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最新一年的调查失业率数据。针对8000户家庭的调查显示，今年6月城镇失业率达到8.05%，几乎是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4.1%的2倍。中国1.6亿农民工失业率上升到6%，2011年8月为3.4%。

　　这不是官方数据与学术数据的第一次 “打架”。2009年人社部公布2008年失业率为4.2%，而社科院调查数据为9.4%，相差一倍以上。2009年1月，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先生解释称，社科院数据是7000人的抽样调查结果，这7000人当中，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是2288人，其中失业者是200多人，这个数字就是两者比较得出的。

　　实际上，我国统计局与人社部公布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数据相比，这一数据首先是统计口径较窄，具有非农户口、处于劳动年龄（16岁至退休）、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不包括就读学生与等待就业人员，以及已达到退休年龄或虽未达到退休年龄但已办理了退休、退职手续的人员，还有其他不符合失业定义的人员。以前下岗分流以及农村人口均不在统计之列，这就缩小了统计口径，一些拥有资产的人开着宝马也在领失业金，造成了社会不公。

　　中国的失业率登记指标意义不明显。在中国经济困难的2009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经济“过热”的2007年，这一数值为4%；2002年以来，失业率一直维持在4%左右；最近9个季度，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1%。登记失业率似乎成为具有独立品格的数据，无论上升或者下降，均保持衡定，既失去了温度计的作用，也失去了对政策的指导作用，只对政府发放失业金具有一定意义。

　　我国的失业率有内外两本账。一本是公开账，即登记失业率，一本是内部账，即调查失业率。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登记待业制度，1994年将待业登记更名为“失业登记”，“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概念由此开始。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就开始探索城镇调查失业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先生表示，调查失业率，国家一直在统计，这项数据与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劳动保障部门的登记失业率，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据悉，目前我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并未公布，而公布的登记失业率约高出城镇失业率1~2个百分点。在2010年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马建堂提出“2010年将建立31个大城市劳动力调查制度，按月反映全国重点城市劳动力供求状况，为‘十二五’时期正式实施调查失业率制度奠定基础”。

　　按照以上信息推论，我国有了三个统计数据，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未公布的调查失业率为5%~6%，而研究机构调查的失业率在8%左右。

　　中国想以城镇化为抓手，想建立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公布调查失业率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有关部门在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促进城市化，如2008年11月，人社部要求输入地将“已在用工地稳定就业半年以上失去工作的农民工纳入失业登记”，“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要通过失业保险基金及时核发一次性生活补助，并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和政府补贴的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等。

　　真实的失业率统计还有其他用处。

　　通过失业率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失业数据在上升，但相比2008年有所好转，仍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中国就业市场较好地经受住了2012年经济增长放缓的考验。过去一年，农民工失业人数增加450万人左右，农民工总失业人数上升到1000万，但仍远远低于2009年时的2300万。让人担心的是，50岁以上人口失业率上升，这些城市高年龄低收入群体造成未来养老资金缺口，而大学学历及以上失业人口居高不下，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能是如何不匹配。与人口统计结合，我们可以看出女性非就业人口大幅上升，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回归家庭。

　　无论是统计也好，城镇化也好，是共同进步的过程，将数据公之于众，得出真实的结论，做出科学的分析，是信息公开透明的第一步。相信理性，公开数据。

财经评论员 叶檀（资料图）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幅画面：越来越多的工厂将制造基地搬回美国，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受困于工人工资的提升，同时又有大批的劳动力隐性失业。

　　这幅不幸的画面是真的，而后果是否悲惨取决于中国的应对之策。

　　今年5月，《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报道，惠而浦公司将旗下KitchenAid品牌手持式搅拌器的生产业务转回了美国本土。这只不过是制造业回流美国诸多事例中的一则，另一些大型公司如谷歌则将新推出的无线家庭媒体播放器Nexus Q的设计和制造放在美国。而通用电气今年则在路易斯威尔市开设了一家主要生产冰箱底部冷冻室和热水器的新工厂。当地政府用掌声、财政奖励与减税，欢迎这些企业，而一向强势的工会则同意降低薪酬，以鼓励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者。

　　在30年的全球制造业大迁徙后，全球迎来一波轮回。美国鼓励制造业回流与储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依靠金融战无不胜的体制，回到金融与实体、消费与储蓄两条腿走路，这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大趋势。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总部设在美国的制造业高管有超过1/3的人计划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而埃森哲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受访的制造业经理人有约61%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制造业回流，似乎是因为中国工人的成本上升了，实际上是中国工人的工资效率下降了。

　　波士顿咨询集团与其他民间智囊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工人工资正在上升。美国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德安贝克尔表示，中国工人的工资大约为每小时2到3美元，几年前则为不到1美元，而在美国，大约每小时为18到20美元。

　　关键问题是，美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产量平均是中国工人的三倍左右，因为在美国，自动化程度更高，生产流程也更高效。而中国的大多数工人没有受过专业的技术培训，政府新近开办的许多大学开设了一些无用的专业，似乎主要是为一些人提供教职，而对于企业真正所需的中高端技术工人，却缺乏行之有效的培训渠道。另一方面，正在建立的全民保障体系，成本主要由企业与工人承担，但以往异地工作动辄清零的医疗保险等，显示了政府对企业与工人的体制性掠夺，以及保障体制分配的极度不公。

　　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非常脆弱，为了降低成本，各企业纷纷降低库存甚至实行零库存，一旦出现大灾难如日本大地震，全球的汽车等重要行业供应链就彻底完蛋。因此，一些企业宁愿增加成本，将重要供应基地搬回本国，或者将终端组装搬回家，以满足当地消费者苛刻的口味。

　　中国企业并非无用武之地，搬回美国的惠而浦搅拌器，其注塑机、绝大部分原材料仍来自于中国。而东南亚等国生产的鞋袜等中低端的机械，主要进口自中国，这是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最大成果形成了中低端工业品的完整产业链，可以生产中低端的大型机械设备。美国制造回流不那么可怕。很难想象，美国会把全部的制造业都搬回美国，由美国的工人而不是印度班加罗尔的工人来接听电话。世界产业还是会全球化，只不过中国出口盛极而衰经历了完整的轮回。

　　在此艰难时刻，如果改变体制，使中国工人的效率提高3倍，工资上升与全民保障的风险将被克服。如果以国企式的普遍就业、降低效率与增加“公家人”来应对可能的失业率上升，中国将进入计划时代的隐性失业。假设四千多万“公家人”中多余的一千万左右被裁撤，假设机器取代了目前五分之一的工人，那么，中国所谓的用工荒就会露出效率低下、素质荒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