群体事件中，政府为了防止骚乱，也倾向于以各种方式使用警力维稳。在事件现场，由于民众情绪的激动，实际上很难避免警民冲突。这样做的结果，是将本来属于社会层面的矛盾，直接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政府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卷入了纠纷，官、民、警三方实际上都成了受害者。

“权利公民”博弈“计划政府”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政府面对民众情绪和社会矛盾，最巧妙的办法是“金蝉脱壳”，把矛盾重新推回到社会层面去博弈，而自己则充当“和事佬”。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用于今天的中国现实，这里的“上帝”就是政府，它仅负责规则的制定和监管，而不介入具体事务，民众有事也不会首先想到找政府；而冲锋陷阵的“凯撒”就是社会，它应拥有一套调节矛盾的有效机制。

　　但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这一点却完全不可能实现，因为今日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全的民间社会，以及可赖以调节矛盾的有效机制。因此，所有的矛头只能都对准政府。

　　这种矛盾，深刻折射了“权利公民”和“计划政府”之间的反差与博弈。

　　所谓“权利公民”是指中国经过2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当部分城乡居民都已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在此基础上自然产生了权利保护意识；而所谓“计划政府”，则是指在过去2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中国各级政府的功能和各地官员的思维，依然未能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

　　“权利公民”与“计划政府”之间的反差，虽然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严重的结构性反差。

　　上述问题的解决在过去若干年，因各种原因在相当程度上被推迟和搁置了。社会的许多经济和社会交界处的矛盾，无不由此而产生。近年北京高层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了地方层面，究竟是变成“管理社会”还是“社会自治”？前者是向计划经济的倒退，而后者则是向市场经济深层规律的进发。

　　所有这些，显然都早已超越了政法部门所能掌控的范围。中国一个大省的维稳办主任曾对我说：“政治体制再不改革，我们这活就没法干了。”

　　但对中国各地的政法官员而言，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及其深层逻辑，将有助于其在实际工作中对维稳的“度”的把握。实际上，要各级政府完全退出社会，把矛盾交给社会去博弈和解决并不现实；要各级政法部门完全放弃刚性维稳的方式也不现实。但各地在维稳上出现的最多的问题，恰恰是对维稳的“度”的把握。这显然又需要各级政法官员不但要成为本行业的专家，同时更要成为对中国转型深层规律具有把握能力的“杂家”。

宣传系统：须摆脱落后思维

　　这一道理同样适合中国各级宣传部门的官员。前述的所谓以暴制暴，不仅指政法部门的作为，同时也包括宣传部门在社会矛盾激化之下对舆论和思想的控制。实际上，一味依靠控制舆论来维持表面稳定，一如在不触及“病理”的情况下一味掩盖“脓包”，总有一天要出大事。

　　当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主流舆论场（即传统的平面和电子媒体）和非主流舆论场（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主），尤其是当大量民间情绪都在互联网上流传、发酵的情况下，传统的“管卡压”方式一如刚性维稳，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将催生和激化矛盾。

　　在这方面，政法和宣传系统官员的思维和观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笔者与中国各地官员接触的印象来看，思维最开放、能力最强的每每是地方一线负责人和政法系统官员，而思维和行动最保守的则是宣传系统的官员。这一印象可能以偏概全，也可能挂一漏万，但笔者只是想说明，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除体制因素外，官员的观念和素养往往将决定方向正确与否。

　　“十八大”后，中国能否在维稳思路方面迈出战略性调整的一步，其关键因素也在于此。

十字路口须防止共识分裂 - 再论“十八大”后的中国发展方向

中共“十八大”刚结束，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就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此次会议的内容和主题，会后被部分人士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李克强在会上强调，改革仍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李克强表示，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这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李克强甚至还谈到，改革的切入口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下一步改革最佳切入点在哪里？

　　“十八大”闭幕后，中国官方舆论在下一步改革探索的问题上，似乎比之前稍稍开放了一些。随着年底临近，各种有关改革的论坛陆续登台，12月的北京可能将成为一个议论改革的热闹舞台。

　　但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到底如何展开？其切入点究竟在哪里？中国积重难返的改革结构性难题究竟如何破解？下一步的中国改革究竟是“小打小闹”、“换汤不换药”，还是釜底抽薪，冲拳出击？下一步改革的究竟如何平衡与社会矛盾的关系？如何做到舒缓矛盾并逐步解决深层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在中国过去若干年的改革历程上，历来都是知易行难，众说纷纭。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实际上陷入停滞状态，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各阶层均自认为弱势群体，社会情绪迅速逆转，民间底层甚至酝酿着一股骚动的情绪。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从来没有过的危险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人人都对现状感到不满，但真正改革的举措又很难得到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真心拥护，形势就变得十分复杂和诡谲。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已被严重撕裂成两半或多半。从粗浅的层面分析，今天的中国既有贫富的分化、东西部的分化，也有国企和民企的分化以及官民的分化。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今日中国已被严重撕裂成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分化。这也正是“哑铃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薄弱、贫富群体庞大）形成的最重要的背景。
　　即便就房地产市场而言，今天的中国也已被严重撕裂成两半，一是有房一族，二是无房一族。有房一族自然希望房价大升，而无房一族则自然希望房价大跌。有房一族大都为中产阶级，属于社会中坚力量，也是“沉默的大多数”，轻易不抗争，但一旦抗争就必然酿成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无房一族则大都为底层人士，虽无权无势，但却拥有巨大的骚乱能量。两者都是今天的中国当权者所不能得罪的群体。
　　因此，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从经济学原理来说无疑是荒诞的，但这个荒诞的现实却已成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既然是政治，那么对今天中国房地产的改革就只能遵循政治的思维，而不能遵循单纯经济学的思维。

