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多数的中国民众对他们的国家及个人经济前景都持有较乐观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又对国内自上而下的贪腐现象感到强烈不满。

　　而在学术领域，中外经济学者对于中国贪污问题的关注也远高于30年前。

　　证据显示，虽然穷国的国家管治往往比较差劣，贪污问题也较严重，但对贪污的管控与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是不一定成正比的。

　　高层腐败（kleptocracy）是指统治者或精英集团利用政治权力增加自己的财富，侵占国家以及人民的财产和权利的行为。在短期内，高层腐败并不一定会损害经济的发展；这是由于经济发展可以令窃盗统治集团获得更大的利益，因而发展经济符合那个集团的利益，也使得它能赢得民众的谅解。

　　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在2009年，丹麦对贪污的管控程度是全球最高的，而索马里则是最低的。中国对贪污的管控程度低于韩国和印度，但却比俄罗斯和与非洲等许多国家高。

　　由于高层腐败，基层民众收入增长速度往往落后于贪腐分子。因此，长期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资讯的传播以及表达自由的提升，民众对高层腐败的容忍程度也会下降。所以，认为改善基层民众收入就可以提高民众对高层腐败容忍程度是不智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

　　当代中国的高层腐败与古代的贪腐多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即当前的贪污盛行尚未至掏空国库，政府及官僚横征暴敛的地步。但当高层腐败导致加税，激发民怨，一个政权的寿命也就可以开始倒数了。

　　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高层腐败也有不同的程度体现。有人以为中国本届政府的高层腐败丑闻较江朱体制时期的为多，但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化，更大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腐败不仅重庆有，北京也有。

　　前些日子，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习近平任中共领导人后所需要面对的挑战，也刊登了一张习坐在人民大会堂里某厅沙发上的照片，经过剪接，那张椅子却置放在一个分裂的大地上。文章称，习的一大挑战正是肃贪。

　　中国民众对高层腐败是有切身体会的。当前的情况与在大城市里爆发严重的群体事件还有一步之遥。十八大后的中共新领导层需要与时间赛跑，即在严重群体事件爆发前把廉政建设搞好。要不然，中国的麻烦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