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结构转型需要时日、凯恩斯主义政策穷尽和技术创新依赖“运气”的情况下,要实现长期的中等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还是各方面体制的改革。这里所指的体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在任何国家,体制改革都不单纯,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在经济、社会和行政体制领域内,什么样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变革可以促成长期的中等经济增长呢?这里先来讨论经济体制的改革。
经济领域的改革必须具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在中短期内保持中等经济增长,从长远看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性。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把短期的经济增长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结合起来。要达到这个目标,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领域内至少可以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税收体制改革
税收体制改革。在任何社会,税收体制既可以遏制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国家也通过税制的二次分配达到基本的社会公平。对这些,中国社会已经讨论很多,没有必要在这里作更多的论述。但有两点还必须加以强调。第一,通过税制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平衡。第二,通过税制改革来改善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减少和保护社会最底层的同时,大力促进中产阶级的成长。近年来,很多讨论过分强调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二次分配当然很重要。但必须意识到,在实现基本社会公平方面,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而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更为重要。通过税制改革来改善经济结构,通过改善经济结构来改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社会公平,这种途径和方式必二次分配更为有效。目前的结构性减税改革是一个好的开始。
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不仅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在恶化社会公平。首先,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而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业。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发展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好手段。就业是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一旦没有了就业,那么最多最好的来自国家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也难以避免个人和家庭沦落为贫穷状态。
其次,目前的税收制度是造成“国富民穷”和社会非正义的主要根源。目前的税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形成的。分税制在当时非常有必要,因为它保证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但这个制度也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结果。这个制度以牺牲地方财政利益来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大部分地方财政收入去了中央。当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时候,地方政府自然转向社会,从社会吸取各种财政资源。就是说,“中央富、地方穷”必然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中央向地方要钱,地方就向社会要钱。在目前的税制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两个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社会转移到国家,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基本的社会公平就无从谈起。因此,税收制度的改革不仅仅还要强调二次分配,更要强调其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功能。
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
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税制改革一样,即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首先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难改变。但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并不等于个别银行的垄断。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引入市场化和引入竞争机制。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极其低下,而竞争更是谈不上。
