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昨天在杭州提出，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应有适当调整，并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

　　“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周一在杭州开幕。在论坛上，50余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高校院校长、党委书记及中外高等教育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中，学术权力是以学术开展和发展为目的，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例如，老师批改学生考卷、相关部门评定老师职称，都是行使了学术评价权，此外学术权力还包括规范权、资源配置权等。纪宝成认为，学术权力使用是否得当，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位资深校长坦言，现在国内高校里学术权力的使用已经进入了三大误区。

　　首当其冲的就是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将学术权片面理解为学者的权力，与行政无关，而事实上学术权也包括了许多与学术相关的行政管理权。

　　其次，学术权力现在有行政化的倾向，高校普遍存在学术评价偏离甚至脱离学术发展方向；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纪宝成遗憾地说，“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

　　同时令纪宝成担忧的是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还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以上误区，影响了学术权力在高校的适当使用，从而也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所以我建议还学术权力以权力，落实民主办学、教授治学。”纪校长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自2001年起开始举办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每年举办一届，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确定一个中心主题，进行较高水平的国际性研讨。目前，这一论坛已经逐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峰会。前8次的论坛中，“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等论题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沈蒙和）

评论1：“最大博士群在官场”是最大的学术不端

龙敏飞

　　大陆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中国官场多博士，已是众所周知事实。“学而优则仕”，继而“仕而优则学”，戴上“博士”、“荣誉教授”大帽不足为奇。不过，倒可以给纪宝成颁个“实话实说”奖。

　　就在去年，我国在建立博士点26年之后成功超越“英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按说，本该赢得公众欢呼，抑或举国同庆，只可惜，公众并不买账，还有不少留洋学生诉苦，说外国根本不把中国的学位证、硕士证当回事儿。回到本质问题来看，那便是粗制滥造的“证”多，真正拥有博士学术水平的人少。

　　举个最近的例子，西南大学研究生部透露，重庆市的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这种现象断不会只重庆才有。普通全日制的博士生尚且需要两到三年的学习研究，而官员带职读博，除去工作娱乐交际时间，所剩无几，如此境况下大多官员尚能两年就能拿到博士结业证书，其证书的含金量绝对是个问号。

　　官员掌管国家行政权力，而高校则是思想阵地，两者建立良好互助关系，可以用学术之力影响政策的实施，同时可以让最新的学术成果转换成施政的方针，二者相得益彰，促进社会进步。可如今，高校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用最高学位证来换取官员手中的社会资源，如此似乎也是互相合作、相得益彰，只是得益者并非社会和公众。

　　在国外，政府官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主要从事政治决策工作，不需要过高的学位；事务官主要从事决策执行工作，如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也不需要博士学位。而在我国，“学位证书”情结严重，学历的畸形崇拜影响广泛，甚至某个职位首先要求的便是“博士”、“硕士”学历，而工作能力、管理水平则从属于学历，这为官员谋求最高学位——博士滋生了土壤！

　　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在官场，说到底还是一种学术不端，当行政力量可以换取学术头衔时，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各种不合情理的学术氛围，也自然而然出现并泛滥了。

相关评论2：大陆博士为何要扎堆官场

梅广

　　按说，拥有高学位的博士，本应是各学术领域的研究性、创造性人才，大多数应待在高校教职岗位或科研机构，从事专业对口的教育科研工作，这样才更有用武之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高校泛行政化现象日益蔓延，人们更多关心的，不再是学术水平，而是行政职务和级别：有了官位就有权力，有了权力，再获取职称、课题、房子、车子等就不是什么难事。一个即便有一定学术造诣的学者，如果没有行政领导的“恩准”，也很难获得应有的学术发展资源，就更别遑论一般科研人员了。学术环境欠佳，成为部分博士“弃学投官”的重要原因。

　　此外，除了从社会上引进博士，官场本身也具有“造博”的内在动力。干部知识化是一个趋势，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将知识化简单地理解为“学历化”，不仅以学历的高低作为对外录用干部的硬性指标，而且在内部的干部升迁中，学历越高胜算也越大。为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或享受到更好的职务待遇，有条件的在职干部自然当仁不让，要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弄到一张博士文凭。一些党政干部手里掌握者公共权力，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人脉优势，他们一旦“攻读”博士，其成功率自然要比寒窗苦读的在校学生高得多。这种“官员博士大跃进”现象，无疑又进一步壮大了官员博士群体。

　　一些博士想当“官员”，而另一些官员又想当“博士”，如此一来，官场博士多于高校也就不难理解了。无论是博士官员化，还是官员博士化，在现阶段都是不正常的：前者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后者则影响教育公平，容易滋生腐败。要避免官场博士“泛滥”，就必须对症下药，在高校实行学术本位管理的同时，行政机关更应坚持德才兼备的人才择用标准，不能过度看重高学历文凭。简而言之，从体制机制上治理高校行政化和官场学历化这两大积弊，博士扎堆官场的现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才能让学术的归学术，官场的归官场，实现各得其所，各有侧重，发挥好各自作用，履行好各自职能。

相关评论3：高校不就是最大的官场？

张贵峰

　　纪校长想说的显然并非官场的知识化、学术化，而是行政权力越来越侵入、渗透到高校中，左右着教育学术，并使之愈来愈政学不分、权学一体。

　　据教育部数据，我国2007年博士授予数量已居世界第一，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正是重要一环。据《半月谈》报道，“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官员何以能如此迅速“博士化”？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所指出的，“中国大多数官员的文凭都是混出来的”——“在课程学习中，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由秘书代为上课、考试；至于毕业学位论文，天晓得有多少是领导干部独立完成的”。

　　其实，既然“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能够成立，也就同时证明了中国高校本身也早已官场化，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高校也是最大的官场！不妨看看以下数据对比：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省级的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的大学却高达1000多所。这正如人们在形容高校官场“盛况”时所说：“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试想，除了大学之外，还有哪个行业部门，能组成如此蔚为壮观的“官场”？

　　以最近曝出腐败案的武汉大学为例，据报道，“武大一次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可容纳700多人的逸夫楼礼堂居然都坐不下，而文革前，武大副处级以上干部不过10多个人”。而作为此次腐败案主角之一的陈昭方，虽然“一天没教过书”，却拥有“博导”头衔。“一天没教过书”也可以在大学当“博导”，没有真实学术能力和水平的官员凭借手中权力“博士化”，当然也不奇怪，这实际上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要想为官场褪去华而不实的博士泡沫，必须与学术、高等教育本身的去权力化、摆脱行政附庸地位同时进行，同步切割，否则，在最大官场的高校奢谈“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只能一厢情愿——如果博导、教授本身就是“一天没教过书”的官僚，即便“教授治校”了，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