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回答过去的高增长是如何取得的。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从低基数开始。基数低、规模小，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初阶段实现高增长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包括结构、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

　　在结构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经济结构（例如从农业转向工业经济）、开放（投资和贸易）等。这些因素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已经有很多分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这些因素互相关联和强化。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例如农民工）还是开放（加工业），其核心都是人口红利。这些年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1985年，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80%左右。2011年，农村人口已经低于城镇人口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应当指出的是，技术的提高来自于应用，而非创新。无论是国内的企业的技术，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都依赖于现有技术的应用和扩散。

　　在制度层面，主要是改革。改革本身也在几个层面上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通过改革废除了诸多旧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业集体化。其次是通过改革促成了一些现存制度的变迁，使其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保存了国有企业，但却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的激励机制。其三，通过改革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说财政上的分税制。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中国的体制改革涉及到几乎是所有的领域，包括宪法、法律、行政等基本国家制度，和税收、财政、金融、产权等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所有这些制度上的变化，才促成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制度。

　　在政策层面，促成高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学界和政策领域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这里又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国家是如何通过干预经济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的。首先是国家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高增长是投资驱动的。其次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经济增长的速度。再次，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来保证高经济增长。如果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也是世界上其他政府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把国有企业作为工具来实现高经济增长，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990年代中期，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对大型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而对中小企业则实行中国式的私有化，即民营化。“抓大”和“放小”都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不仅被用来应付金融危机，而且被用来保障维持高经济增长，即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有企业部门，促成其经济活动的大扩张。

　　所以，当今天人们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中等增长的阶段，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层面的要素所能带来的发展动力，都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的增长速度。这要求对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寻找如何通过改革，再次激活这些层面的要素，或者如果这些要素不可能再被激活，就要寻找新的增长要素和动力。高增长难以为继的原因

　　为什么高增长难以为继？首先来看结构领域是如何失去增长优势的，这里的要素是上面所提及的人口红利和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和很多现在的发达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势必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已达到顶点。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1%。换句话说，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对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都在产生负面的影响。劳动力不再便宜，生产成本急剧提高，对内资和外资都产生影响。劳动成本的提高，会迫使很多内资或者外资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便宜劳动力的国家和经济体。

　　世界经济失衡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近年来所面临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或者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造就了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贸易和投资，对外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市场。但这些年的经验表明，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因为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很显然，中国无力改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年来，中国资本“走出去”遇到的巨大困难，只是其中一个困难指标。也同样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的现实。实际上，中国是第一个仍然很穷但不得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的国家。这个事实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感觉到力不从心。这些因素都在促成近年来中国力图从外向型经济，转型为内需型社会。

　　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层面进行调整。不过，在任何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很长的时间。人口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一旦一种生育方式形成，很难在短时期内加以调整。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育儿成本高涨，妇女的高教育化和职业化，生育率必然降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保持人口的可持续性，中国需要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不过，从近期来看，只要政策得当，中国不致于发生由人口红利消失的经济危机。例如，中国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从中长期看，中国不可避免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同样，世界经济失衡也需要各国的努力才能重新回到均衡状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仍然在整个经济体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尽管欧美市场的萎缩，但因为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关系，中国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美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是逐步的和缓慢的。同样，中国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的进出口，不过，增加的速度也同样是逐步的和缓慢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外向型经济仍然会继续，但外向型经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促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通过调整外向型经济来保持中等经济发展速度是有可能的。城市化是唯一增长动力

　　在结构层面，唯一有希望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化。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是生产要素（包括人力、技术和资本）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过去30年间，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提高了生产率：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国内国外之间。城市化未来可通过加强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流动，进而提高生产率。如果有足够的改革，中国的城市化或者新型城市化，可以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但这需要大量的改革。

　　这里还须要加以特别强调的是，人们往往给予高度关注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须要再讨论。不过，技术创新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还是会继续依赖技术的应用，而非创新。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重视创新，或者中国不需要创新，而是因为创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中国的技术发展模式更多的会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应用技术并在一些方面加以改进或者创新式改进，但不会是像欧美的创新模式，即原创。

　　在政策层面，凯恩斯主义似乎也到了尽头。在过去30多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中国的基本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过度投资的趋向。例如，桥梁、公路和码头等拆了又造、造了又拆，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有了，但对人力和资本，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造成了过度的浪费，不能对经济质量的提高有任何帮助。同样，国有企业的简扩张也难以为继。过去数年的大扩张已经造成了极其负面的效应。国有企业的大扩展挤占了原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难，既没有投资的空间，也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不再重要了。尽管在很多地区，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过度，但在西部地区仍然有空间。不过，基础实施的投资和经济活动量的大小有关联。西部投资规模可以有多大，取决于西部经济活动的规模。而西部经济规模的变迁，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

　　中国未来主要的投资领域是在社会领域。很简单，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投资远远不足。中国的社会政策刚刚开始，仍然需要大量的对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和医院的投资。例如，中国的学校建筑尤其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建筑和教育设施，质量极其低下。再如，因为老龄化社会来临，医院和养老设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投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会有间接的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建设消费社会的途径，但社会投资已经不可能支撑经济高增长，也不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趋向。中国经济要提升质量，实现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科技是关键，对科技研究要作大量的投入。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往常的情况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投入科技创新。而接受国家资本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而非民营部门。尽管从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很多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技术创新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就不能创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比国有企业的低。因此，科技投资的分配必须把民营企业考量在内。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些经济体都是通过培植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而崛起的。中国如果一味地把科技创新的大量投资，注入国有企业而歧视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不仅没有效率，国有部门反而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把科技创新演变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科技创新最终必然会演变成经济活动的简单扩张。同时，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国家的经济结构会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尽管中国外向型经济仍然会继续，但外向型经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促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