其次,金融业也必须向民间开放,大力鼓励和促进民间金融结构的建立和发展。这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现在的局面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业为一体,就是说,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些年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国有银行要支持中小企业,但并没有什么结果。这是制度设计原因。要国有大型银行去支持中小企业并不符合经济逻辑,因为国有银行根本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动机去支持中小企业,更不用说是微型企业了。如果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法强制国有银行去这样做,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非正式的民间融资渠道和制度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处于非法状态。只要有这个需求,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都一直会存在下去。但因为缺少政府的监管,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经常导致严重的问题,演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政府来说,一是要容许民间金融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二要加紧对民间金融结构的监管。民间金融结构的发展同时又能在资本市场上加强竞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本使用的效率。只有民间金融结构发展起来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而只有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起来了,社会结构才会有改善的希望。
投资制度领域的改革
投资制度领域的改革。在这个领域,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投资的重点会在社会领域。无论是经济领域的投资,还是社会领域的投资,也必须开放给民营部门。在经济领域,现在国有部门垄断了太多的投资部门,民间资本缺少投资的空间。近年来,中国大量民间资本外流(或者外逃),和缺少国内的投资渠道密切相关。因此,对国有企业垄断领域必须加以重新定义,尽量减少垄断领域,开放给民营部门。社会领域关乎于一个国家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起到主导作用。但即使在这个领域,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必须开放给民营部门。
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大发展已经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有关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大讨论。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尤其具有争议性。
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目前在中国国内有很多激烈的争论。总体来看,改革的政策思路主要有二。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思路,即全盘私有化;二是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路,即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红”。不过,现实地说,这两种思路都行不通。前者可能给中国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恶果。如果一定要用政治和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私有化,从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和经济结构来看,其结果必然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局面,即寡头经济的形成。而这样一个结构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后者会继续扼杀民营企业,最终会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模式。
那么,如何对国企进行有效的改革呢?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东亚模式的思路。首先,可以借用1980年代陈云所说的“鸟笼经济”的概念,对国有企业设定一个边界。当然,在1980年代,“鸟笼经济”的概念主要用于民营企业,而今天要把此用于国有企业。要改革国企,必须为国企设定一些“笼子”,也就是把国企限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把应当让民营企业做的让渡给民营企业,把那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能做的领域也尽量让渡给民营企业。其次,在国企领域引入竞争。中国很大,一些领域内部要进入多个国企,鼓励国企之间的竞争。也可以把民营企业引入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对国有企业构成一定的压力。总之,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再次,深入市场化。也很重要的是,要防止国有企业的内部私有化。今天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今天,国有企业更多的是属于管理层。国企赢利了,他们可以自主地分配;但国企亏损了,他们可以向国家要钱。同时,国企内部的收入分化过于严重。管理层俨然和华尔街没有什么大区别,而一般工人的工资过低。这是典型的内部私有化。因此,要对国企进行“分红”,不仅是内部管理层和内部员工之间的“分红”,更是国企和社会的“分红”。简单地说,国企改革有三步:先要对国企实行“鸟笼经济”,再对国企进行包括市场化和社会监管在内的公司治理改革,然后实行“分红”。
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未来经济转型的关键。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决定了生产率的提高。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3%,大量的生产和出口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部分。目前国家支持的七大新兴产业是好的开始。但同时,关于国家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应当一视同仁。
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法治系统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有了文本意义上的法律,即法制,但法治仍然很微弱。这里,主要是法律执行力很低,很多法律只作为文本而存在。可以举一个有关民营企业的例子。中国已经修改了宪法,赋予私有财产合法的地位。更进一步,中国也制订了《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客观的现实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仍然感觉不到安全,并不相信政府有能力保护他们的财产。因此,这些年来,他们努力逃避中国,大量往海外移民。
