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危机爆发，政府之手就会很给力，而且市场也非常欢迎政府这只“托举之手”。此次危机也不例外，2008年至今，遍观全球各政府，无不是高垒债台，同时各国央行更是以“量化宽松”之道，为政府之手披荆斩棘。由此就形成了反危机下的一幅图景：即通过政府支出，来营造商业环境；通过以货币当局印钞，来修复信用环境。政府通过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来防止经济被危机拖入大衰退的泥潭。

　　此次危机中，以美、欧、中、日四个经济体（G4）为例，截至2011年底，四个经济体的国债余额较2007年底的数据分别增长了69%、37%、47%和14%；同期四个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规模也分别增长了220%、84%、96%和90%。

　　而就G4的整体情况，截止2011年底，四个经济体的央行资产规模合计高达13万亿美元，是2007年底6万亿规模的2倍之多，占GDP的比重则由2007年的18%升至31%；相应四个经济体的国债余额合计为26万亿，是2007年的17万亿的1.5倍之多，占GDP的比重则由2007年的50%升至2011年的63%。仅从上述两组数据，就可见此次危机中，各国政府的干预力度。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复苏，但鉴于危机本身和各国政府反危机干预，所以从中长期而言，此次危机后的复苏之路必将是曲折的。未来全球如何彻底摆脱危机的阴霾，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内生动力的恢复，另一方面更取决于当前各国政府托举之手向引导之手的转变，并且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由此，当前经济的实际情况确实存在一种尴尬：既需要短期政府支出来为经济复苏添砖加瓦，更需要中长期政府财政整顿来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对于各国的决策层而言，处理这种尴尬则犹如踩钢丝：一旦把握不好，要么出现饮鸠止渴，要么就是釜底抽薪。在政绩的刚性要求下，实际上饮鸠止渴的概率要大于釜底抽薪，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未来居民买单能力的强弱（政府支出的最终源自包含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广义纳税人）。

　　今年12月初，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曾指出：“既要充分肯定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态势，也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

　　那么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究竟有哪些有利因素和潜在的风险因素？尤其是12月12日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预示着继2008 年底全球大范围的联手干预之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的经济干预。对于中国而言，是否还要加入其中呢？答案则取决于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因此，就需要对在此次危机和政府反危机的综合作用下，经济内涵出现的变化做进一步厘清。

　　首先，笔者想谈一下，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数据的一个重要经验性规律，因为实际上这个规律暗含着中国经济运行的惯性轨迹。

　　如果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那么2013年-2020年中国 GDP实际增速只需要在6-7%之间即可实现目标，这就意味着与2000-2010年的10%的增速，未来8年中国经济增速要下降3至4个百分点。

　　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速和货币供给之间却存在一个"4-8"定律：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实际GDP规模每8年翻一番；与之对应，广义货币供给余额（M2）大致则是4年翻一番。此外观察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2000年之前财政收入也是每8年翻一番，随后财政收入的速度提升至每4年翻一番，即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存在由8至4的趋势变化。

　　如果这个经验数据规律有效的话，那么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翻一番”目标可能将于2017年就提前完成——即实际GDP到达15万亿，名义GDP达到80万亿的规模，而届时中国M2余额则要达到近190万亿，财政收入将达到24万亿。

　　因此，通过对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目标和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情况的比较，实际上暗含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需要做出调整。如何调整呢？

　　就需要谈中国经济数据的第二个经验性规律：危机以来，中国债务结构中存在两个“2-8”定律：即政府债务和非政府债务的比例为2：8，在非政府债务中，居民债务和企业债务的比例为2：8。

　　具体而言，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规模为43万亿，其中政府的债务规模10万亿，非政府债务规模33万亿（两者比例大体为2：8），包括居民总债务规模为5万亿和企业总债务规模为28万亿，两者比例大体为2：8。

