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1年夏，我去拜访柏杨先生，他请我到他台北的家里餐叙，谈到中国人周而复始地犯同样的错误，根由到底在哪里。柏杨先生归结为他以前痛挞过的国人的劣根性。他说，“明明留了七、八级，却碍于面子，坚持狡辩只留了三、四级。” 而我则婉转指出，劣根性可说就是人性，所有的民族都有，和人的基因一样，几乎很难改变。但是，若能使用工具而得其法，人们的行为却是大可以改进和重塑的。

　　文明的整体水平状况，发展水平的先进、落后姑且不论，就人的劣根性或自利性来说，西方人实在不亚于我们，套句老话，是根性相近、习惯相远。世界文明即使在文艺复兴以来发展最辉煌的五百年间，人性也没有因为技术的突进而有根本性的改变。不过，面对自己和他人的错误，剖析权衡，能尽量不蹈同类的过失，欧美做的实在比我们高明许多。他们的历史经验，简单说，是多多应用工具、方法、规制，而不要事事追溯到道德信仰，动辄要求改造人性的根本。西方的基点，不在于“ 去人欲”，而强调使用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依靠程序来规范路径，从而达到效果。在此意义上，程序正义比实质公义更能奏效。

　　如何有效地开会议事，如何达成并执行团体的决定的意义，前人早有体认。譬如，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1917年拟订的《民权初步》的自序中，就痛陈“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天性矣……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有。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以！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可说是言辞恳切，期待殷甚。

　　我在1999年至2005年服务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特别是在担任建行重组上市办公室的负责人，参与银行重组上市工作的两年间（2004-05），痛切感受到议事规则对我国组织现代化和企业治理的重要意义。基于对实际的体察，以及从操作实践的角度，我编撰了一本《议事规则导引——公司治理的操作型基石》，2007年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来，我又与袁天鹏先生合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最新的第十版，是这本“议事规则原典”的第一个中文版，60余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初出版。说来奇怪，华语社区，无论是中国的内地、台湾、港澳，还是海外的新加坡，竟然从未曾翻译过这本人类社会的“规制基石”的巨著（1995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本王宏昌先生译的《议事规则》，依据的是1907年英国贝尔公司的简略本，仅10万字而已。）。原典的中译本问世，受到了各界的重视，一年多以来，它已经有了3种版式，并三度添印。

　　中国人在百余年来的现代化努力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发展方向上的共识，但如何落实使其富有成果，则将越来越倚重具有操作性的工具和方法，从基础来建树，从工具方法乃至行为习惯，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和提升。

　　开会是现代人沟通最主要的形式。检测主管们工作时间分配的详细记录，不难发觉，大部分时间是用在人际沟通上，其中尤以开各类会议占其最大份额。这可以说是举世皆然。年复一年，会议如果充斥着低效、闲扯、重复，人们会变得无奈、沮丧，甚至失去彼此间的信赖。流于形式而无效果的会议虽然已是许多组织的积习，看起来根深蒂固，却是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的。新的开会文化能够提高效率、促进组织治理、重建诚信环境、增强规范运作、持续科学发展，它是我们大家都在期待的，应该尽早提到现代化努力的日程上来。

　　譬如，在我国，大型企业开会都是按成规，实质上按等级来发言，讨论却往往不了了之，无法形成有效决议，也难以据以贯彻。台上拖下来没能解决的问题，留下待台下来解决。结果随意性很大，而且无从问责。常常蜕变成由经办人揣摩上级意图，而上级的个人签字则代替着会议的集体讨论，低级的错误因此层出不穷地重复。从本质上看问题，人皆有其偏私，说是劣根性也无妨，但有了规范程序的制约，粗糙荒唐的错误就能少犯。议事规则就是这样一套规范程序，能保障少犯低级错误，不常犯重复的错误；能增进议事的效率和公正，来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