政策层面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很多政策,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实际层面,民营企业还是没有办法获得政策文本所规定的那些好处。为什么法律和政策不能执行下去?这里主要还是经济结构的原因。没有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就不会有良好的法治和政策环境。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经济政治力量的反映。因此,经济改革从长远看也必须为法治造就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那就是平衡的经济结构。只要国有企业继续占据主导甚至统治地位,并且和政治结合在一起,那么法治很难成为可能。法治,也就是法制的正常运作,取决于各方面的力量的旗鼓相当。在力量较为平衡的情况下,作为法治的核心的契约就成为可能。
厉以宁:中国不会陷中等收入陷阱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作了题为《十八大后的十年》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谈及中国要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表示,别信那个话。他认为,任何收入阶段只要你不注意,不努力,就会产生陷阱。厉以宁在演讲中强调,改革就是制度调整,改革一定要从体制方面对原来不合理的制度,或者不符合现状的制度。 他说:“今后十年来看,我们不要被什么人口红利用完了,改革红利用完了等等的限制住自己,也不要被中等陷井限制自己,任何收入阶段都有陷阱,何况是中等收入就有,不止吧,高收入也有,始终保持信心,保持一种警惕的状态,不进则退。”
厉以宁在演讲中分析称,鸦片战争中国GDP远高英国,关键是调结构。他认为,总量分析是不够的,结构分析比总量分析更重要,以GDP来说,GDP的总量分析,GDP的结构分析哪个重要,刚才放的这个录像里头提到鸦片战争,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比英国大多了,有什么用呢?跟英国一比,中国的结构,GDP结构远远不如英国。“当时英国的GDP当中钢铁产量不断增加,机器制造不断增加,英国像西欧国家输出蒸汽机,输出各种技术装备,英国的棉纺织品是机器制造的棉纺织品,英国的交通工具是轮船、是火车,而中国呢?中国不一样,中国GDP总量都是农产品[5.68 2.53% 股吧 研报],手工业品,中国的手工业品很多,是棉布手工机械纺织。”
以下是文字实录:
厉以宁: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展望今后十年,第一个问题,发展优势的创造。现在经常流行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资源红利,土地越来越少了,第三改革红利,原有的改革措施,作用已经发挥完了。这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所以很多企业家老在问,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这样一句话,向东南亚转移吧,向其它国家转移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它都有当时的优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优势就没有了,但是重要的是发展优势在于创造,我们要创造新的优势。
以人口来说,人口红利是必然的,很多国家都经历这个阶段的,但是中国应该看到,廉价劳动力时代就是技工时代的开始,技工时代就是我们下一步走的,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加大职业技术教育,这样的话我们才形成一个技工时代,技工时代对于我们来说,远远比企业将要转移的后发展这些东南亚国家要强。第二,我们的技工要接受培训,这样我们的技工很快会成长起来。工资比别人要低这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优势,东南亚国家进入技工时代,我们要向高级技工时代过渡,他进入高级技工过渡我们向专业人才过渡,人口要人口红利我们要创造。
新的资源红利在哪里,就在于科学技术,加大科学技术的创造。新的资源红利,海水淡化,水资源又可以了充足起来了;沙漠改造,鄂尔多斯[8.39 1.33% 股吧 研报]前不久正在看,正在人进沙退,人进林退,这是创造新的资源优势[1899.73 1.81%]。
今年夏天我在内蒙考察,内蒙的草业现在是很发达,也开始起来了,草业是什么,中国的草干吗不行啊,内蒙这么大的牧场,为什么草的质量不行,因为牛吃了这个草以后,蛋白质含量低,所以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样来看改良草种,适合中国国情的草种,取得很大成绩。牛吃了这种草,奶水蛋白质含量高了,这个有中国的特点,它是省水的,不要大量的浇水的,所以这个草的周期要长,现在除了草场的改革以外城市草坪的提供,为高尔夫球场提供草,城市花园提供草,为什么?因为省水,国外买进的草,把一些弊病带到国内来,这就是新的科学技术来创造资源。
第三个,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应该讲,一定时期之内,它是作用发挥完了,新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是顶层设计以下的,以后的改革措施,顶层设计主要是统筹安排,统筹安排之下站的高,看的远。可以举个例子,顶层设计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比农村承包制晚了二十多年,它是一个迟到的改革,1979年农业承包制推广的时候是不包括集体山林的,但是有的地方把山林也分了,一般在包田到户、包山到户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些农民对党的政策不了解,以为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今天把山包给了,赶快砍树,砍完再种,我不砍树山收回了,不是白搭了吗?于是中央及时制止了这个乱砍树的行为,一拖二十多年。2003年开始福建江西等省开始进行了集体林权改革制度的试点,2008年 6月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公布了集体林权改革的决定,有三大突破。
第一个突破,过去的农业承包制是三十年不变,后来改为长久不变,这多长呢?农民心里还是嘀嘀咕咕,不了解啊,这次林权改革是70年不变,他一想70年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的种树,爷爷种树孙子砍,这个农民积极性就高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林地可以抵押,可以转让。这个突破了,林地可以抵押来说,它就整个的这个林区经济就活了,林下经济就起来了。
