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份成立的加大-复旦中国研究中心昨日在加大圣地亚哥分校举行了整整一天的研讨活动，邀请美中两国专家学者就美国大选与中共18大后的两国关系发表意见。研究中心社会学赵文词教授（Richard Madsen）、复旦大学范丽珠教授， 加大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光磊主任分别主持了上午、下午与晚间的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共同探讨交流了在美国大选和中国18大之后的中美关系，特别是经济与战略、安全关系等方面变化的感受和看法。多数发言者认为18大领导人换届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将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民族主义情绪会进一步影响外交决策过程。有发言者认为，中美两大国同时改选国家领袖，是一个有趣、值得关注的现象。此次大选中涉及中国的言论比较少，美国民众听腻了政治家对「变革」的空洞承诺，不相信罗穆尼这样的大富豪能为普通百姓带来实惠。同时，北京的18大令人看到中共又一次和平交接权力，有利于国家稳定与中美关係的健康发展。18大也显示中国开始摆脱强人政治的桎梏，让民众有新的期待，政治民主向前进了一步。研讨会共分上下午和晚上四场，每场研讨和交流气氛都相当踊跃。
美国方面发言的学者有：曾任助理副国务卿的政治学教授谢淑丽女士（Susan Shirk ）、谢淑丽夫婿波普金（Samuel Popkin）、政治学者雅各布森（Gary Jacobson）、国际冲突与合作研究所（IGCC）张大铭所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院长、高通通讯与技术政策讲席教授、郭霈德教授（Peter Cowhey）、该院汉森教授（Gordon Hanson）、韩国－太平洋研究哈格教授（Stephan Haggard），及河滨加大（UC Riverside ）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尔湾加大（UCI）华志坚教授（Jeff Wasserstrom）共10位。中国方面发言的学者有复旦大学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吴心伯教授、研究美国问题的宋国友副教授与信强教授、研究经济问题的张军教授，以及研究国际关係的潘忠岐教授等。
本次专题研讨项目策划和组织者称，这次研讨会是复旦－加大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首场活动，希望通过邀请双方专家学者来交流探讨在美国大选和中国18大之后中美关系，特别是经济和战略、安全关系方面的变化，有助于中美双方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我们今后将会陆续举办类似的活动，给复旦和加大老师提供互动合作，学术交流和专题研讨的机会。
謝淑麗：18 大後五個觀察重點（李大明）
UCSD與復旦大學合辦研討會，探討美國大選與中共18大之後的兩國關係。圖為開幕時在主賓席就座的專家，左起復旦大學吳心伯、UCSD謝淑麗、雅各布森、波普金，右立者為主持人麥德森。（李大明／攝影）
（圖二）作為柯林頓時代的助理副國務卿，以及「脆弱的超級大國——中國」一書作者，謝淑麗的發言備受關注。（李大明／攝影）
（圖三）復旦大學教授吳心伯發言，肯定中共18大促進了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李大明／攝影）
聖地牙哥加州大學（UCSD）與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合作創辦的「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on 21st Century China Program）3日在UCSD校園舉辦研討會，邀請專家就美國大選與中共18大後的兩國關係發表意見。這場對公眾開放的研討會吸引各界近百人旁聽，氣氛熱烈。
該中心主任理察‧麥德森（Richard Madsen）、復旦大學教授范麗珠，及「21世紀中國研究項目」發起人光磊分別主持上午、下午與晚間的研討會。來自兩校的14位學者先後發言。
曾任助理副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Shirk ）、她的夫婿波普金（Samuel Popkin）、政治學者雅各布森（Gary Jacobson）、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張太銘、UCSD國際關係與太平洋研究生院院長科惠（Peter Cowhey）、該院教授漢森（Gordon Hanson）、哈格（Stephan Haggard），及河濱加大（UC Riverside ）教授林克（Perry Link）、爾灣加大（UCI）教授瓦瑟斯壯（Jeff Wasserstrom）等。
復旦的學者有：研究中國對外政策的吳心伯、研究美國問題的宋國友與辛強、研究經濟問題的張軍，以及研究國際關係的潘忠岐等。
謝淑麗是「脆弱的超級大國—中國」（China,Fragile Superpower）一書作者，她的言論備受與會者關注。她認為，觀察中共18 大及其後的形勢有五大看點，即黨的核心選舉過程、習近平是否鷹派人物、中共對維穩的政策、反腐新措施，以及新領導層的行事風格。她指出，中共領導體制仍未完全規範化，例如民眾永遠不會知道下屆政治局常委是七人或九人，不透明的運作還很多。這將使新一代領導人的形象受損。
多數發言者認為，中美兩大國同時改選國家領袖，是一個有趣、值得關注的現象。美國民眾聽膩了政治家對「變革」的空洞承諾，不相信羅穆尼這樣的大富豪能為普通百姓帶來實惠。同時，北京的18大使人看到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成功、和平、圓滿的權力移交，堪為後人表率，也有利國家穩定與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18 大也顯示中國開始擺脫強人政治的桎梏，讓民眾有新的期待，政治民主進了一步。
美國學者個個取「酷」漢名 舊風復燃
日前在聖地牙哥加州大學（UCSD）校園，由加大方面與上海復旦大學合辦一場研討會，專題討論美國大選與中共18大後的兩國情勢與雙邊關係。研討會主題固然引人注目，在會中發言的幾位美國學者個個有「漢風」十足的中文名，也讓人耳目一新。洋人取漢名在上千年的中西交往史中屢見不鮮，當前美中關係，使這種舊風再次成為新時髦。
洋人取漢名與譯名不同，前者出自本人或他人的創意，屬於正式稱謂，應予尊重及沿用；後者則是譯者隨手拈來，既不統一，又不具權威性。比較講究的漢名通常用字文雅，寓意吉祥，而且與外文本名發音相近。在上述研討會發言的洋學者除知名度較高的謝淑麗（Susan Shirk）外，還有林培瑞（Perry Link）、郭霈德（Peter Cowhey）、華志堅（Jeff Wasserstrom）等，漢名都取得很「酷」。