　　有人或许会说，组织总是有阶层等级的，如果按议事规则，人人都有平等的议事权的话，岂不是没大没小，削弱了领导的权威吗？这种疑惑很自然，但却不是议事规则的“盲点”。我们拿军队为例，军队也许是人类社会最强调上令下达的效率的组织。以一个团来说明：团长是团的绩效的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他应该有相应权责来承担这个职责。但这和团长召开一个有规有矩的会议，畅通坦诚地沟通，群策群力地形成高质量的决定，并加以有力贯彻执行，没有任何矛盾。正相反，团长是合规的会议程序的第一受益人。当然，如果他经过充分的权衡，认为会议的决议不切实际，大可以动用他第一责任人的权限，加以“一票否定”。不过这个过程要能“透明”，能充分沟通切磋，能记录在案，以便问责和日后进行调整纠正。所以，团长无论在他的下级如在营级会议上，还是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团级会议上，都能够从严格执行议事规则而获益。以此类推，师长甚至整个军队都能从议事的规范程序得益。师长会根据达成组织目标的效率，要求并督促团长实行议事规则，而更高一级的单元也会根据同一原则要求师长这么做。

　　同理，我们不难明白，其他的组织，如赢利性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议，或非赢利性学校的理事会和执事会，由于其更多元的利益、目标和见解立场，更能得益于议事规则的执行。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所有现代组织都在广泛运用议事规则的原因。综观历史，欧洲（及后起的北美）国家之所以能在文明进展中脱颖而出，组织效率是最关键的要素。工业化的技术突破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扎根和兴盛，也是依存于他们的组织效率。议事规则正是人类组织之所以能够奏效的基石之一。

　　在历史上，中国社会中的合作关系曾非常稳定，社会的流动性很低。交易和合作的对象，生老病死都被束缚在同一个狭窄的地区（如村落），交流的范围不出血缘、姻亲、同乡、同学。祖祖辈辈，凝结成长期而稳定的关系和信任基础。社会的记忆在狭小的圈内极为恒定久长，人们行事绝不敢轻易违背传统所期许的规范，一旦出格，将会受到莫大的惩罚，甚至孙辈还得为他们祖上“不上道”的行径而蒙羞。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没有明示的成文规则，人们都能服膺传承的规矩，令他们不逾越的成本是相当低的。

　　民国以来的都市化和产业化，人们逐渐走出了这类“关系圈”（clan，或称tribalism），外出谋生，求职或求学，流动性渐增，旧有的信任关系有所松弛。市场交易关系代之而起，过程中人们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建国后，为了实施计划经济，人们被安置在工作“单位”里，终身雇用，阻遏了流动性的进一步扩大。在“单位”（和“户籍”）的束缚下，人们终其一生都将面对同样的领导、同事、岗位、技能，以及彼此的期望，他们的行为和预期是在同一个“模子”里凝结而成的，人们的生老病死都依附于单位。脱离“单位”难以想象，被驱逐出“单位”的成本更是不可承受。因此，“单位”的习惯和“潜规则”可以轻而易举得到执行，无需明订的规则。然而，这类稳定而刚性的关系，无论是以村落或以单位为依托，在开放后都遭到了瓦解。人们需要有更为现代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彼此的交往，显然已是无可逆转的了。

　　30年以来，我们的社会呼唤并呈现出更宽广的合作，它带来各种各样的新机会，要求人们，不管来自什么湖什么海，能在各种新组织里，以各样新形式来进行合作。这些合作大多是“短期”的，以交易为基础，而不是建筑在“恒定”的，甚至人身依附的关系上的。譬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来自贵州山村的孩子，到西安读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可以从上海到成都到深圳再到北京，两年中在若干都市间换了数次。总之，经常跳槽，逐水草而居，已成了市场化里国民生活的常态。在过去，一个人在一家钢铁厂工作直到退休，儿子还接替继续干，或是在农村族群里祖祖辈辈耕作同一洼地。如此建立的传统人际关系，不可挽回地处于消亡之中。

　　正在形成的各种新的组织和兴趣团体，则要求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迅速形成没有任何天然联系的合作和信任。眼下，一个在高度流动的市场里活跃的人隶属于各种关系，他所参与的合作的目的是适度而有限的，合作失败的后果也只是局部的，食言或失信的惩罚因此也有限。比如生活在都市，一个人和邻居处得不好，搬到别处照样住；借钱不还，可能换家银行照样借。以往“关系圈”的约束力大为削弱，而背弃过去长期承诺的代价也大为减轻。为了交易能够低成本地顺畅形成和持续，为了合作能够不断地更新和扩展，我们唯有引进新的规范工具。

