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40岁以上的中国男人人生似乎走到尽头，被传统的东西所束缚与笼罩，动弹不得。抬头上望，那些生于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人仍控制这个社会一些关键的地方。我就想，中国这个国家如果一旦让那些西方文明科技装扮的物质器件外衣消失，我们可能与百年前的中国没有多大区别？……

　　40岁以后的中国男人大部分是非常可悲的，理想已死，是非已模糊，心态日益颓废，精神渐渐枯萎，肉体日渐衰败，价值观全面沉沦，沉沦，再沉沦，流氓化，世俗化成为这批中年人的狰狞面貌。他们基本上是靠本能欲望和习惯惰性生存，没有思路，没有出路……

　　回首这些年来中国的变化，能够想象“40岁以后”的心情，在激情燃烧的80年代吸吮了理想主义，满怀壮志要打造真正理想的国家，然后几乎一眨眼、一个转身，大家都幻化为以实现物质满足为首要目标的物欲追逐着，而今当基本生存危机解决，失落与空虚感立即浮上心头，世界依然与原先的美好想象差距甚远，个人的再转型却已不可能。

　　所谓的中年精神危机，中国几乎是第一次有一代人面临这个问题。从好处说，这说明现代中国第一次出现基本实现温饱的一代；坏处讲，他们欠缺处理这类危机的资源与经验。

　　读过些圣贤书的中国人自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这种士大夫情结，固然能让民族在危难之际迸发强大力量，然而将个人的快乐与不快乐过于紧密地和国家现实联系在一起，也反映出在传统价值观影响下，中国人格的不够独立与完整，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一种文化人格的强大，“生活人格”的矮小。　

　　也有中国朋友心中向往北欧式的悠闲生活，人生只为养育儿女快乐成长为乐，为心灵平静而活，但他内心又时刻对充满未尽社会责任的焦虑感，为孩子能否成材担忧。这种内心的压力，经常会转变为对现实的种种不满。

　　诚然，中国当前公平正义不足，贪污腐败严重，但在现代社会里，由下而上推动改变需要具体的、哪怕只是很微小，却直指问题要害的公民行动。因此，想要匡时济世，首先就需要参与者有健全的精神人格，反之，光凭“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想象来主导行动，第一很可能行动不来，第二也未必能改造出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