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愿正面回应政治性问题而受部分舆论批评，中国作家莫言昨天表示因为对政治没有深刻研究，所以不愿回答政治问题，但读者可以在他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他也认为，“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

　　莫言今天将在镁光灯下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随着领奖时间的临近，中国舆论再次掀起“莫言热”，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穿什么、说什么都成了中国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继7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莫言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9点又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与读者互动，并朗读了自己的短篇小说《狼》。

　　在回答主持人询问他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时，莫言回应说，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对作家发问，但作家也有不回答政治问题的自由，“如果诺贝尔有一个政治奖，我得了政治奖你们来问我问题我不回答的话，这奖牌就会被收回去了”。

　　他还说，政治需要政治家研究，他没有深刻的研究，但读者可以在他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

　　他直言：“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

　　对于中国官方为何认同他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也是超越了政治的，所以瑞典的文学院认可了我，中国也认可了我。”

　　作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大部分批评者用非文学范畴的视角来看待莫言得奖，认定莫言得奖之所以获得官方认可，是因为他头顶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头衔，又抄写过毛泽东延安讲话，属于“体制内作家”，批评者也苛责莫言刻意回避回应政治性问题。

　　在6日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记者会上，莫言因为没有正面回应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囚的问题，并表示新闻审查制度有其必要性，而被部分舆论解读为替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辩护。异见作家冉云飞在其微博上批评莫言“对公权力的迷信和私权利的无知的确令人瞠目”，“说新闻审查每个国家都存在，这样的全称判断其谬可知”。

　　莫言昨晚澄清说，他反感所有的审查，就像他反感所有的检查一样，但“人类社会上完全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完全的没有检查也是不存在的”。他强调，中国有书报检查，西方也有书报检查，若对中国的出版界比较了解的话，就会知道“中国出版的尺度已经跟三十年前相比宽了许多许多”。
被问“你幸福吗？”

　　对于有观众询问莫言，“你幸福吗？”莫言幽默地回答：“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我起码今天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的读者来听我讲话，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上神秘的笑容，因此我幸福”。

　　莫言昨晚的演讲相信将与他7日以“讲故事的人”为题的演讲一样，势必引起中国舆论热议，赞誉中将掺杂嘘声和批评。

　　莫言演讲中用东方人含蓄的表达方式讲述多个关于自己的小故事，听来虽平淡，但每个故事都勾勒出时代的缩影和深意，从自己的成长记忆以及他与母亲及他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中，表达了他对人性、苦难与宽容的理解和看法。

　　对于自己获奖所引起的争议，莫言回应说，自己如同观众看戏，“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

　　莫言最后以三个故事结束演讲，第一个故事的时间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讲的是“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第二个故事，他讲述自己在部队工作时，对一位老长官不敬，事过多年深感内疚。

　　第三个故事最具寓意也引起最多猜想，莫言讲述八个泥瓦匠在暴风雨中躲进庙宇，庙外雷声大作火球翻滚，八人认定是由其中一人做恶所致，商定将此人扔出庙宇，他们抛掷草帽，谁的草帽被卷走便将谁扔出。当一个不幸的人草帽飞走旋即被扔出庙门后，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作家叶开认为这些故事串联起一个道德讽喻——倡导多元与宽容，尤其是第三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宽容的、活性的社会，是能容忍差异的。北京青年报一篇文章则认为，莫言通过这三个故事表明了立场：决不从众表演，作秀式抗争，以多数人的名义侵害个人自由。

　　有网民称赞莫言的发言非常真实，“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思想的启蒙者，相对于具有思想启蒙的获奖作家，莫言还是有很远距离，当然，能讲故事获奖也是值得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