　　这也回答了在推介议事规则时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一直在开会和议事，为什么现在却要引进“外来的”规范？有此疑问的非常普遍，也很正常，我们应该提出它的解答：这些规则的显著成效，要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会展现出来。它们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经验总结，而不是“外来的”规则。我们现阶段的发展和市场化，使议事规则的广泛应用变得刻不容缓。

　　简括地说，若不能从现在起就与时俱进地操作议事规则的话，我们将难以有效推进“公司或组织治理”。 虽然在理念层面，我们已认同了不少共识，至于怎样落实它们，实质性的进展却不显著。在这个关键领域，议事规则作为一个可操作的工具，将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用。

　　中国人向来推崇诚信。譬如，在《论语》里，“诚”字只出现了两次，而“信”字则出现了38次。先贤推重“信”，可谓不遗余力。孔子甚至主张，如果不能两全的话，宁可舍弃防御，拒绝食物，也必须维持“信”。后世的诠释，似乎越来越强调“诚”，认为“ 诚”是“信”的根本，甚至“信必由诚”；有了诚就能有信，从败信的行为也就可以推断出其人的无诚。于是评断趋于泛道德化，空洞而且偏忽实践中的操作性了。

　　一个有限度的合作——大多数的市场交易都属此类，人们应该强调信，而不必执着地过问诚。简单来说，诚是心和口的一致，而信则是言和行的一致。一个人心底里到底怎么想，底蕴的动机究竟为何，是很难判断的，律令对其也很难以监控。所以，合作约定执行的依据，其实是信，而非诚。心口一致谓之诚，但即便有诚于内，能否将其外化成可观察到和可执行的信，却远非水到渠成。当今的市场合作，强调的是信，亦即履行承诺或履约。在承诺方有心履约（即是真诚的）之外，这还涉及到经营的能力和实力。比如一个贷款人，由于谋算不彰，或是时运不济，会导致经营失败，以致还贷发生问题。那时候即便他非常有诚意还贷，如其初衷所愿的那样，信守合约还是会有困难。对于这种经营中常见的现象，银行事先就有措施，要求贷款担保品或第三方的担保，来预防损失。也就是，对于市场合作，信的履行要靠程序规范、风险管控的能力和担保措施。反过来说，能履约的“有信者”的诚是否真实，则非合作者所汲汲追究的关键。其实，诚终究是不可得而知的。

　　在我们的传统里，对合作常有泛道德的诉求。如果认为对方人品不确实，私德不佳，或不够真诚的话，那么就失去了合作的余地和前景。这种把合作的基础放在道德诉求上并不利于现代合作。在现代商业交易中，所求多半为有限的合作，它们和交友是两码事。和把女儿嫁给对方有很大的不同，在市场合作中，品行、脾性、价值观、所属文化、种族、宗教、信仰，都是次要的因素。讨论一项合作事务时，一上来就质疑对方的动机和道德素养而不能用工具性方法来加以处理，甚或从泛道德的要求出发，并不能有效地划分人和事，无论是对市场效率还是就现代规范而言，都是很陈旧过时的无效做法。

　　上述观念在议事规则的运用上有着关键的意义。开会议事和团体决策的时候，“信”具体表现为对议事规则的遵守，体现在合规的议事和决策的程序里。与会者能得到积极语境的鼓励，能够从容不迫地表达是议事规则的核心要求。我们虽然不一定认同，但要完整地听取其他人的意见。这样的耐心和宽容，有了程序的保障，才能够长久，方能为大家所信服，形成牢固和公正的正预期。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要把讨论集中在事务的处理，也就是针对能够解决问题、导致行动的“动议”上面，而不要质疑他人的“动机”，否则徒然流于无谓的猜忌和争论。这种程序的安排，是对人类行为的经验总结，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理念。第一，前文已有说明，人的动机很难观察，且不可证实； 第二，猜疑各自的动机，是对问题解决和创新思路的偏离；第三，退一步讲，自利是人类所共有的。容忍对方的自利追求，是寻求妥协与和谐、形成良性的互动、谋求多元组织的最大化利益的途径。

（作者为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