利益格局破解：改革终极障碍

　　这是今天中国最大的现实，也是最大的荒诞。就单纯某一方面的原理来说，中国的改革切入点有很多，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保障、房地产市场改革、进一步拉动内需和推进城镇化建设。

　　所有这些改革举措背后的考量可以有很多。比如收入分配机制失衡是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其最直接的层面涉及到低收入人群的保障。这部分人群长期游离于改革红利之外，在收入分配机制失衡的情况下属于最为失落，也是最具骚乱能力的一个群体。适度安抚这部分人群，对于舒缓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当有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房地产市场是今天中国最为荒诞的现象之一，在调控之余进一步加强改革力度，理论上也当有益处。而从中国未来八到十年的发展前景来看，如何在保证发展的前提下，继续拉动内需，推进城镇化建设，以使中国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形成和壮大中产阶级并逐步切入改革难题，也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想法。

　　但所有这些切入点及其背后的考虑，到最后都离不开一个终极障碍，即当今中国的利益格局及其政商结合背景。英国广播公司不久前拍摄了一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其中一句话听似平常，但发聋振聩：“今天的中国，谁站在权力一边，谁就拥有财富。”

　　因此，均衡发展、共同富裕、藏富于民等口号谁都会喊，但一到实处便告落空，其根本原因在于，面对早已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谁只要敢于痛下决心，谁就等于为自己的仕途铺上一条通往“滑铁卢”的捷径。

不推高期待值，不拖延路径设计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改革“小打小闹”容易，但真正下刀动手术则依然难上加难。即便如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等权宜之计的改革举措，进展到最后也还是会遇到利益格局的破解问题。所谓“功夫在戏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最后成功的关键，当在于收入分配机制以外的领域。
　　但这样说并不等于未来的改革必将一事无成。相反，从较易操作的层面切入，但对于利益格局的“硬骨头”及其破解，必须有一个周密的考虑和全盘的部署。
　　未来一段时间里，各种改革的建议或路径设计都可能出台，从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到城镇化建设，从国企改革到土地、税务改革，虽可能不直接触及问题的核心，但只要在操作上有的放矢，循序渐进，还是有可能逐步接近利益格局破解的大目标。至于政府退出市场、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的改革，从上述改革开启之时，就应有所设计和试验，一旦上述改革基本就绪即可推开。

　　开启上述改革之门时，须要注意的是，既不无限推高对改革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尤其是对一步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但也不以此为由拖延事务性改革（如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国企改革等）以外的利益格局改革的进程。

　　这须要“十八大”后的新领导层在推进改革方面，既给人信心，同时也让人看出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路径安排。不然，一段时间后，当改革的期待值被唤醒、拉高之后，失望的情绪也将很快降临。届时，中国社会情绪可能将再一次面临逆转。

研究改革规律，避免左右之争

　　在中国改革走出“深水区”的关键时刻，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左右之争很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依然须要谨慎处理的问题。

　　过去几年，由于改革进程的停滞和社会矛盾激化，中国改革实际上面临十字路口的多难抉择。由于改革方向不明，勇气不足，改革继续前行势必面临风险，因此出现了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无论是所谓“重庆模式”还是北京思想界的左右之争，都无不折射了这一点。

　　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和宽容中伴有理性和思辨，从而既保证人们的思想自由，同时又确保人们在拥有思想自由的同时，也拥有相当程度的理性和思辨能力，最后展现的是高度自由与高度理性结合的现代文明社会。而茫然的思想状况，则是多元背后的混乱，继而无从获得理性与思辨的矫正。这显然十分危险，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左右之争，表面上看似乎热闹，其实却充满了肤浅，或至少只是在问题的表层打转，而绕过了问题的真正核心。

　　中国社会过去几年的左右之争，共识分裂，其实源于对中国改革和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扎实的研究。

　　邓小平早年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既有其探索改革的特质，也有其面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无奈和谨慎。但在改革开启34年，市场经济实施整整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若仍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准则，那就必将酿成重大的偏差，因为改革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及其激化已不允许人们以瞎子摸象般的方式推进改革，而必然要求人们对已实施20年的市场经济及其深层规律有足够的研究和把握。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能否在这方面有更好的把握，将直接决定未来的中国能否避免十字路口共识分裂的局面。
作者是香港的时政评论员

邓小平早年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既有其探索改革的特质，也有其面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无奈和谨慎。但在改革开启34年，市场经济实施整整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若仍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准则，那就必将酿成重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