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难免觉得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错综复杂、使人 困惑。中国，以及大多国家都采用简明直接的大学录取考试制度。可美国大学却要求学生提交SAT成绩、托福成绩（TOEFL，非英语母语留学生需要提交）、 一份高中成绩单、两封老师推荐信、一份学校导师报告（提交一次，更新两次）、个人申请文章、以及课外活动简历 。美国大学要求了这么多材料，几乎都相当于得到了学生的大脑扫描与基因资料。可到了12月或4月的时候，大学们对于学生的录取结果却只是简单地答一句 “是”或“否”，不作任何解释。

　　中国的中产阶级家长们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全世界压力最大的。为了帮助孩子准备高考，让他们能上北大清华，中国家庭不得不大费周折。在学校方面，家长得 确保孩子上对幼儿园，有好老师、好同学；课外时间，家长又得花钱给孩子报补习班，请家教，这样孩子在班里才不会掉队。在孩子升初一时，家长得要东奔西走着 递材料、托关系、请吃饭；到了高中的时候，高考压力之大，导致许多学生甚至顾不上吃饭与睡觉。

　　较之中国高考，美国包括常春藤大学在内的许多精英学校和私立学校录取过程主观性强、透明度低、风险值高。这就意味着，美国家庭同样压力巨大----或许 更甚。像中国家庭一样，美国家长需要搬家住进好的社区，并为孩子花钱请家教。像中国学生一样，美国孩子需要取得漂亮的GPA（绩点分）、SAT或ACT成 绩。可除此之外，常春藤盟校还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于是，美国学生不仅要备考，还要参加课外活动，比如加入足球队与辩论队，并在周末辅导来自弱势群体的 小孩，或是为当地报纸撰稿。所以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报道说，为了不打瞌睡，保持专注，美国的许多优等生都滥用药物。

　　那么，美国大学的这种高压录取文化是如何生成的呢？常春藤盟校当今的录取制度有何根据，又是从何演变而来的？这一切对中国学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其2005年出版的《宠儿：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招生秘史》（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一书中曾详细讲述过这几所精英高校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常春藤盟校原本只是一个针对与精英团体及其后代的小圈子，可 是随着美国经济变得愈加职业化、技术官僚化、与精英政治化，常春藤听从了教授们的唿声，开始提高学术标准并施行严格的入学考试。

　　如今的常春藤盟校，较之从前多元化得多，也国际化得多。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出色的橄榄球员，或者拉得一手小提琴，是个优秀的演员苗子，从经验上来 说，你都更有机会进入招生官的法眼，挤进招生率相对较低的常春藤盟校。这些精英学校也愿意录取更多的女性与少数民族，以寻找下一个希拉里・克林顿与贝拉克・奥巴马；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它们也开始录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

　　在过去30年里，对常春藤盟校招生体制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全美大学排名。在一方面，这个年度排名对于常春藤的市场营销而言可谓是天降福音----在全美国、全世界，那些原本对常春藤毫无耳闻的优等生 们，如今都将自己的学术身份与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挂上了钩。举例来说，自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宣布哈佛是全美第一以来，申请哈佛的人数翻了 三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学校申请人数增多，也跟大学申请的数字化有关。在纸与笔的年代，高中毕业生通常只会申请少数几所大学，而有了通用大学申请系 统（Common App），他们申请的学校数量有可能翻了一番甚至更多。

　　面对应接不暇的申请信，常春藤找到了一个双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法现在也为美国许多精英学校和私立学校所采用。

　　首先，正如美国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于2001年9月刊登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提前决定录取的喧哗》（The Early-Decision Racket）一文中所说，常春藤及少数精英学校采取了一种“提前决定录取”政策，以维护自身的机构利益。

　　在“提前决定录取”中，学生早在11月份就要申 请一所大学。部分大学要求学生做出承诺，如果在12月学生得知他被录取了，就必须去上这所大学。几乎提前一年就承诺去上某所大学，这对大多数17岁的高中 生而言是个艰难的决定，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提前获得通知书，这也能让他们获得解脱和自由。“提前决定录取”同时也提高了大学的“收获率”（最终去上某所 大学的学生占该校录取学生总数的百分比）。这能够帮助大学提高自身的排名，因为“收获率”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决定大学排名时最重要的两项标准之一 （另一项是“选拔性”，即得到录取的学生人数占申请人总数的百分比）。

　　其次，因为“选拔性”在大学排名这场游戏中如此关键，名校招生官的工作从“大门守卫”变成了“拉拉队长”。在《招生机密》（Admission Confidential）一书中，前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招生官蕾切尔・图尔（Rachel Toor）解释道，她的职责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来申请：

　　“我走访全国各地，把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煽动得一片狂热，好让他们来申请。我告诉他们杜克大学的学术是多么的优秀，能让他们在社交方面多么的开心。然后，到了4月，我们就拒掉他们中的大多数。”

　　常春藤招生官们之所以花大量的时间与金钱飞往中国，在中国高中礼堂开讲座，通过Skype面试中国学生，“选拔性”正是原因之一。在常春藤招生官们看来，中国市场是个未开采的金矿。

　　美国还有相当多的学校其招生录取过程与常春藤盟校类似，在整个招生过程中，保密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录取结果中，大学们只提供一个简单 直接的“是”或“否”。保密性能掩盖大学的机构利益。同时，由于录取过程不透明，即使高分学生或是在艺术与运动方面有特长的学生，也觉得自己没有十足的把 握能进好的大学。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造就了美国疯狂的大学录取文化——申请名校的竞争就像是一场军备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