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成为当下中国最热的词

　　推进城镇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它可以将一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中来，按照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12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测算，如果以常住人口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50%，如果按照发达国家城市（镇）化率一般水平的80%，则中国仍可以向城镇转移人口3.9亿人。如果以人均1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而言，以每平方米3000元的居住和公共配套成本来测算，可拉动17.5万亿元的基建，这还没有将开发商的利润算进去。如果再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有测算称10年将推动40万亿元的投资，也并非天方夜谭。

　　城镇化的另一个好处是，其操作较为轻车熟路，阻力较小。在多年的城市化运作之后，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以土地招拍挂及房地产为主要开发模式，是地方政府所熟悉也乐意推进的；房地产商乐于跟进，可将房地产开发由一二三线城市向四五线小城镇推进；大量的农民进入城镇，为农村土地的兼并重组创造了条件，也是一直以来呼吁土地流转者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就有弊，对于城镇化具体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弊端，决策层也应有清醒的认识，以趋利避害。笔者以为以下操作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妥善解决：

　　第一，城镇化的投资从哪里来？此前城市化的投资有几个源头：1.中国把握了世界工厂机遇，各国投资中国制造，形成了巨大的投资来源；2.确定市场经济，鼓励私有民营企业发展，民营经济滚动发展积累的财富加以投资；3.土地招拍挂制度推高了土地价格，房地产商预售卖房从城市居民手中取得积累的国民财富，并向商业银行借款投资；4.在2008年底以来的救市大投资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国开行和商业银行借了大量款项投资。

　　但现在城镇化的融资相比之下要困难得多：1.全球经济一体化正进入反向周期，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推动TPP寻求对中国进口替代，以及贸易保护壁垒增加，国际贸易成本大增，国际投资正在逆转；2.自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了35%，土地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各种税费大幅上涨，加上贸易壁垒增加，外需下降，中国民营经济正面临30年来最大的生存危机；3.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财富积累非常有限，即使继续采取土地招拍挂制度，他们也很难支付得起高房价，况且他们在农村原来有住房；4.经过前一轮的4万亿元救市，地方融资平台已经债台高垒，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普遍不低于70%，据财政部专家贾康2011年10月披露，当时已有近20%的市级政府和3%的县级政府负债率超过100%。

　　第二，如果让县乡政府官员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会不会造成县乡行政权力扩张，激化与村级组织和村民的矛盾？如果城镇化是以提供更好的就业、医疗、教育和生活环境，使得农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居住在城镇的幸福感，让农民自由选择是否迁徙到城镇，这样的城镇化肯定是好事。但值得疑虑的是，在县乡政府没有足够投资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在城镇不能提供更有效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县乡的城镇化相当可能演化为简单粗暴的强制行为，比如强行圈赶农民进入城镇，或者取消农村的小学、强迫进城农民接受高价房等。假如这一矛盾没法得到缓冲，一旦爆发将非常尖锐。

　　第三，如果城镇化将农民引入城镇，如何保障农业生产不受影响？如何保证不演绎出私有大农庄，进一步扩大农村的贫富差距？大量农民失地进入城市，如何保证其不成为无业盲流，使得中国堕入拉美化陷阱？

　　在农村分田到户30年后，其副作用也正日益明显：农田基本建设大多荒废，农业靠天吃饭愈加严重，更不要说集约化和高科技绿色农业了。而如果实现集约农业，现在有两条截然相悖的思路：一条是建立私有大农庄的思路，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进而实现集约；二是建立股份制的集体农庄，农民以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作为雇工获得劳动收入。私有大农庄就是拉美国家曾经走过的路，结果导致了农村的严重贫富分化，大量的农民被迫流入城镇，在贫民窟艰难求生。后者是本人认为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它可以和村长直选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农村再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简言之，要想成功推进城镇化，使城镇化形成良性循环，就需要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调研，找到具体可操作的举措，避免其弊端。否则，不仅预设目标无法达成，更可能导致矛盾丛生。

　　进一步来说，寻求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动力，改革的确是最大的红利，而这个改革要从现实最显著的问题入手：1.既得利益不断扩张，占用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2.土地矿产资源的收益应通过改革对全民进行更合理分配；3.金融、教育、医疗还存在垄断，成本很高、效率低下，应当向市场开放；4.交易所必须打破官本位，回归真正的市场本位，从而使之成为真正提升生产力、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发动机。

　　一言以蔽之，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固然是一个选项，但真正竞争力的再造，必须靠上述改革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