　　到2011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规模升至95万亿，其中政府债务规模升至20万亿，非政府债务规模75万亿（两者比例大体为2：8），其中企业债务规模升至62万亿，居民债务规模升至13万亿，两者比例大体为2：8。

　　而作为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其情况则是：2007年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规模为33万亿美元，其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规模分别为8万亿美元、11万亿和14万亿，三者比例大体为24：33：42；到2011年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规模为38万亿美元，其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规模分别为13万亿美元、12万亿和13万亿，大体形成三分天下的债务格局。

　　从中美债务结构的数据比较中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此次反危机中，除了政府在加杠杆之外，企业和居民两大部类基本还是修复资产负债表，即反危机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和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来完成经济运行的修复；而在中国，则是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参与了政府主导下的反危机调整，尤其是企业和居民不仅没有在此次危机中采取收敛方式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反而是在中国特有的信用创造机制下，快速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

　　这样就出现第三个问题，中国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反危机演变之后，究竟产生了哪些后果？

　　后果之一：中国的债务负担率（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货币化程度（M2占GDP的比重）。2007年，中国整体的债务负担率和货币化程度均在150%左右，而到2011年中国的债务负担率已经升至184%，同期货币化程度则为180%，债务负担率超出货币化程度4个百分点，即以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超出。暗含着中国货币化进程在经历了商品吸纳、要素吸纳、资产吸纳之后，已经进入到债务吸纳的新阶段。

　　后果之二：与债务结构稳定相比（即上文提及的两个2-8结构），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变化出现分化。按照国民收入结构测算，2007 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分别为242%、250%和41%，到2011年，三者的杠杆率则分别为245%、300%和58%，四年间，政府杠杆率提升了3%，企业杠杆率提升了50%，居民杠杆率提升了17%。推算的数据显示，在此轮危机中，与欧美国家企业普遍去杠杆不同，中国的企业和居民则是在加杠杆。如果结合债务结构的稳定，上述三部类杠杆率的变化背后，反映出中国收入分配结果的变化，即四年间，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提升的，企业是下降的，居民的比重则是稳定的。

　　综合上述两个后果，反映出此轮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得到了修复，而企业和居民则没有，特别是企业的现金流实际上正在趋于弱化，自2011年底开始，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就一直低于税金的增速，尤其是2012年前9个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今年前10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速则保持在11%以上，同样也超过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经过上述数据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一个中国反危机的图景：中国企业和居民在政府主导的反危机干预下，进行了负债的快速扩张，而在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下，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也相应大幅提升。

　　李克强在12月19日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就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并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稳定”，而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首次强调“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由此，决策层的明确表态，实际上已经表达了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政治意愿：即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核心是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就是经济增长要有利于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健康有序的扩张，而非是一味地通过加杠杆来保持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途经之一，就是选择好债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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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库專家综述（劉向）

中等收入陷阱是最大挑戰

　　芮效儉：美國外交家，1991年至1995年間任美國駐華大使。是當今美國外交界和學術界首屈一指的中國問題專家。

　　中國在未來十年可能出現的一些國內問題會對中國領導層提出真正的挑戰。我看到已經有數據預測，十年后，中國20歲-24歲的勞動人口數量將減少50%。現在，這個年齡層的人口是中國製造業的核心。這意味着，中國未來將面臨來自勞動力減少的壓力，並迫使工資上漲。當然，工資上漲從許多方面來說是好事。另一方面，這也令中國更加接近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101個1970年被認為是中等收入的國家，到2008年只有13個成為高收入國家。有數據說，中國必須以至少6.6%的速度增長，才有機會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11月發布的研究報告說，中國從現在到2030年的經濟平均增長率為大約6.6%，但是在2030年后的30年，中國的平均增長率將降到僅2.2%。因此，在未來十年，中等收入陷阱將成為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未來5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的數量預計將增長4倍。這將在社會服務和退休計劃等問題上給中國帶來巨大壓力。

