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两院在最后关头通过紧急财政法案，避免了“财政悬崖”，虽说是奥巴马的政治胜利，实际如《纽约时报》社论所言，美国政治上层继续拖延解决联邦政府收支失衡这一国家大政问题。到了“悬崖”边上才勉强达成的政治妥协，同时暴露了美国内政的一个重要现象：日益加快的社会演变破坏了旧有的政治均衡状态，然而新的均衡态又远未形成，导致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
　 三年前，为了解释奥巴马任内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的大胜，我已经用全球气候变化作类比，指出社会加速演变之下美国政界“系统变差增大”。去年的总统和国会选举，更加彰显了美国社会演变和现有政治秩序之间的脱节，而在新近的“财政悬崖”政争中充分表现出来。
　 元旦当日国会两院共和党议员对最后通过的紧急财政法案截然不同的态度，非常说明这一失衡现象。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有47席（元月新国会开议后减少到45 席），通过紧急财政法案时整个参院只有9票反对，说明压倒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支持这项法案。可是同日众议院投票时，236名现任共和党议员中压倒多数持反对态度，而只有85票赞成。同是共和党议员，两院之间出现巨大的立场反差。
　 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呢？这是因为参议员选举按州举行，反映了整个州的广泛民意，而在每个选区选出的众议员只是代表了该选区的民意。美国的人口布局、传统的选区划分“蜥蜴脚尾”现象、再加2010年中期选举大胜的共和党掌握了按照该年全国人口普查重新划分选区的主导权，造成共和党在众议院有别于“宏观”民意的强大优势。
　 事实上，在去年联邦众议员选举中，全美范围内民主党比共和党多了136万多张选票，却仍然比共和党少了33个众议院席位，清楚展现了共和党在众议院的“结构性”优势。更重要的是因为民主党票源集中在城市地区，加上多数白人选民对美国社会演变的自然反应，共和党不会在短期内失去这一结构性优势，
　 在社会演变中，精英阶层往往走在主流社会之前。两年多前，我就指出美国传统的统治阶层——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族群日益衰落，居然在正副总统和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没有任何代表。去年的大选，显示这一大势已经从精英阶层延伸到社会主流：奥巴马在恶劣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下史无前例地赢得连任，主要归功于中下层非白人人口迅速增长，以及他们压倒性支持民主党。
　 可是任何族群和阶层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原有的社会优势和政治权力，茶党运动便是美国中下层白人基督教人口对上述社会演变的反动，“夺回我们的美国”因而是茶党人士的主要口号。虽然去年的大选代表了茶党运动的重大失败，《华盛顿邮报》2日就财政悬崖的一篇评论的题目，仍然是“共和党无法把茶党妖精放回瓶子里”。
　 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封闭性的初选过程，意味仍然占人口多数的中下层白人决不会轻易放弃争夺“我们的美国”。虽然从长远角度看来，茶党运动越来越像唐吉诃德挑战风车。
　 茶党代表的共和党草根，不仅在无望地迎战美国人口演变大势，更面临经济结构性演变和全球化之下的教育劣势。后者才是蓝领白人中产阶级主体社会地位下降的真正原因，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为大量中下层白人认识或承认。《华盛顿邮报》近日曾经以宾州西部一个小镇为例，详细报道了蓝领白人在教育竞争的落后，是他们丧失社会上升机会而贫穷化的主因。可是这一小镇却仍然属于去年大选中热情支持罗姆尼的共和党“红色”地盘。
许多经济学家都结论：改善劳动力人口的教育水平是美国恢复经济活力的关键。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更提出：学龄前和早年智力开发，是改善美国弱势群体教育水平和就业前景的最有效人力投资。但是教育问题同时又是美国政治生态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和党方面坚定不移地信奉“小政府”教条，强调个人进取，反对增加公共支出和政府干预。
　 然而教育属于公共事业范畴，尤其是在弱势群体（包括下层白人）家庭结构弱化解体的现实下，学龄前和早年智力开发离不开政府的干预投入。民主党则纠结于一个现实政治矛盾：教师工会是美国公共教育每况愈下的主要罪魁，又是民主党的关键社会基础和财源。
　 总之，在政治生态与社会演变出现同步均衡之前，美国社会显著恢复经济活力的可能性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