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领导人往往意味着新的政策。但在中共十八大结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政治便呈现出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政新风,着实让人兴奋。尤其是新任中国领导人在反腐败、法治、执政风气上的新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外出巡视的首站,选择一直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更是释放了新一代领导人力主改革的积极信号。可以说,中国改革值得期待。然而,笔者担忧,美国会否中止中国刚刚开启的新变革、新变化。换句话说,在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中,美国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笔者认为,美国若真心希望中国改革,华盛顿的最佳策略是不插手干预,不制造大的外部压力,以减轻中国执政党的危机感,进而减轻其控制社会的程度。
因为,中国想要推进更为大胆的政治改革,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领导人自身必须支持政治改革;第二,国内环境必须满足推行政治改革的条件;第三,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让领导人有信心推进更敏感的改革。
在这三个方面,迹象显示,习近平倾向于继承其父的改革意志,愿意做一个“邓小平式”的改革者;其二,国内民众除了特殊利益集团外,无不渴望改革,即改革具备了强大的民意基础;然而,第三个方面却令人担忧,用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的话是,目前的国际形势“挑战空前”。中共定位国际形势的“挑战空前”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密切相关,这势必成为中国新领导层上台后的一项挑战。
外部压力越大,中共越不愿改革
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的人士,都深知外部环境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中国目前面临的国内压力和矛盾,使其意识到必须推进改革,但糟糕的是,美国向中国施加的压力越大,中共领导人就越不愿进行改革。
中国政治专家、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在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指出,中共的危机感,使其对国际上的危机估计过高,因此反应也过分。这对国家建设、国内政治生活有明显的反面影响。他认为,事实上,中国20世纪面临的危机已经过去(除非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中共应当逐步克服数十年养成的危机感。危机感很容易成为激烈盲目行动的根源,危机感的减退,可以促进国家减少对社会尤其是对私人思想行为的控制,这是中国目前最值得注意的问题。这是其一。
另外,英国杜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教授认为,中共执政之初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史教训,使得中共党内早已形成共识:党内冲突必须在党内解决,对公众则必须采取一致阵线。这正是今天中国领导人实行集体领导,采取按照多数人意见进行决策的原因,因为他们担心分裂、削弱的领导层可能容易受到外国的入侵。
然而,来自外部的压力可以加剧这种担忧,强化按照多数人意见进行决策的模式,此时若保守派占据优势,改革的发生就更为不易。中国过去十年的改革困境告诉我们,这种模式或是阻碍实质性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决策层深刻怀疑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不仅中国的鹰派相信,包括那些欣赏美国民主制的普通中国人也相信,奥巴马政府加强与中国邻国联系的举动,是华盛顿方面试图用美国的影响力包围中国、遏制中国。他们坚信,正是因为美国在背后的支持,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才敢在南中国海、钓鱼岛等问题上对华持如此强硬的立场。
中国的政治传统,让民众很难真正知晓美国到底对中国做了哪些事情,这导致民众无法理解美国政府行为的实质,始终对美国的此类行为抱有敌对心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3至4月在中国对3177人进行的民调显示,大约39%的受访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是合作关系,而两年前这么说的人高达68%;26%的人认为是敌对关系,比2010年调查时上升了1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曾经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心存好感的中国公众,越来越对华盛顿怀有敌意。
然而,奥巴马连任后,为了强化回归亚太的战略意图,正在提升对中国的遏制的幅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明确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笔者认为,美国诸如此类的举动,将可能中断习李体制的改革契机,把中国逼回与美国和西方抗争的老路。
可以说,“习李体制”已经表现出改革的征兆。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不要帮倒忙,而是要有耐心,让中国的内部改革进程,不要受到国际关系紧张的拖累,使中国领导层的改革派不敢大胆地往前走,甚至中止刚刚开端的新改革、新变化。中共领导人深谙中国历史,美国等国家表现出来的激进立场,很可能阻碍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这不仅是对中国的13亿人不负责,也是对世界的不负责。
习近平在上个月的“就职演说”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中国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的?以现实而言,相信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就是人们希望的中国的样子。欣慰的是,新上任的领导人已经在当前人们最不满的两个领域(腐败特权、收入差距悬殊)上有所行动。如果美国希望中国新领导人将改革之火烧下去,最好的策略便是不要再制造大的外部压力。对此,美国须审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