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生化科學家楊薇對DNA修復蛋白的結構與功能研究作出卓越貢獻，去年被評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讓全美華人引以為傲。然而，實際上她初到美國時只懷揣200美元，生活適應不良終日鬱鬱寡歡。她甚至坦言，最初選擇科學之路一半是由於被「逼上梁山」。楊薇在接受專訪時，講述她的心得體會和人生故事。

楊薇現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深研究員，她別出心裁形容科學家像是抽絲剝繭的偵探，又像玩耍不知疲累的孩子，還像瞄準目標的狙擊手。「我研究蛋白分子，找到病因，從而找出相應的治療方法。」過程有如尋找治病時要瞄準的「靶子」，不僅要知曉相關分子的名稱，更要研究它的功能和纖維結構。

楊薇殷切期望更多年輕人能投身科學界。在她看來，科學家的工作一點都不枯燥，反而像偵探工作般扣人心弦，循著蛛絲馬跡步步推理，排除不重要因素，篩出關鍵線索，最終找到「犯罪」病因並將其「繩之於法」。她說，若真心熱愛科學研究，工作就會像孩子玩遊戲一樣，從不覺疲累。她已擁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頭銜，論文頻頻登上世界一流科學雜誌，卻絲毫沒有停步之意，時刻鞭策自己「做出下一個更漂亮的研究」。

楊薇深愛她的事業，但回想她走上科學道路之初，似是先「逆水行舟」，再被「逼上梁山」。

楊薇在「讀書無用論」風行一時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成長，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她，始終堅信「萬般只有讀書高」。在書禁嚴格的年代，她和友人偷偷交換小說閱讀，書中對大學象牙塔的描寫，讓她心馳神往。楊薇堅持讀書學習，在1980年考取復旦大學生物化學系。1983年，當赴美深造機會出現時，她毫不遲疑的就來到美國。

初抵美，她在生活和學習上處處碰壁，一度鬱鬱寡歡。楊薇白天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上課，當時英語未精，在文科選修課上有如鴨子聽雷，在擅長的理科課也來不及記筆記。由於經濟拮据，晚上還要在中國餐館冒著被逮捕遣返的危險打黑工洗盤子。

她感歎，在中國時她隨波逐流，凡事有父母師長安排妥當；在美國卻不得不破釜沉舟。眼看學生簽證限期將至，又未有心儀工作，楊薇申請獎學金繼續深造，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與生化結下畢生之緣。

她評價美國教育賦予她開放、自由、獨立的精神；中國教育則打下扎實的數學和物理基礎，共產主義教育教會她分享，文化大革命時代和美國強調創新的教育合力影響她在科學上「造反」。

在楊薇看來，新一代留美中國青年研究員傳承華人刻苦鑽研精神，卻缺少科學造反精神和集體意識。有的年輕人眼界、思路窄，導師指到哪才做哪；有疑問寧願掏出手機查Google，都不願尋求團隊幫助。

她目前的日常工作是指導學生、繼續個人研究和撰寫論文、出席學術會議，但也毫不耽誤周末與朋友相約爬山，假期與丈夫環遊世界。她說，對於科學家來說，每人都是自己的老闆，為自己負責，掌握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節奏。