　　從較短期來看，最大挑戰之-是由於經濟快速增長而催生的民族主義。如果中國民衆希望中國政府在和鄰國領土爭端問題上表現得更加強硬，那麼中國實現和平發展將面對挑戰。中國如何處理這一問題？這需要中國的領導人展現出極好的技巧：一方面不會損害和它重要鄰國的關係，同時不會造成中國人認為政府未能恰當地維護中國的利益。

　　不過，現在世界的變化趨勢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是對它有利的。現在的局勢是，出現了幾個地區性的主導大國——印度、巴西、土耳其，一個超級大國已經不能主宰世界。

　　對中國來說，一個重要的機遇就是為全球發展作出貢獻，讓健康的經濟力量成為最重要的特徵。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成功的發展模式。也許其中的-些方面可以為其他國家所借鑒。中國可以在這方面為世界做出巨大貢獻，因為這個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實現了人類近代史中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經濟增長期。

（本網駐華盛頓記者冉維）

保持和平穩定仍然重要

　　雅克-阿塔利：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作家和未來學家，曾擔任密特朗總統的特別顧問。被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評為當代影響世界的100名知識分子之一。

　　有人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將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但是我認為中國不會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經濟上也難以實現，因為中國的人均GDP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至少50年的差距。

　　在人均産值、經濟創新能力、專利數量上，中國與日本也有很大的差距。

　　對中國來說，如何保持國內國外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仍然非常重要。在國際上，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在地區建立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中國和日本要尋求建立一種和平的關係，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對中國未來來說非常重要。

　　而在國內，我認為中國面臨一個重要的挑戰是人口老齡化。要從兩方面看，首先這是一個好的消息，人口老齡化說明中國人口成熟化，但另一方面中國需要建立現代化的退休制度，健康保險制度，這些制度在中國過去並沒有。

　　這些還不夠，中國目前正在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的民主社會制度，這對中國也非常重要，每個國家有着自己不同的歷史，各國的民主形式也都不一樣，中國也正在向民主轉型。中國領導人需要對中國的治理進行思考和規劃，要知道經濟的發展必須有民主的發展作為保證。而從另一層面說，這也可以産生經濟增長所需的創新。但每一個民主的發展歷程又是不同的，中國民主進程不能模仿其他民主。

（本網駐巴黎記者應強）

加強國民幸福感更重要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勛爵：英國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休教授，上議院議員。

　　中國在經歷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后，現在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分配社會財富。加強國民的幸福感要比單純追求GDP的數據增長更重要，當然這也取決於社會的富裕程度。

　　對於富裕社會來說，公平更重要一些，但是對於仍處於非常貧困的社會來說，增長顯然也很重要。讓人感到幸福的關鍵在於擴大消費並降低儲蓄率。社會變得越富裕，阻止窮人落后於社會發展就顯得越發重要。

　　我並不傾向於徹頭徹尾的公平，但是比現在更公平一些，卻可能會增加競爭力，這一點已經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實踐中得到了驗證。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對政府是一大挑戰。稅收調節和設定最低工資保障都很重要。對中國來說，要努力從出口拉動轉向國內消費的內生性增長。

（本網駐倫敦記者 王亞宏）

經濟轉型須撇清政治因素

　　杜克雷：美國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院長，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

　　中國在過去10年迎來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並且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一大幸事。中國不僅積聚了大量經濟上的財富，而且也培養了大量人才，中國企業也學會了如何在國際市場上打拼。中國在政治上也積累了一定資本。睿智的中國領導人會抓住這個機遇，把黃金十年再延長10年或20年。

　　當然，中國領導人也可以選擇其他的發展方式，比如沿襲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但這會使經濟轉型變得更加困難，從而使中國與難得的戰略機遇失之交臂。應當指出，這種經濟轉型應當完全出於經濟而不是政治因素。以往中國的經濟曾與政治混在一起，這妨礙了領導人作出理性而清醒的決策。

