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深秋，出席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的体育官员、专家、学者来到这里。南郊丈八东路，陕西体育博物馆，一只八片皮革缝制的蹴鞠表明聪明的先人在唐代已制出充气的足球，早于英国数百年。不过，风靡世界的现代足球运动却是源于英伦，包括沿袭至今的比赛规则和职业联赛赛制。重温体育发展的历史，感叹古人的智慧，热议中国体育改革大业，人们的兴奋与忧虑并存。

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孰轻孰重？

　　中华民族饱尝贫弱遭欺的苦痛，老一辈忘不了被称作“东亚病夫”的耻辱。有志青年立下“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誓言，直至在赛场上实现让世界向五星红旗致礼的骄傲，新一代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辉煌。时代就是这样一部疾驶的列车，载着人们的记忆，一直向前。

　　体育竞技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说：“100多年来，中国人渴望站立起来，洗刷耻辱，振兴国家，发展工农业、科技和国防，都不如竞技体育来得快。北京奥运会后，不少人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已经达到顶峰，今后重点应该放到全民健身上。有的把运动队和运动员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加分析和区别地完全归咎于举国体制，甚至认为应该结束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我不赞同把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对立起来，它们是体育事业的完整统一体，不是孰轻孰重，而是缺一不可，不仅应该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全面发展，共同进步。”

　　罗超毅说，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有句名言：“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以至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竞技体育要抓好科学训练，也要有人文关怀，防止异化，不能不择手段地一味追求夺金。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认为，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并非注定此消彼长，不能拆东补西，牺牲一方。每当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举行的时候，批评体育的声音就多起来，论点就是把青少年体质健康与拿金牌对立，认为竞技体育中的问题是现行体制的必然，是金牌拿多了造成的。多年来，全国专业运动员编制一直控制在3万人以下，规模并未扩大，水平不断提高。有人说竞技体育大量挤占了群众体育资源，想想看，如果全部取消竞技体育，资金都用于全民健身，大众体质究竟能发生多大变化？

体育服务和全民健身，可画等号？

　　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会员中多有体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搞竞技体育轻车熟路。对更新体育发展方式的研讨，意味着社会文明进入新的阶段。以往走过的路虽不需要幡然悔悟，但在今天，他们的确面临着又一次从头学起。

　　沈阳体院董传升教授指出，在特殊历史阶段和政治目的前提下，国家体育替代了公民体育，用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现在，应当以满足公民体育意愿作为核心目标，不断培育公民的体育健康意识。

　　多位演讲者的选题说到体育公共服务，不约而同指向全民健身，像是在这两个概念之间画了等号。陕西省体育局局长王建军明白无误地说，建设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在动力，首先来自公众的健康需求，健身服务是体育公共服务的主体。

　　场地设施作为具体而直观的体育服务，成为必谈的内容。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刘扶民认为，中国大型体育场馆处于快速建设期，如何建好、管好、用好这些宝贵的物质财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大型体育场馆一直存在着总量不足与利用率低的双重矛盾，选址郊区化，周边无居民区和配套服务，功能单一，片面追求一流。有的场馆设计时没有体育公共服务的考虑，有的开放时间过短，基本处于闲置，在城市规划布局、场馆功能设计以及管理运营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按照几年前的统计数据，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不断建设的公共体育场地对承办重大赛事和缓解大众健身的迫切需求，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首都体育学院教授王凯珍分析，中国公共体育设施配置存在三多三少的不合理状态：适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健身路径多，专项场地少；适合晨晚练、女性和文体合一的利用性场地多，专用性场地少；室外场地多，室内场地少。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再次强调，大众需求增长与资源提供不足仍是中国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体育公共服务就是要保证基本供给。

　　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介绍说，全省平均每万人拥有14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不少，亟待解决的是提高能力和在健身活动一线履职。

　　为大众健身提供基本条件是体育服务，发展竞技体育，满足观赏高水平比赛的需求，同样是一种服务。不久前经历了足球降级之痛的河南，体育局局长彭德胜表示要跟企业共商重振足球、打回中超。河南人口过亿，让球迷看到自己的队伍打中超，不也是重要的体育服务吗？

政府部门和体育组织，谁来主导？

　　职业体育要管办分离，青少年体育要融入学校教育，老年人体育要依托社区，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能势必发生转变。将更多注意力放到满足大众体育文化需求上，要做的事情很多。

　　王凯珍指出，时下的体育公共服务有很浓的行政色彩，草根体育组织合法性不足，社区除体彩公益金外，再无资金来源。武汉体院黄浩军更直截了当地说，政府、社会和市场是体育公共服务的“三驾马车”，体育组织在部门利益竞争中处于弱势，在本位意识浓厚的社会环境中，还不及官员个人爱好与否更能影响体育活动的开展。体育社团组织具有官方和民间两重性，负责人多为兼职，客观上造成过度依赖政府。同时，存在着大众体育需求多元与供给简单的矛盾。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宏俊的看法是供给均等不能解决需求不均等。云南省体育局局长杨宁说，大众体育需求远大于政府的服务能力，政府主导，但不能作为公共服务唯一的提供方，必须拓展供给方的多元化。安徽省体育局局长冯潮认为，政府、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营利性社会组织应当共同提供服务，通过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和改善结构，普惠于民众。中国人均GDP已达6000美元。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均GDP在1000—8000美元之间，是社会公共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体育公共服务要均等、便捷，经常化、多样化，终极目标是提高公众幸福指数。

　　在有些省，政府每年只能拿出几千万元，用于体育公共服务，另一些省的政府能拿出几亿元，相差10倍以上。中国之大，体育公共服务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无论眼前境况有何种差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体育事业的宗旨，也是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