还有第三个突破,林权承包到谁,有的专家建议,承包到村,承包到乡,承包到合作社,但是中央决策很明确,一竿子到底承包到户,每户都有林权证,这一来整个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只有中央才能做出这样的抉择,通盘考虑的,地方实验它不可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做出这么大的决策,这就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今后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所以说今后改革的很多要做的优势是来自创造,你没有职业技术教育,农民教育这一些深入推广,新人口资源,新人口红利怎么产生呢?你没有科技体制的改革,你没有科技的大量投资,你能够说用新技术来创造新资源吗?你如果不是顶层设计,不是综合配套改革,将来能取得众多成果吗?所以第一个问题,优势是靠我们创造的,对中国经济有信心这就是第一点。
第二,改革就是制度调整,改革一定要从体制方面对原来不合理的制度,或者不符合现状的制度,进行一些调整,各个国家都一样,现在经常在讨论的,中国要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别信那个话。我告诉你,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呢?世界银行怎么解释的?就是说当人均收入到4000美元以后,于是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于是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有这个现象,但是这不是规律,任何阶段都有陷阱,长期很多国家生活在一千美元以下,老没改,这不都是低收入陷阱吗?中等收入陷阱过了一万二千美元就叫高收入阶段了,进入高收入阶段不是同样也是陷阱吗?希腊,曾经被世界银行作为一个表扬的对象,它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了。好,现在到人均GDP两万六了,两万六现在不是又进入陷阱了吗?经济摆脱不了,还是陷阱,高速陷阱。日本呢?日本四万美元了,这么长的几年内经济一直在停滞不前的,所以说,任何收入阶段只要你不注意,不努力,就会产生陷阱。
制度调整是必要的,技术突破也是必要的,两者并重,光有技术突破没有制度环境是不行的,光有制度环境的改良没有技术突破也是不行的,我们记住这点就行了,记住这点我今天即使到了一万二,那也继续努力啊,进入一万二进入高等收入以后,还要继续改革不合理的不适应环境的政策,所以说这个在今后十年来看,我们不要被什么人口红利用完了,改革红利用完了等等的限制住自己,也不要被中等陷阱限制自己,任何收入阶段都有陷阱,何况是中等收入就有,不止吧,高收入也有,始终保持信心,保持一种警惕的状态,不进则退。
第三个问题结构分析,对中国经济要认真的结构分析。总量分析当然重要,但是总量分析是不够的,结构分析比总量分析更重要。以GDP来说,GDP的总量分析,GDP的结构分析哪个重要,刚才放的这个录像里头提到鸦片战争,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比英国大多了,有什么用呢?跟英国一比,中国的结构,GDP结构远远不如英国,怎么回事呢?70年左右,工业革命开始了,到1840年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已经进行了70年左右了,英国的GDP当中钢铁产量不断增加,机器制造不断增加,英国像西欧国家输出蒸汽机,输出各种技术装备,英国的棉纺织品是机器制造的棉纺织品,英国的交通工具是轮船、是火车,而中国呢?中国不一样,中国GDP总量都是农产品,手工业品,中国的手工业品很多,是棉布手工机械纺织,中国出口的什么东西,中国出口的是瓷器、丝绸、茶叶、桐油,是这些东西,你结果远远不如英国的。那今天呢?今天总量当然中国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多年奋斗的结果,但是我们也要感到我们有不足,我们在GDP结构上不如日本,日本高新技术在产值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很多工业品技术含量比中国高,所以我们不要满足于总量分析,下一步要做结构分析,而且,结构的优化,它不是一句空话,结构的优化要实实在在的干。
再说一个结构问题,人为资源结构,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人力资源总量比英国多得多,可是结构不如英国。英国那个时候,1840年左右,英国的小学已经普及了,新成立大量的中学还建立了一些新的大学,英国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科学技术研究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还有近代的金融人才,英国都有啊。中国呢?中国当时1840年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有什么呢?中国有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考科举,有几个懂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的经济管理,现代的金融?他不懂啊,所以说,我们要做人力资源的结构是重要的。今天我们跟日本相比,应该说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日本有日本的长处,比如说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比重,日本比中国多,还有工人当中,熟练技工的人数,日本比中国多,比例大,这就表明了我们还要努力,所以说,尽管我们下一个十年经济要翻番,收入要翻番,但是不要忘记,结构的优化始终是重要的。
第四个问题,新一代的,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企业已经经过了三代了,第一代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出来的搞企业的人都是体制外的,体制外的这个当初他们敢打敢拼敢闯这样慢慢起来了,结果到了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中国出现第二代企业家,被称为92派,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了,所以有一大批企业家那时候下海了,他是下海的,原来在体制内的,这就造成了今天如果你们仔细留意的话,到北京中关村看看去,中关村的酒吧里面,咖啡馆里面,整天坐着一批人谈一些什么,谈如何创新创业或者说如何创意,如何创新,如何创业,这是未来,或者正在形成的新一代企业,他们要大显身手,有的企业家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将会向更高的台阶走,什么叫新经济,新经济等于技术创新,加资本市场,一定要在资本市场上发展,这样的话我相信今后的十年,经济是可以较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