談到為洋人取漢名，回歸前的香港有一群御用文人最是精於此道。英國治港超過150年，先後有28位總督代表英王統治此地，28人的漢名正是這群「師爺」們的妙手佳作。例如第五任港督Hercules Robinson與第11任William Robinson兩人同姓，便都取漢名「羅便臣」。此外第16任司徒拔（Reginald Stubbs），第22任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第22任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1967年左派暴動時在任的戴麟趾（David Trench）等，其漢名都是音義俱佳的「作品」。
鮮為人知的是，港督也有改名的趣事。現居南加州的前中共高幹許家屯說，他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與他打交道的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就是前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大使館的前身）一等秘書魏德巍。這位英國外交官到香港赴任前被幕僚告知，「魏德巍」這個名字有兩個「鬼」，不吉利，於是延請高人，另取「衛奕信」為漢名。
為方便與東道主溝通，美國派駐北京或台北的使節幾乎都取了漢名。駐北京的有恒安石（Arthur Hummel）、駐台北的有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白樂琦（Natale Bellocchi）等，先後駐兩岸的還有李潔明（James Liley ）、芮孝儉（Stapleton Roy）。他們的漢名是如此朗朗上口，以致大多數人完全忘卻他們的英文原名。
華人作家高行健與莫言先後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們背後的積極推手、瑞典漢學家馬悅然（Nils Goran Malmqvist ）也漸為人知。同樣，活躍在澳洲政壇、能說流利漢語的陸克文（Kevin Rudd）也給海內外華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顯然也應部分歸功於他們的漢名。
總之，洋人取漢名之風方興未艾，讀者身邊的洋人朋友，可能某一天也會心血來潮，為此而求助。上面那些成功的例子，應可作為參考。
反腐风暴更需制度跟进
在为这场来势迅猛的反腐风暴鼓掌叫好的同时，人们也热切希望有关部门能继续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
中国正刮起一场迅猛的反腐风暴，自11月14日十八大闭幕以来，短短20余天，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已有包括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等10余名官员先后因涉嫌贪腐而遭免职或接受调查。
除了纪检监察机构的雷厉风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高效的反腐行动同官方借助网络密切相关：雷政富一案，从网民微博曝光其不雅视频到其被免去职务，前后只有63个小时；单增德经微博举报在12小时后被迅速立案调查…… 官方积极回应网络举报的姿态令网民振奋，也与中共新一届领导多次强调加大反腐力度的要求相契合。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要求“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他强调，“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邀请反腐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指出“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强力反腐已经成为党内共识，而网络反腐似乎成为中共正在接受的一种新的方式。而最近的网络反腐事件的确显示网络民意的威力。舆论指出，异军突起的网络反腐可以倒逼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已经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推动力量。
不过，也应该看到，网络反腐固然拓展了反腐渠道，同时也是最快捷的方式的方式。但弊端同样也不可小觑。如果一个个叫人拍手称快的腐败案件都是先由网民挖掘而后才是政府相关部门介入调查，长此以往，政府形象与公信力必然大大受损。从整个反腐倡廉的形势来说，“曝光一个抓一个”的网络反腐还是相对低效。以“网友爆料”所实现的监督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因为裹挟着巨大的正义性，而往往被忽视。
“报私仇、泄私愤”的情形也不能不警醒。 在信息化时代，如何驾驭好网络反腐这把“双刃剑”，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防止网络监督逾越个人权利的底线，又确保公众的监督敏感和热情，需要立法机构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网络反腐和体制反腐的更有效结合，减少网络反腐对个人和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牢笼”。正如习近平所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让中共在法制轨道内运作，用制度反腐，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才能将“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
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决定其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为这场来势迅猛的反腐风暴鼓掌叫好的同时，人们也热切希望有关部门能继续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用制度的刚性确保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真正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
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强调要“以良好的党风带动政风民风”；一些地方的廉政制度建设也在提速，如广东、南京等地正在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这些都是制度建设的好的开端，我们期待这些举措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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