（本網駐洛杉磯記者王軍）

推行儒家合理富足思想

　　尤裡-塔夫羅夫斯基：政治學家、東方學家，俄羅斯各族人民友誼大學教授。曾任職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門，主管對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等亞洲國家宣傳。

　　未來十年，中國面臨的不只是戰略機遇，還有戰略挑戰。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將加強，不過這一政策在奧巴馬總統未來4年任期內將以柔和的形式體現出來。如果此后共和黨執政的話，有可能對中國採取比較強硬的遏制形式。不排除中國會與受美國暗中或公開支持的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發生有限武裝衝突的可能。

　　第二，提高居民收入的方針會使中國接受消費社會模式。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如果這種模式變為現實，會引發原材料短缺和生態破壞。所以推行具有中國特色的消費模式至關重要，也就是實現小康，推行儒家合理富足思想。

（本網駐莫斯科記者岳連國胡曉光）

國內市場發展帶來機遇

　　雅科夫-貝格爾：俄羅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歷史學博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着作有《當代中國農村的集體和農民》、《中國經濟戰略》等。

　　過去十年，如果只看經濟增長、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這的確是中國增長最快的時期。同時，這也是中國國內産生大量複雜問題、困難和矛盾的十年。新的十年對新領導人提出了十分困難的任務和問題。

　　戰略機遇當然存在。但機遇與第一個十年不同。國內方面，首先是中國的進一步城鎮化，數以百萬計的居民從農村轉入城市。主要的是中國國內市場發展帶來的機遇，中國目前是世界主要出口商，是世界工廠，將來也許會發展成為世界最主要的市場之一，發展成為其他國家生産的商品和服務的主要進口商之一。

　　中共十八大宣佈要把中國建設成創新型國家--不是簡單地當商品生産者，還要為世界提供創新技術。這裏蘊藏着巨大的增長潛力，這種增長沒有之前十年那樣快，但會足夠穩定，足夠循序漸進。

（本網駐莫斯科記者胡曉光岳連國）

投資教育，讓資本走出去

　　阿德裡亞納-阿布德諾爾：巴西裡約熱內盧天主教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磚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總協調員。

　　將來中國將從眼下大力投資教育和致力於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努力中獲益，這是主要戰略機遇之一。現在中國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黃金時期，此時推出一系列政策提升教育質量、鼓勵創新、推動産業結構升級，從而提高産品附加值，力爭走向産業鏈頂端，未來將令、國民經濟全盤受益。

　　中國的另一大戰略機遇是資本走出去。目前中國國內投資過剩，而受全球不景氣大環境影響的不少區域和國家則正好需要大量資金，以巴西為代表的拉美各國便是如此。

　　與此同時，中國在下一個戰略機遇期所要面臨的挑戰將考驗新一代領導人。例如，在外部，一些國家相繼出台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在國內，部分社會階層以群體性事件的方式表達對現狀的不滿。目前在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社會內部差距拉大，城鄉差距、城鎮流動人口和城市居民間的差距拉大，人們對居住環境的訴求逐步提高，如何處理這些訴求，是中國執政集團未來必須直面的課題。

（本報駐裡約熱內盧記者王帆）

地方財政問題值得警惕

　　曼弗雷德 -格倫德：德國聯邦議院聯盟黨議會黨團幹事長，聯邦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等機構成員。

　　我對中國未來幾年發展前景感到樂觀。中國存在巨大的人力資源潛力，尤其有大批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如果對外保持穩定，就可以集中精力致力於經濟和發展。我相信中國將繼續保持發展勢頭。

　　未來幾年中國國內最大挑戰是，一方面沿海省份人們生活比較富足，但全國依然有很多貧困人口。人口老齡化是第二個挑戰，由於計劃生育政策，中國未來一方面缺少青年勞動力，另一方面男女比例可能失調。另外一個挑戰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渠道。迄今地方政府一方面由中央撥款，另一方面通過賣地獲得財政收入。地方政府債務嚴重，一旦房地産泡沫破裂，后果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