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9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大饭店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参加了年会开幕论坛“2012：改革临界点”。侯云春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可以支撑这个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不足以支撑它成功的跨越高收入的高墙。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跨过中等收入陷井。而改革的着力点在于给企业创造一个规范的、公平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进行自主创新，进一步释放制度的红利。最近美国人写了一本书，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个取决于一个国家成功还是失败，有地理位置的因素，有资源禀赋的因素，但是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们国家经过30年经济快速发展，已经进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个是和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改革和制度创新有很大关系的。
那么，我们下一步能不能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陷井，翻过高速度的高墙，跨进高速度国家的行列，也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进行自主创新。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可以支撑这个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不足以支撑它成功的跨越高收入的高墙。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跨过中等收入陷井。
改革的方向或者着力点在哪儿呢？
这个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方向，改革的着力点在于给企业创造一个规范的、公平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最好的宏观政策是让大家感觉不到变化的宏观政策，最好的经济环境也是让企业能够有一个可以预期的经济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宏观调控当中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两者不可替代。至于这两个怎么结合好，掌握好它的度，这是需要我们下一步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企业在市场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守纪的进行经营，企业和政府需要结合好。这不仅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这次经济危机也给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怎么样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结合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那就是创新过度，需要加强政府宏观的审慎监管，怎么样把宏观审慎监管和市场主体的金融创新有机的统一起来，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回答的一个命题。
寄语：
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这个方向，不断的创造制度红利。
何振红：如何重塑商业安全边界
一个月之前，也是在这条长安街上一个举世瞩目的会议召开，中国新的一届领导集体诞生，这一个月里，高层不断释放新的积极的信号，特别是李克强副总理关于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红利的说法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一个月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新的形势，新的格局，新的期待下，探讨如何重新塑造商业安全边界这个主题，我认为是非常有着特别积极的意义的。
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么一个主题？这其实里面隐含着这么一种判断，我们正处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企业家无论是个人财富命运，还是企业发展战略，都和安全交集在一起，不安全既是现实困境，又是巨大风险。据我们观察，不安全感首先来自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美欧经济复苏依然华丽，中国经济步入低速时代，增长放缓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
第二个不安全感来自于社会转型期的焦虑，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改革遭遇瓶颈，社会财富的分配，两极分化，各种矛盾，各种思潮涌动，社会各个阶层都处于幸福感走低的状态。
第三个不安全感来自于产业边界的模糊化，近年来跨接融合、整合、竞争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企业家们多年来殚精竭虑树立起的商业壁垒可能只有一线间就被别人以出其不意的方式颠覆，强壮的大象可以在一瞬间哄然倒塌。
第四个不安全感的来源来自于政府主导经济方式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30多年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和方式，这是最鲜明的中国经济的特色。但是，我们也要警惕成也箫何，败也箫何的困境，近年来大家都在说国进民退，感觉政府干预的力度越来越大，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80%，此后这个比例一再上升，去年这个比例回升到30%，又回到1978年的状态，相当于我们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年代，当然这个判断还有待与商榷，但是我们确实从这里看到了一些趋势。这样发展下去，如果失去控制必然导致一些人不去制造好的部署器，而是谋求部署的特权，它摧残的是企业家精神，破坏的是整个商业文明。
所以，我们说消除不安全感，重新塑造商业安全边界既是一个现实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命题。它牵扯到的不是企业家个体的境遇，而是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生死存亡，甚至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前途命运。从目前的信号来看，能够很有信心的是他们坚持改革开放，坚决反对腐败，这些都给人们以积极的、稳定的政治预期。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如何通过释放改革红利，坚信市场力量，重新塑造商业安全边界，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这样的话题显得非常迫切。接下来两天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激荡智慧，分享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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